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宣言》與黑奴情婦
《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傑斐遜近年來受到不少左派的攻擊，尤其是死死揪住他蓄奴以及他與女奴薩麗·海明斯（Sally Hemings）的私情不放，藉此抹黑國父聲譽和美國的民主制度。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在傑斐遜《獨立宣言》的原始手稿中，曾包含一段措辭極其嚴厲的語句，痛斥奴隸制為「對人性本身的殘酷戰爭」，並對販奴貿易的始作俑者英國國王進行了強烈譴責。然而，由於當時正值獨立戰爭的關鍵時刻，大陸會議為了換取依賴莊園經濟的南方各州以及參與奴隸貿易的北方商人的全票支持，被迫做出務實妥協，將這段文字完全刪除。這個刪改過程，深刻折射出美國建國初期在政治理想與現實利益之間的激烈博弈。
歷史事實表明，傑斐遜在思想和內心裡是真心痛恨奴隸制並渴望廢除它的。早在起草《獨立宣言》之前，他在擔任維吉尼亞議員以及後來的州長期間，就曾系統性地嘗試在法律層面上逐步廢除奴隸制。在1770年代末和1780年代，他曾向維吉尼亞立法機構提交過一份雄心勃勃的「逐漸廢奴法案」（Gradual Emancipation）。不僅傑斐遜本人竭力推動，他那後來擔任維吉尼亞州長的女婿，以及最器重、擔任維吉尼亞議員的長孫，兩代人都在維吉尼亞政壇上繼承並推進了他的這一主張。
既然真心廢奴，他為何不從自己做起，像華盛頓那樣在遺囑中釋放全部奴隸？現實是殘酷的。由於傑斐遜一生深陷巨額債務，在法律上，他的奴隸嚴格來說屬於銀行和債權人的抵押資產，他根本無權擅自釋放。他去世後，其標誌性莊園蒙蒂塞洛（Monticello）和絕大多數奴隸悉數被拍賣用於抵債。這種經濟上的徹底破產，剝奪了他作為個人去踐行廢奴理想的自由。作為現實中的政治家和莊園主，他被時代的體制、經濟的重壓以及對內戰分裂的恐懼牢牢捆綁。正如他自己那句著名的矛盾表態：「我們手握著狼的耳朵，既抓不牢，又不敢放手。」
至於被輿論推上風口浪尖的「薩麗性醜聞」，兩人的關係絕非簡單的「主奴壓迫」。薩麗擁有四分之三的白人血統，從血緣上說其實是傑斐遜夫人同父異母的妹妹，外貌與白人幾乎無異，甚至與傑斐遜夫人有諸多神似。正因為這種特殊的家庭背景，海明斯家族在蒙蒂塞洛種植園中處於絕對的「特權階層」——他們無需從事任何粗重的田間勞作，而是擔任高級家僕、工匠或裁縫。傑斐遜甚至默許薩麗的幾個孩子在成年後以白人身份融入社會，並在遺囑中給予了她其餘孩子的自由，這在當時的蓄奴州是極其罕見的優待。
傑斐遜的妻子瑪莎在1782年早逝，年僅39歲的傑斐遜在亡妻床前曾承諾絕不再娶。幾年後，傑斐遜前往巴黎擔任駐法公使，薩麗·海明斯作為隨從同行。正是在巴黎這個奴隸制不合法的環境裡，兩人的長期關係拉開了序幕。而從當時的政治大環境來看，傑斐遜對此保持秘密是再正常不過、也是必須的選擇。作為啟蒙思想家、民主共和黨領袖及後來的美國總統，任何跨種族的親密關係在政敵眼中都是致命的政治黑料。1802年，政治記者詹姆斯·卡倫德（James Callender）正是利用這一傳言在報紙上大肆攻擊傑斐遜。面對這種能導致政治生命徹底毀滅的醜聞，傑斐遜在公開場合採取了終身保持沉默、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策略。在當時維吉尼亞的法律體制下，他也絕不可能給薩麗一個公開、合法的妻子身份。
傑斐遜的悲劇，在於他既是思想上的巨人，也是舊制度的囚徒。他以超越時代的理念開啟了一個新時代，卻無法徹底擺脫舊時代的束縛。
理解歷史，需要的是同理心，而不是站在今天的道德高地上指點江山。我們當然可以用現代價值觀反思歷史，但絕不能脫離歷史語境，以今天的道德標準簡單審判歷史人物。歷史需要反思，而不是苛責；需要理解，而不是展示個人的道德優越感。
（註：圖片是普立茲獎得主、編劇蘇珊-洛里·帕克斯創作的《薩麗與湯姆》（Sally& Tom）中的劇照，此劇被《紐時》譽為「既令人捧腹又讓人揪心的套娃式神作」，我朋友近日組織了該劇在DC的演出，請我去觀看，未去，但有若干感想記之如上，以此紀念美國250歲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