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礦醫院手術室前照，中立者為我
1963年，我是寶雞市太白縣醫院剛從醫學院畢業不久的年輕醫生，因反右傾運動中單位要完成「右傾分子」人數指標，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定性，我被判處了三年勞教（1979年徹底平反）。將近三年後的1966年，我被分配在崔家溝煤礦就業。沒滿3年（差兩個月），是因為礦上急著要人。我記得去的時候看到礦上黑板寫有文化大革命的事。那時文革才開始。因我們不參加文革，只聽說社會上剪頭髮剪褲腿。那是66年夏天，記得我去焦坪照像還是穿的單衣。
按當時政策，勞改勞教刑滿釋放後，大多並不能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不能回到原來的生活，而是國家同意安排「就業」，所以一些地方就有「二勞改」的稱呼和特殊的「就業」單位。有的時候，在農場刑滿後，「就業」就在原來服刑的農場，只是有了更多自由、有了工資。
當時的崔家溝煤礦並不是礦務局屬下的地方國有煤礦，它是由陝西省公安廳勞改局領導下的勞改就業單位。但這裡並沒有電網、軍警、哨樓、高牆，而更多的是平靜與寂寥，這在瘋狂的文革時代更是非常少見的。
崔家溝煤礦位於陝西銅川市西北部山區，是與旬邑、黃陵交界之三不管地。此煤礦原名躍進礦，為勞教單位，對外稱101信箱。後因勞教分子服刑期滿，遂改為就業礦，名稱亦因地域改為崔家溝煤礦。全礦以大隊為單位，分13個大隊，除13隊駐瓷腰子屬老殘隊外，其餘12個大隊包括掘進、回採、運輸、機電、通風、救護等一線隊。另有宣傳室、設計室、浴地、礦燈房、機加工車間、食堂等。各隊除小隊長以上職務由幹部擔任外，組長由就業人員擔任。一線隊組以下又分茬，實際叫工作面，每個茬4至6人，設負責人（礦工自嘲曰茬首長）。
我剛從馬欄農場到該礦就業，分在回採中隊，先干嚯煤工，不久就升任打眼放炮的茬首長。創造出一茬進度3m的高紀錄，超過了原本礦工出身的就業人員齊長敬。曾使當時公安廳來礦蹲點的幹部驚異，特問了我的過去，得知我過去是一名醫師後，他更是覺得不可思議。逐在大會上說：「你們都是干體力活出身，怎麼這樣不行，黃長明是知識分子出身，人家乾的多強，我說黃長明勞動關已經過了」。其實，那時自己20多歲，正是身強力壯的年紀，由於幾何三角的理論基礎知識，選擇打眼角度較準確而己。那時下井每月工資37.4元，下井費一個班0.5元，除工作服、安全帽、膠靴外，再無任何補貼。糧食標準54斤（月），粗糧百分之三十，以細糧為主，我每月余還剩很多粗糧票。
一茬分四人，采角專司打眼放炮。將煤打下最好轟在溜子（皮帶運輸機）上或附近，但也不能全上溜子，否則壓溜子就麻煩了。還得向下嚯煤，應該是不多不少，不超過機器負荷。最好在溜子邊，減輕嚯煤工的勞動。這就需要采角的眼力，掌握合適角度。裝藥多少也有講究，全靠經驗。還有一人稱支保工，負責放炮後空間的支架。我們當時用木料（現已改為金屬支架），移動支架很累。其它兩人系嚯煤小工。采角要注意頂板，發現危險立即喊避。我們是壁式回採，安全係數大。還有一種叫洞式回採，產量大，浪費也大，又不安全。
我在井下幹了一年多，由於就業人員不准參加文化大革命，我們反而過得相對太平。1967年12月12日我和妻子結婚。婚後一個月，因礦上幹部參與文革、兩派武鬥，造成較多傷亡，礦醫院需要醫生，我因此被調入醫院。
我當采角時，河南人蘆生明是我的支保工。李華、王小保（陝西人）任嚯煤工。我離礦時李華尚在，蘆生明、王小保都被頂板冒落的石塊砸死了。願他們在天之靈安息。
那時的礦醫院基本是就業人員，身份是幹部的醫生很少。醫院只分內、外、中醫、婦產、化驗、理療、X光等科和一個處置室，一個注射室，醫師絕對是一流的。基本上全是「右派」和各種政治問題進來的，僅個別是因為男女關係問題（當時稱生活作風問題）勞教後就業的。醫院共有病床30張，每日忙忙碌碌，除擔負全礦醫療外尚有附近鄉村、以及市區患者慕名而來者。
內科有龐春秋、李振武、李琨三人是「右派」、李洪義（曾因非政治問題勞教）、由幹部醫生譚先柱領導。外科李明志、朱子威二人是「右派」，馬世暢、呂伯玉、孫孝明和我，還有手術室護士孫家梁等人，都有不同政治罪名。另有謝振海（他罪名是盲流）。我們都由幹部醫生孫文輝領導。中醫曹計龍、化驗毛德仁、X光李維成、他們三人是「右派」，由幹部醫生劉沛然負責。（以上凡右派的後來都被改正，有政治罪名的後來也全部得到平反。）另外尚有擔任護士看護許多人。這些人原本多是社會醫療界的骨幹。這樣一個名醫匯集的醫院，手術精湛、診斷準確、治癒率相當高，自然吸引社會患者蜂擁而至。在醫院我工資升為43.5元，由於不再從事重體力勞動，定糧減為30斤（仍有30%粗糧）。
我看過許多關於勞改勞教及就業人員受迫害折磨的文章，而我卻沒有這種經歷（僅軍管時一個小兵踢我一腳），在醫院和幹部醫生相處基本和和氣氣。醫院設了一名管教幹部，每晚2小時政治學習，基本不照面。除工資、福利過低外，上班下班和社會上沒太大區別。現在想來，文革期間多虧身處崔家溝煤礦，如在社會上，象我這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不死也得脫層皮。
煤礦的隊上也一樣，幹部們忙著造反，忙著抓革命，沒有功夫管就業人員的閒事。我是外科骨幹醫生。當時流行一句民諺：「聽診器、方向盤、人事幹部售貨員」，那是別人有求於你的職業。我就靠「一把刀」走了許多「後門」，也時常幫助隊上的幹部們走「後門」。不過當時不興紅包，人們也沒有這個概念。我在礦內外接觸人較多，辦事順當，在林場可以買到木料，在農民的小煤礦可以買煤（當時這些均為計劃物資）。生活用品如大肉、油、蛋、糖，在社會上全是限量供給，而我只要有錢全能買到。那時農村醫療工作薄弱，附近公社，大隊有病全來醫院。尤其當時礦周圍有許多小煤窯，川流不息的運煤車，經常發生傷亡事故。所以我可以說是沒明沒黑地忙在手術室或處置室，從而也練就了我創傷外科的精湛技術。
勞改勞教釋放後的就業人員，簡稱「老就」，也同樣是人，同樣有自尊心。70年代那裡還發生一個「513事件」（和汶川513地震巧合）。礦區周邊建設梅家坪－－焦坪鐵道，從農村抽調一批農民工參加建設。當日，一夥農民工來礦上商店購物。礦商店供應白糖（限購半斤），原本是供給礦上的，這伙農民工卻要搶購。其它人並未說什麼，按次序排隊就是。誰知這夥人並不排隊，硬要搶先。後面人說了一句，他們立即張口大罵，什麼「勞改犯有什麼資格」、「就業犯還吃什麼糖，屎都沒得你吃的」、「你們這群烏鬼王八蛋」等等，雙方爭執激烈，相持不下。一傳十，十傳百，立馬全礦震動，就連井下生產的人員也上井理論，一時間數千人將商店包圍。幹部們嚇呆了，他們曉得這群綠林好漢聚集起來的力量，擔心事態擴大，急令全體幹部出動分頭勸說，並責令那伙農民工立即離礦，好不容易才平息了這場糾紛。
在醫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們同科室的謝振海，其人是院內元老，一直在外科。他是個賣雪花膏的（據說他對雪花膏的製作過程十分熟悉）。可能在國軍中當過衛生兵，對醫療簡直外行，根本不懂醫療術語，大約是靠胡吹冒料到醫院的。記得那還是我尚未調醫院時的事。當時兩派幹部武鬥，一派名曰219，一派名曰212，動起真傢伙。聽說有位叫吳招梅的屬212的幹部被槍擊中腰背，抬往醫院。我當時年輕好熱鬧，趕往醫院觀看。按照脊柱傷治療原則應儘量避免移動，移動時要保持傷處，然後拍片在手術室精心探查，解除脊髓受壓。但我看到的一幕卻大出意外。傷者被放在處置室床上，謝振海用一把直止血鉗沿彈道塞入，狠勁向外拉出，說是子彈。結果從裡面拉出脊椎橫突，患者立即無痛感。我心裡明白，完了！肯定脊髓被拉橫斷，留下終生截癱。果然此人以截癱了卻後生。現想來很後悔，當時怎麼沒出面制止。但那時我在井下挖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加之當時醫院裡的內行們都不言語，作為煤黑子的我，哪有資格說三道四。這個秘密我一直守口如瓶，直至今天才說出。
吳招梅妻子是場部管教科幹部，對我很不錯，我也從未向她吐露過。謝振海這個人始終很神秘，藉貫、年齡、甚至姓名也不一定是真的。他和礦附近一位農村婦女結婚，並生育二子一女，安穩過了二十年。改革開放後不辭而別，再也沒回來。猜測他是回了老家，但老家在哪？是否叫謝振海？還是一個謎。
後來在就業人員中也常開展運動。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不是社會上的內容），號召人們互相檢舉揭發，但收不到效果，便將一些人的老問題拿出批鬥，「右派分子」趙經緯就是在這次運動中自殺的。
趙經緯也是一名醫生，原任西安第四人民醫院內科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馬欄農場江南站勞教，解教後送崔家溝礦醫院就業。因和幹部妻子有染，激怒了幹部們，從醫院貶往瓷腰子老殘隊繼續勞動。運動開始後上鋼上線，說是階級報復。大會批，小會鬥，他實在受不了，便在夜晚用刀片割開股靜脈而亡。
大約在70年代中期，崔家溝煤礦擴建，相繼又建起桃花洞，杏樹坪兩個礦區。重點轉移至杏樹坪，並開始接收犯人。隨著1976年文革結束，逐漸冤案平反，1979年後，原醫務人員幾乎走空。醫院雖遷至杏樹坪，又建了醫院大樓，但醫療水平明顯下降，已沒有當年車水馬龍門庭若市的場面。整個文革時代我在崔家溝煤礦醫院渡過，由於不允許就業人員參與文化大革命，我們沒有經歷社會上如火如荼的運動，也沒有敲鑼打鼓鞭炮轟鳴的歡鬧，我們更多是旁觀幹部們的文革，自己反而相對平靜和安全。
現在那裡已築起高牆，修起哨樓，名副其實是崔家溝監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