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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默之後,英國在害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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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默的離開,也許只是英國首相名單上的又一個名字。然而,一個曾經相信「寧可容忍錯誤,也不輕易壓制表達」的民族,如果漸漸開始相信「為了避免風險,最好什麼都少說」,那麼真正離開的,恐怕不是某一位首相,而是英國人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一部分傳統。帝國當然早已消失,但比帝國更難重建的,或許是一種不害怕說話的勇氣。

斯塔默今宣布辭職

斯塔默辭職,英國十年之內迎來第七位首相。對於一個經歷過邱吉爾、柴契爾夫人和布萊爾時代的國家來說,這種頻繁換相,倒未必意味著天塌下來。英國的制度向來如此,唐寧街十號的主人可以換,白廳官僚系統照樣運轉,倫敦地鐵依舊誤點,《泰晤士報》第二天照常出版,下午茶照喝,足球照踢。英國人向來不喜歡法國人的革命,也不羨慕美國人的激情,他們更相信緩慢而平庸的延續。

然而,真正值得注意的,並非斯塔默的離去,而是過去二十多年英國悄悄發生的一種變化。

英國曾經是一個相信「讓別人說蠢話也是自由的一部分」的國家。邱吉爾在國會面對政敵惡語相向,倫敦酒吧里工黨和保守黨支持者可以吵得面紅耳赤,第二天照樣各自上班。英國人最引以為傲的,不是國王,也不是帝國,而是一種「說話不用先看警察臉色」的傳統。

然而,英國今天似乎越來越不相信這一套。

從反恐、網絡監管,到仇恨言論和所謂「非犯罪仇恨事件」,國家機器越來越傾向於提前介入。理由當然冠冕堂皇:防止極端主義、保護弱勢群體、避免社會撕裂。每一項措施單獨拿出來,都有充分理由;每一次權力擴張,都伴隨著善意和掌聲。

問題在於,自由的減少,很少是以暴君的姿態出現。英國人不會一夜之間醒來,發現自己生活在《一九八四》的世界。真正的變化,是普通人開始學會一句話:

「算了,還是別說了。」

這句話比任何法律條文都重要。

據公開資料,英國每年有上萬宗涉及網絡通信法的逮捕,最終定罪者只是其中一部分。支持者說,這是打擊仇恨和騷擾;批評者則擔心,程序本身已經足夠讓普通人望而卻步。畢竟,警察上門、手機被查、律師費和鄰居異樣的眼光,縱然最後無罪,也沒有幾個人願意經歷第二次。

更有趣的是,一個曾經以經驗主義著稱的民族,如今在某些問題上卻越來越不願意讓數據說話。關於雙重執法是否存在、不同群體是否受到同等對待,各種爭論沸沸揚揚,但統計並不透明。官方希望公眾相信制度公平,而公眾則越來越習慣於從社交媒體和個案中尋找答案。結果是雙方互不信任,陰謀論和民粹主義乘虛而入。

英國的問題,當然遠遠不能與極權國家相提並論。英國仍然有自由選舉,有反對黨,有媒體批評,也有人每天在電視上罵政府而安然無恙。但一個老牌自由國家的衰退,從來不會以斷頭台和坦克開始,而是從一種更微妙的情緒開始。

那就是恐懼。

害怕冒犯別人,害怕說錯話,害怕成為新聞,害怕被程序,害怕被誤解。於是,大家都越來越客氣,也越來越沉默。

斯塔默的離開,也許只是英國首相名單上的又一個名字。然而,一個曾經相信「寧可容忍錯誤,也不輕易壓制表達」的民族,如果漸漸開始相信「為了避免風險,最好什麼都少說」,那麼真正離開的,恐怕不是某一位首相,而是英國人自己曾經引以為傲的一部分傳統。

帝國當然早已消失,但比帝國更難重建的,或許是一種不害怕說話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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