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改革開放完成了什麼，又留下了什麼？
我一直認為，有一句話可以概括改革開放四十餘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不是完成了中國現代化，而是完成了列寧黨國的現代化。
它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數位化和全球產業鏈布局，也建設了高速鐵路、現代港口、網際網路平台和龐大的製造體系。它讓國家能力空前增強，但與此同時，它沒有完成另一項更重要的現代化：沒有完成法治國家建設；沒有完成公民社會建設；沒有完成權力制衡；沒有完成地方自治；沒有完成有機共同體的重建。
於是，我們看到一種奇特的歷史景象：國家越來越現代，社會越來越萎縮；科技越來越先進，公民越來越無力；財富不斷增長，共同體不斷破碎；治理能力不斷增強，社會信任卻不斷流失。這正是紅朝新洋務運動最大的歷史悖論，它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機器，卻沒有塑造一個現代文明社會。
六、告別改革開放，也告別一種歷史幻想
在許多人心中，高善文代表著改革開放時代最後的經濟理性。他讓我想起晚清的容閎、郭嵩燾，也讓我想到民國時期那些相信教育、法治和現代制度能夠改變中國的人。他們不是失敗者，他們只是歷史過渡時期的人；他們完成了屬於自己的使命，卻無法決定歷史最終的方向。
今天，真正結束的，不只是改革開放時代的一代經濟學人；結束的，也是幾種曾長期支撐中國社會的歷史幻想：相信經濟增長能夠自然帶來政治現代化；相信市場經濟能夠自動孕育公民社會；相信全球化能夠替代制度改革；相信國家現代化必然意味著文明現代化。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命題都不能自動成立。沒有社會的成長，就沒有真正的現代國家；沒有公民共同體，就沒有真正的法治；沒有權力受到約束，就沒有可持續的現代化。
七、新洋務運動之後，中國向何處去？
因此，中國今天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是否繼續改革開放，也不是重新回到計劃經濟。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完成那場始終沒有完成的社會現代化。
我一直提出，中國真正需要結束的，不只是某一種經濟政策，而是國家長期吞沒社會的歷史；真正需要開啟的，也不是新一輪洋務運動，而是新的共和建設；未來中國現代化的方向，不應再是「國家生成社會」，而應是「社會生成國家」。讓社會重新成為國家合法性的基礎，讓公民重新成為政治生活的主體，讓家庭、教會、鄉村、行業協會、公益組織、大學、媒體等有機共同體重新生長，讓權力回到法律之下，而不是法律屈從於權力。
從革命黨國家走向憲政共和國；從黨國走向法治；從國家中心主義走向公民社會；從權力中心走向社會中心。這不僅是一種制度轉型，更是一場文明重建。
高善文走了，一個時代結束了。
但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那個時代的回歸，而是中國終於能夠走出一百七十餘年來不斷「洋務」、不斷陷入制度困境的歷史循環，完成從國家現代化走向文明現代化、從黨國現代化走向共和現代化的歷史跨越。
那一天，改革開放一代未竟的夢想，或許才能以另一種方式真正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