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板明夫遇襲案，台灣警方還在調查，北京國台辦已經替案件下了定義。
國台辦發言人說，這是一宗「普通治安類個案」，並稱嫌疑人「出於義憤」才作出有關舉動。短短几句話，既判斷了案件性質，又解釋了犯罪動機，還順便排除了政治因素。聽起來效率極高，幾乎比偵查機關還快。
問題就在這裡。
一個刑事案件，從發生到偵辦，本應遵循最基本的程序：調查、取證、訊問、交叉印證，最後才由司法機關確認事實。無論是普通治安案件還是政治案件，嫌疑人的動機都屬於調查對象，而不是調查起點。
然而，案件尚未查清，國台辦卻已經知道嫌疑人是「出於義憤」。這不免讓人疑惑：這種判斷依據何在？
當然，不能因為一句話，就推論北京一定事先知情，更不能據此斷言幕後存在什麼組織策劃。刑事責任必須建立在證據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猜測之上。
但同樣地，一個政府部門也不能因為自己代表官方，就可以跳過證據，直接替案件完成心理分析。
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誰相信陰謀論，而是誰在繞過程序。
如果今天任何國家的外交部門，在外國一宗尚未調查完成的刑事案件中，公開宣布嫌疑人「出於義憤」，外界大概都會提出同樣的問題：你是依據警方調查，還是依據自己的政治判斷？
如果依據警方調查，那麼調查何時已經完成？如果依據政治判斷，那麼這種判斷又為什麼可以代替事實？
國台辦同時強調，這只是普通治安案件，不應政治化。然而，當官方主動解釋犯罪動機的時候，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政治層面。因為「出於義憤」四個字，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它不是描述行為，而是在解釋行為。
這恰恰形成了一種耐人尋味的矛盾：一邊說不要政治化，一邊又用政治語言替案件定性。
中國古話有一句：「此地無銀三百兩。」真正耐人尋味的，從來不是一句否認，而是否認得過於具體。
如果案件確實只是普通治安事件，最自然、也最符合程序的回應，其實很簡單：「案件正在調查，我們尊重司法程序，不便評論具體案情。」這樣的回答既符合國際慣例，也不會留下任何爭議。
偏偏選擇了一種更積極、更確定的說法，結果反而讓外界產生更多疑問。
現代法治之所以強調程序，並不是因為程序比真相重要，而是因為沒有程序，任何人都可以比證據更早知道答案。今天可以說嫌疑人「出於義憤」，明天也可以說別人「別有用心」。當結論走在調查前面，程序便只剩下形式，司法也容易淪為說明既定結論的工具。
因此，矢板明夫遇襲案最終是否涉及政治背景，仍應等待調查結果，也應該由證據說話。但國台辦這次回應留下的真正問題，卻已經擺在公眾面前：為什麼一個仍在偵辦中的案件，官方卻能夠如此確定地解釋嫌疑人的內心世界？
這恐怕比案件本身，更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