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史丹福大學Cecil H. Green圖書館(2004-12-17)
一位朋友告訴我，閱讀是一種古老的技術，只不過是獲取信息的一種不同方式而已。我們現在有能力將各種想法提煉出來，用更有趣的方式來呈現，比如短視頻，所以人們當然會使用它們，他繼續說道。
對此我並不完全贊同，但我們都認同這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現在幾乎沒人讀真正的書了。我們並非文盲（illiterate），而是後閱讀時代（postliterate）的人。這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特約撰稿人羅斯‧霍洛維奇（Rose Horowitch）一篇令人不寒而慄的文章《閱讀的終結已然來臨》（The End of Reading Is Here，07/08/2026）所表達的主旨。
這篇文章記錄了我們直覺中感受到的現象。2022年，只有不到一半的成年人會讀書；只有38%的人讀小說。每日休閒閱讀的比例從2004年的28%下降到2023年的16%。我相信現在情況更糟。我每天都能感受到這一點。我常常讓時間流逝，幾天甚至幾周過去，然後才突然意識到：我沒有滋養我的大腦；我只是在消耗信息。我們所有人都是如此。
在年輕人中，情況更糟。Z世代對閱讀毫無興趣，他們認為閱讀是過時的技術，而他們年輕，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因此，我很容易就能發現與Z世代交流時存在巨大的理解鴻溝。歷史？知之甚少。文學？想都別想。文化典故？完全不得要領。
這一切很大程度上源於閱讀時間的減少，以及取而代之的是社交媒體上毫無意義的垃圾信息。這是「封鎖一代」（generation lockdown），成年人強迫孩子們陷入一種奇怪的孤立狀態和網絡成癮。他們的成長歲月被剝奪了，這一點顯而易見。
我無需贅述傳統閱讀正在消亡或已經消亡的經驗證據，因為我們都知道這一點。但這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呢？
霍洛維奇引用美國開國元勛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的話，闡述了閱讀對美國革命的重要性。在古代，只有少數人能夠聽到政治家和哲學家的演說，但是有了書籍和報紙，人人都能接觸到這些信息。
「這些圖書館提高了美國人的整體談吐水平。」他在自傳中寫道，「這使普通商人和農民的才智與大多數其它國家的紳士不相上下。」美國古典思想家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的《常識》（Common Sense，1776）正是因此成為暢銷書，並鞏固了美國擺脫英國統治的決心。
我算是早期將大型文本上傳到網絡領域的創新者之一。那是1995年，網絡瀏覽器剛剛問世，隨之而來的是將書籍免費分發給數十億人的能力。我充分利用了當時的各種優勢，熟練掌握了各種工具，將至少一千本書籍以多種格式上傳到網絡。這段經歷讓我對提高人們的閱讀能力充滿希望。
後來古騰堡計劃（Project Gutenberg）出現了。我想，這就是實現全民閱讀的途徑。任何人都可以免費在自己的設備上獲取所有經典著作，所有構建文明的奠基之作。無需再等待送貨，無需在家中搭建書架，也無需再將書籍從一個住處搬到另一個住處。
如今，我們的夢想成真了：所有偉大的思想都將免費普及到每個人手中。我當時堅信，我們即將迎來前所未有的全民閱讀時代（universal literacy）。
此外，新技術也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資料庫幾分鐘就能完成過去需要幾天才能完成的計算。信件可以即時發送，無需等待郵寄。人們無需郵件即可跨越遙遠的距離進行溝通，發送文件和視頻，大大加快了一切節奏。
所有這些創新都創造了更多深度閱讀所必需的寶貴資源——時間。我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充裕時間，同時，獲取經典著作也變得前所未有的普及和經濟。後來，電子閱讀器（electronic reader）的出現讓這一切變得更加便捷。
一切條件都已具備，一場全民閱讀的復興即將到來。
然後，事情急轉直下。那些旨在節省時間的設備最終並沒有創造更多時間，反而縮短了人們的注意力持續時間。我們想要一切都即時滿足，而閱讀卻需要耐心、專注和集中精力。專注力（focus）是科技革命帶來的最後一個東西。
換而言之，所有新技術都產生了與我們預期相反的效果。它們重新訓練了人類的思維，使其追求即時滿足，並逐漸排擠了所有需要專注力的事物。我們沉迷於突發新聞、快速獲取信息和持續刺激帶來的多巴胺釋放（dopamine release）。
我犯的錯誤在於，我以為即使新技術讓傳統生活方式變得更容易獲得，這些傳統也會被保留下來。我沒有考慮到，新技術可能會將舊文化徹底摧毀，並用胡言亂語和無稽之談取而代之。
現在回想起來，鑑於電視的發展歷程，我應該預料到這種情況。在電視普及的早期，人們的預測是，電視裡會播放大量的大學課堂式的講座和交響樂表演。但節目播出後僅僅幾年，這個預測就被推翻了。
我花了數年時間撰寫文章，懇求人們充分利用一切獲取文學資源的途徑。然而我逐漸意識到，我的所有說教都顯得徒勞無功。我面臨著一場艱苦的鬥爭，因為新技術不僅讓書籍更容易獲取，還創造了無數比書籍更吸引人的替代品。
閱讀正在被擠壓。既然可以看看表情包、分享信息，為什麼還要讀書呢？隨著我發的帖子越來越多，我每天都能感受到這種變化。那些文字根本沒人看，它們都被無意義的內容擠占了空間。
從1995年到2010年，我花了15年時間將文本上傳到網絡。如今16年過去了，我對結果大多感到失望。「查找資料」（looking things up）的習慣已經變成了搜索第一個答案或者讓人工智慧生成答案，而不是真正去查閱任何內容的原始出處。
說得直白點，我就說說我的感受吧。年輕一代似乎對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一無所知。這麼說來，如果我聽起來像個老古董在抱怨年輕人的習慣，那就這樣吧。
這種普遍的無知已經蔓延到令人震驚的詞彙量匱乏——詞彙量是檢驗任何文明的良好標準——以及基本學識的喪失。這種情況如此令人反感，以至於我現在幾乎無法聽播客（podcast）了。大多數40歲以下人的語言習慣糟糕透頂，令人作嘔。
霍洛維奇對閱讀紙質書的理由進行了有益的闡述，不應僅僅因為紙質書過時就將其棄之不顧。她提出的每一個觀點都令我信服。
她說，閱讀就像擁有健康的身體一樣，並非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正如鍛鍊對身體的重要性，閱讀對大腦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它能重塑大腦，使其具備持續注意力、邏輯/抽象思維、反思能力和複雜分析能力等。它還能促進線性推理、內在專注和綜合能力等。文盲與識字者之間的差異體現在邏輯推理能力和擺脫當下情緒的能力上。
大腦「熟能生巧」（master what they practice），而用短視頻代替書籍會削弱注意力、想像力和執行功能等。
閱讀比被動接受信息更能促進深度參與。這是因為書籍需要積極思考（想像力、推理能力、跨文本理解），從而帶來深刻的見解和愉悅的閱讀體驗。視頻雖然信息密集，但更容易讓人感到信息過載，缺乏反思能力；人們在屏幕上的理解能力也較差。閱讀則能培養閱讀耐力和背景知識。
寫作和閱讀是歷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革，因為它使思想脫離了說話者的主觀臆斷，使得客觀分析成為可能，並在哲學、科學、歷史以及所有學科領域留下了永恆的記錄。它促進了知情公民意識（informed citizenship，例如，開國先賢們所設想的「愛閱讀的公眾」/a reading public）的形成。閱讀率的提高促進了理性、基於證據的討論。
霍羅維奇認為，後閱讀時代更青睞情感化、重複性、以貶義詞為驅動且自相矛盾的風格，而非細微的語義差別。它助長了支離破碎的非理性、簡單化的內容，以及一種虛無主義（nihilism）——這正是混亂大腦的默認狀態。
她認為，人工智慧（AI）會讓這一切變得更糟。它會削弱思考過程（構思、發現缺陷、獲得洞見）。它會用平庸的文本淹沒我們，要求我們具備更高的辨別能力，而與此同時，我們的技能卻在不斷退化。過度依賴人工智慧會讓我們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讀書給孩子們聽。自己也要在晚上和周末抽出時間，關掉所有電子設備，專心讀書。在談話陷入低谷時，不要忍不住拿出手機。不要讓科技取代我們的大腦，而是要訓練我們的大腦。現在有很多新的工具湧現，讓閱讀變得更有樂趣。例如，可以看看社群閱讀應用平台Storyaliz，博覽群書。
真正的讀寫能力還能恢復嗎？我不確定，因為我們從未真正經歷過這種情況。不可否認，後閱讀時代的文化衝擊力是巨大的，但是我們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作出一點改變。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克薩斯州奧斯汀（Aust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email protected]。
原文：Just How Postliterate Are W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