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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羞辱作為政治手段

出於這樣的原因,心理學家把羞恥稱作一種社會性或跨人際的情感。大多數情況下,它會在第三方在場的時候出現。被調查的人中只有六分之一表示,羞恥是一種私人的、與自我有關的情感。羞恥感植根於社會氛圍之中,這使它變得很強烈也很危險。由於害怕受到羞辱,人可能會拿自己的性命冒險。比如埃里希·凱斯特納(Erich K.stner)的兒童文學經典作品《飛翔的教室》裡面,小烏利從一個高高的梯子上跳下來,想要證明自己不是膽小鬼。他的同學們經常因為他缺乏勇氣而嘲弄他,每次他都會「滿臉通紅」。這一跳雖然使他受重傷進了醫院,卻讓那些羞辱他、嘲笑他的人再也無話可說了。

在凱斯特納的烏利——這部小說發表於1933年——成長的時代里,懦弱是一種嚴重的道德缺陷。男孩子必須勇敢,並且要證明自己的勇氣。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就會受到鄙視、被虧待,甚至被排除在群體之外。烏利接受並內化了這一觀點,他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那些嘲弄,只能鋌而走險。伊莎貝爾·拉撒瑪娜的情況有所不同。她感到羞愧,估計不是因為無視父親的禁令,把自己稍顯暴露的照片發布到網上。她對於道德和規矩的理解,不一定與她父親的相同。讓她感到羞恥的,是父親對她的懲罰行為及其在公眾中的傳播。如果剪頭髮是在家中關著門發生的,那伊莎貝爾也許還可以把剃光頭說成自己有意為之,這樣做是為了標新立異,彰顯自己的風格,但是那個視頻向眾人暴露了她的無力和所受的侮辱。

當眾侮辱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在上述這些案例和很多其他例子中都昭然若揭。它們不但彰顯了施害者的權力——施害者認為,他們有權對自己眼中違反某條規則或不符合他們期望的行為加以斥責或制裁;還彰顯了觀眾的力量,不管這些觀眾是身臨現場的,還是虛擬的。權力與無力、羞恥與羞辱、施害者與受害者之間的戲劇不斷地在公共的展示場所中上演。公眾可以贊同這個羞辱行為並提升它的強度,也可以加以拒絕。如果羞辱別人的人自己被羞辱了,那權力關係就會發生扭轉。這種情況在現代歷史中時有發生,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直觀的材料,既有個別人選擇保持距離的案例,也有眾聲批判,既有個人的抗議,也有集體的反抗。

【內容簡介】

德國著名歷史學家、情感史研究領軍人物烏特·弗雷弗特,在本書中將目光投向一種長期被忽視卻無處不在的現象——羞辱。她探究數百年的歷史,跨越法庭、軍隊、學校、外交以及大眾傳媒等不同情境,考察羞辱如何被制度化地運用於懲戒、教化、規訓與統治,並由此塑造人與人、人與制度、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和秩序。

從19—20世紀圍繞「叩頭」展開的外交角力,到二戰後勃蘭特的「華沙之跪」;從公開處刑時代的街頭恥辱柱,到報刊、電視、網際網路的「象徵性恥辱柱」,弗雷弗特呈現了羞辱形式的不斷變化,也揭示了始終如一的真相:羞辱不僅是一種情感體驗,更是一種政治實踐,是通過貶抑他者來確認自身權力的重要手段。即便近現代以來個人權利提升,羞辱仍以更加隱秘、更具傳播性的方式四處滲透,它所需的公共舞台從廣場轉移至附近、日常和網絡,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圍觀者、審判者,以及被羞辱的對象。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歷史與秩序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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