其次，機密檔案還揭示了相當多的孕婦或被姦污，或被蓄意拷打殺害，以致造成一屍兩命的悲劇。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晚，玉洪公社合祥大隊革委主任牙永庭召開的殺人現場會議，農民班龍顯因參加「四･二二」被挖坑活埋。「班龍顯死後，其妻韋氏平已懷孕三個月，但牙永庭色狼成性，於同年九月間兩次闖入韋氏平房間強行姦污。」賀縣信都公社信聯大隊在「刮颱風」時，決定召開群眾大會批斗羅亞銀夫婦。因羅的丈夫在水利工地被管制勞動未回來，當天只好批斗羅亞銀一人，並要其女陳冬蘭陪鬥。在群眾批鬥會上羅亞銀被亂棍活活打死，跪在屍體旁邊的已經懷孕八個月的陳冬蘭被兇手打死後，見陳冬蘭腹部在動，又向其腹部猛打，使陳冬蘭一人二命被活活打死。
最後，機密檔案還記錄了：施害者們即便無法姦淫，也不放過受害的女性。他們在刑訊中有意著力於故意傷殘女性的乳房和陰戶，直接導致被害者慘死。而被害女性死後，屍體更遭性暴力和侮辱。如一九六八年秋，南丹縣車河公社龍藏大隊在製造駭人聽聞的「反共救國團」的假案時，大隊革委副主任、大隊鬥批改領導小組副組長容盛強親自拷打十五歲少女容秀梅：「把她的衣褲脫光，用燈去照和用火去燒她的大腿和陰部，容秀梅喊爹叫娘，呼天喚地，那悽慘的叫聲，那悲痛的哭聲，使大地抽泣，使高山落淚。但人面獸心的容盛強還厚顏無恥地威脅容秀梅：『你給我搞，保險你沒問題；你若不同意，就叫你死！』」
另一個案例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合浦縣石康公社在許平志（公社代理書記）、莫家俊（公社武裝部長）等人的策劃和主謀下，召開了全社萬人批斗大會，屠殺四類分子。其中圩鎮大隊陳國蓮，丈夫勞改後，她攜養一子一女，被誣作風不正，大隊「文革」組織一千多婦女開展批鬥，迫其承認亂搞男女關係，她衣服被剝光，被兇手用棍捅其陰部致死。無獨有偶，馬山縣被稱為「一場驚心動魄的殺人案件——加方公社『三･二』事件」中，蘭普吉（加方公社營業所副主任）只因是「四･二二」負責人被武裝民兵打得死去活來，他太太蘭盧美金見此情況就跑來向民兵求情，不料非但被兇手打，還被人用一條尖木棍捅進她的陰部去，致使她流血而死。
以性暴力辱屍的案例也不勝枚舉，如靈山縣陸屋公社廣江小學女教師黃少萍，年方二十三歲，因出身地主，被殺死後，兇手把她的衣服剝光，並用木茹棍捅入陰道，陳屍路邊。再如，一九六八年九月下旬的一天，上思縣思陽公社主任陸巨吉布置殘殺南寧展覽館押送回來的「四･二二」的本地俘虜。從南寧押送回來的女青年陸玉江和四個男社員活活打死。陸玉江死後被裸體陳屍路旁，並把竹木插入陰部示眾。欽州縣城武鬥，少數派的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因為她長得漂亮，兇手就還把她的褲子扯掉，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況難以言狀。被害者死得慘，死後更慘。
性暴力的「譜系說」
閱讀這些獸性畢露、令人毛骨悚然的案例時，恐怕讀者會問：施害者們還是人嗎？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回答這些和戰爭大屠殺有關的性暴力問題，西方學者有過一些的分析，其中比較有啟迪的是性暴力的「譜系說」。這一學說認為：性暴力其實是和平和戰爭時期的一個普遍的暴力譜系或一個特別的性暴力譜系的一部分，或者一種更擴大的延續。這一理論還認為：如果這些性暴力在某些國家裡重複發生，那麼常常愈演愈烈。
作這一如是觀，我們便不難想到在中共建國以來（包括建國前在所謂的「解放區」內），中國農村大規模地對「四類分子」及其家庭施暴，尤其是大規模地性占有和性侵犯他們的妻女的「普遍的暴力譜系」。廣西文革大屠殺中的性暴力並不是第一次，最早的「特別的性暴力譜系」原型可以追溯到所謂的暴力土改中。晚近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智效民研究中共早期晉綏土改的著作，就揭露了中共早期土改中「分房、分地、分老婆」的固有模式，重慶獨立學者譚松在他對四川東部暴力土改的調查中，更向我們描述了廣西文革中似曾相識的性暴力的場面。
由此可見，從土改開始，四類分子的妻女便和他們的土地一起，作為一種被合法剝奪的「財產」分配給所謂的農村革命階級——「貧下中農」。從土改到文革的十多年裡，地富及「四類分子」早已淪為政治賤民。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貧下中農們」和他們一起在所謂的合作化運動里被中共剝奪了土地，斷絕了在這方面的分配欲望。
但是，四類分子們辛勤勞動，還是有一些可憐的雞鴨餘糧的積蓄的，尤其是他們的兒子或娶上了漂亮的媳婦，他們的女兒或出落成豆蔻年華的少女，這便激發了那些「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壓抑在心底的最齷齪的性慾望：既然第一次暴力——土改時分配地富的妻女是合法的，為什麼文革中不來第二次再分配呢？在回答「他們還是人嗎？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時，這一「性暴力譜系」理論著重考察了和平和衝突時期的關聯。
它指出：施害者之所以能在大屠殺中犯下這些常人難以理解的獸行，還和和平時期被害者被統治者的意識形態長期非人化有關。當敵人被描繪成「罪有應得」時，暴力的責任就「被轉移給了敵人」。而對他們的任何暴力都在道德上被合法化了。這種「責任的轉移」所產生的強大的「道德疏離」，會使暴力行使方式增多，暴力的目標拓寬，性暴力常常應運而生。對中國大陸數千萬四類分子來說，文革前的十七年他們被非人化、公開被稱為「應當消滅的階級」的宣傳和政策難道還不多不夠嗎？因而文革中出現如此規模的大屠殺和性暴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