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新的一年，又是新的學期。我還是照常上課。與同事的關係又慢慢得到改善，校支部書記李某宣，那個左眼老斜視的會議主持人，還不時與我拉家常。有的熱心老師甚至還張羅著給我講媳婦。我心情也天天見好。有了好心情，工作起來自然勁鼓得足足的，多大的困難都不在話下。
五月初，我率領長坪區桌球隊參加縣級比賽。拿到了一個冠軍，兩個亞軍，一個季軍。真是一個捷報接著一個捷報，一個驚喜接著一個驚喜。儘管到手的就是幾塊玻璃木框框，分分子錢都沒一枚，可心裡頭那個舒服呀，甭提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寢室批改作業本，書記叫我去他的房間。我推開門，坐著的除了書記，還有一個——去年進城住學習班認識的專案組成員錢平。興許是給我作個結論，好放下包袱，輕裝上陣。
待我坐下，書記拿出語錄本，翻著。我注意到他的臉色一下子陰了，再一下子更陰了。「……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他一字一頓地念道。
「你什麼意思？！」我氣不打一處來，厲聲質問。見我敢犟，兩個先是一驚，跟著書記吹鬍子瞪眼睛地說：「什麼意思？學習毛主席語錄。」他聲調明顯高了不少。我聲調比他還高，已經是吼叫了：「白天還好好的，這一下子就成了敵人，就要打倒？！到五峰兩年，做了那麼多的工作，要說苦勞有苦勞，要說功勞也有功勞。如今到是敵人，要打倒！嗯？！」
「現在不是你講成績的時候。是講清問題的時候。有成績，要自覺的歸功於組織，歸功於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書記眼睛遠斜著，口裡教訓著。「有成績，要自覺的歸功於組織，歸功於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沒有那句話比這句流行語更無理、更霸道的了。做出成績不屬自己的，而犯了錯誤就是自己的了。這是什麼邏輯？譬如打牌，點了炮，你得開錢。可你胡牌了，你還是得開錢。你有病呀！這牌還有人打？
這句話的另一說法是：沒有「組織」，你就做不出成績。這是不是有點過了？我們不去講在沒有「組織」的西方世界人民日子過得怎樣，做沒做出成績；就在我們中國，沒有「組織」之前不是也有四大發明嗎？我炸雷似的吼了一聲：「我不學了！隨你們便！」車身退出房間，回到自己的寢室，閂上門，點著煙，猛吸著。我表現如此強烈，近乎失態，不計後果，是因為書記李某宣。
他是一個熱愛搞階級鬥爭幾近痴迷的人。文革開始，他是長坪小學的校長。整教師階段，他以為又迎來了一個金色的57年，使出渾身解數，號召群眾，指使學生張貼老師的大字報。
學校有個年輕女教師歐陽怡，清靈脫俗，能歌善舞，會教書，十分的優秀，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才。她戴著一塊當時特別希罕的手錶。居然被懷疑裡面藏有發報機，她本人則是台灣派來的特務。大字報滿處都是，以至她寢室的蚊帳都糊了厚厚的大字報。女教師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走投無路，一日趁著月黑風高，在宿舍後面的廁所里懸樑自盡。不錯，女教師的死要歸咎於上面推行下來的極左路線，然而，李那出手狠毒、了無人性的具體操作，則是女教師死亡的直接原因。在造反派風起雲湧之時，李某宣吃了苦頭，被打的不輕。可燒餅一翻過來，他依然是以前的李某宣。只要有點點機會，他立馬撕破臉皮，揮起階級鬥爭的粗棍子，大打出手。從他念「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語氣，那架式，我知道，他勁頭又來了。
緊隨而來的錢平一直在門外叫著「周老師，您開門，周老師，您開門。」差不多一刻鐘，我把門打開。錢平是搞專案老手，方法顯然多些。他心平氣和地勸我不要急噪，要端正態度。不要說好話，就是臉色稍稍光鮮一點，我氣就消了多半。我平靜下來，問了一句：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錢說：我們這次來，不是追究你以前的事。你要仔細想想，你進五峰兩年多點的時間裡，有沒有做出違反毛主席革命路線、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沒有！」我肯定地回答。錢看著我，用專案人員特有的、想模仿總也模仿不了的捷爾任斯基式的眼睛；我也看著他，用坦誠、正直、勇敢的眼睛。還是對方沉不住氣，問道：你為王明翻案，怎麼說？我又好笑又吃驚：「這個你們也信？！」
第二天與我見面的是專案組的兩名成員，加上李某宣。李放下昨晚那逼人的氣勢，裝出和緩的腔調開場白：這兩位同志代表組織，希望你端正態度，講清楚為王明翻案的問題。錢平接著說：你要認清問題的嚴重性。在我們一再進行黨內路線鬥爭學習的時候，你為王明翻案。就不是一般的問題了，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了。把「王明是工人，李平是教師。他們都熱愛毛主席」如此掛聯，不由得叫我有些緊張。
然而，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的坦蕩意氣，使我很快鎮靜下來。「你們說，我為王明翻案，為的什麼？」他們三個幾乎異口同聲：「這要問你自己。」我儘量讓自己心氣平和，說道：當時課本未到，我為了讓學生多學些知識，自己動手編教材。為了讓學生掌握英語最簡單動詞「是」的用法，我編了幾句話。名字完全是信手造的易寫易記的幾個。王明就是這樣，決不是歷史上的那個。說實在話，那個王明到底是什麼人，我不十分清楚。我聽說過王明博古，可他們誰犯了路線錯誤，犯的是第幾次路線錯誤，是一起犯的還是單獨犯的，真的講不明白。你們說，我為王明翻案，圖什麼？大家相信嗎？你們心裡相信嗎？
三人面面相覷，有些語塞。余非回答：相信不相信，要組織上結論。我接著辯道：工人只是一種職業，跟教師、農民、幹部、警察一樣，沒褒沒貶，是中性詞。「王明是工人」，根本就不含翻案的意義。「他們都熱愛毛主席。」他們是指王明和李平。李平中國革命史上有這個人嗎？沒有。你們肯定承認是我隨便編的一個，對吧？錢平點了下頭。這也充分證明了與他處同一位置的王明也是我隨便編的一個名字。要是說王明和博古，或者王明和張國燾，那到確實是別有用心。可事實上不是。我一直講了個把小時。李某宣與錢平耳語片刻，說道：這樣吧，今天我們就談到這。
第二天課間操的時候，我作為教師值周，在操場邊照看，見通往區革委會的小路上有個好象熟悉的身影朝學校走來。近了，我的心也緊了——來人是我們在縣裡住學習班的專案組長鄧某溢。左得出奇，整人成性，恨不得普天下人都是右派的他，隔老遠竟微笑著迎我而來，我還在疑惑間，他早已伸出雙手，捉住我的右手使勁地抖著，親切地問好。
眾目睽睽下，我好感動——要知道，沒有幾個人敢跟我隨便交談了。下午停課，全校師生開會。李某宣開頭，我一聽就知道會是為我而開。鄧坐在旁邊，我注意到他的表情與來時截然兩樣，蠻象電影裡革命志士面對敵人屠刀時那大義凜然、怒火中燒的特寫。他講話了，居然一付咬牙切齒、苦大仇深、仿佛父被人殺妻被人奪的樣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彭羅陸楊搞了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的《二月提綱》。今天，你們學校也有人在搞這麼一個《二月提綱》。把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想演變成學術爭論。什麼中性名詞陽性名詞，什麼褒義貶義，什麼職業不職業。鄧說到這裡，冷眼向我看來，但很快就躲開了——我腰杆直挺、兩眼凶光正逼視著他。如此無中生有、牽強附會、妖言惑眾，實在是醜惡之極，陰險之極。我真的不明白，世界上怎麼還有這樣的人！
以後個把月的時間裡，就是大會小會小會大會，檢查交代交代檢查。我白天上課（全校就我一個英語教師，全縣也只有十幾個，無人替換），晚上就跟他們耗這一擋子事，身心徹底疲憊，精神幾近崩潰。最後，三個人帶著我厚厚的一疊交代檢查，依然很不開心很不甘心地走了。
我深深感到，要想跟他們把道理講清楚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些人完全不懂、也決不想去弄懂這幾句話所展開的語景以及它們的內在聯繫，更不會去揣摩體會理解我自編教材的良苦用心。他們那陰暗齷齪的心理，鐵定認為我是在為王明翻案。我是個貨真價實的反革命。我承認了，案子就結了，他們的任務也就圓滿劃上了句號。否則，那怕我寫檢討一籮筐也枉然。現在走了，以後還會來糾纏。
為了躍出深潭，免遭滅頂之災，我應該走另一條路。我當時為什麼想到「王明」？是不是受到以前或別的教材的影響和啟發？如果我從英語教科書中找到同樣的名字，問題就迎刃而解。鐵證如山，他們再怎麼希望我成反革命都不可能。於是我便想法尋找收集資料。英語教科書這樣的句式很多。有李明、李平、張明、周明，可就是沒有王明！
1973年，文革已進入第七個年頭。周恩來為了儘快恢復國民經濟，早在72年，利用批林整風在各條戰線批判極左。這個過程中，一批又一批被打倒的「走資派」得以重新結合進領導班子，一個又一個靠造反起家的在各級革委會任職的什麼主任什麼委員被清洗，被排擠，被掛起來。
是年3月，所謂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復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其勢頭最終會導致文革以前的秩序、人事、理念全面恢復。這是毛澤東本人極不情願看到的局面，於是王張江姚在毛的默許和支持下大力反擊。他們首先從理論上界定林彪事件的性質不是極左而是極右，接著在全國掀起批林批孔的浪潮，又利用幾個小人物，象交白卷的張鐵生、只因學不好英語竟投河自盡的張玉勤、與班主任交惡的黃帥，製造事端，以打擊周恩來和他代表的那股復舊勢力。這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代會，兩種勢力反覆較量，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的政治局。1973年，從中央到地方，流行在大大小小領導的口頭禪是什麼？「抓大事」。水平再低的領導也知道，這「大事」不是指農業生產或工業生產，不是指國民經濟，是指階級鬥爭，路線鬥爭！
11月，山里已是冷風陣起、寒氣逼人。專案組象勾命無常一樣又出現在我那小小的寢室里。錢平開門見山：你也知道，現在全國都在抓大事。我們縣委書記在常委會上拍著桌子說，五峰什麼是大事？為王明翻案就是大事。非抓不可。我們這次來，一個目的，把問題徹底搞清楚。不搞徹底，我們是不會收兵的。我知道，任何辯解都完全失去了意義。
第二天，新任區委書記親自找我談話。他的意思很明白，你肯定是為王明翻案沒商量。你乾脆承認。爭取坦白從寬。這位書記小學文化程度，民兵出身。只因為在高山上站崗站的好，巡查巡的好，竟一步步提拔當了區委書記。跟他掰扯什麼語景句型，成嗎？
形勢很明顯，如果我堅持己見，他們就會天天上門，夜夜開會，壓力不斷，騷擾不止。結果可能會導致我精神失常；要是違心承認，當然一了百了。我也鬆口氣，爭取時間，再從長計議。我選擇了後者。不過，就象有的花季少女遭遇強暴時，嘴讓你親了，胸讓你摸了，褲腰帶讓你解了，就是不讓你進入，堅守那最後的一道防線。下面摘錄的材料，是1986年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初期中共五峯縣委組織部應我的要求退還給我當年的交代檢討。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沒有改動，標點符號都沒動。
「……我的錯誤性質是極其嚴重的。王明，是我黨早期路線鬥爭中左傾機會主義頭子。由於這個壞蛋，使我黨損失紅軍主力90%，給革命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而現在，他仍然躲在莫斯科，投靠蘇修，叛黨叛國，的確是罪該萬死！而我在課堂上，在幾十個同學面前，說王明是工人，是戰士，為他塗脂摸粉，這就說明了自己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王明一邊，說出了現在不少反革命分子不敢說的話。這就是反革命行動。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當時正值批林整風運動深入展開，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以林彪為頭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鬥爭，是關係到我黨走什麼路、我國走什麼路，關係到十億人民生死存亡的殊死鬥爭。林彪反黨集團所推行的修正主義路線實質，他發動反革命政變的目的，就是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徹底背叛九大路線，從根本上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和政策，使馬列主義的黨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這是多麼尖銳激烈的鬥爭！而我站在哪一邊呢？是和廣大的革命群眾一起，滿懷無產階級義憤申討林彪的罪行嗎？自己的行動否定了這點。王明和林彪是一條線，都是反對毛主席，都是搞陰謀詭計，而我美化王明是工人，就是直接把矛頭對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就是反革命行動！這也是不少敵人想干而不敢幹的事，而我正好成了他們的代言人。幾十個同學在批林整風中間，由於我這問題的出現，使得他們思想出現混亂，這直接干擾破壞了當時的批林整風運動。……」
認為「王明是工人」就是「反革命行動」，相當於自己承認殺了人。只不過字裡行間中依然在堅持：我不是故意的。
專案組走了以後，我總感覺「王明」這名字不是我憑空想出來的。一定是受了哪本教材的影響。當我把事情原委講述給關心我的張醫生聽時，這位與我高中同屆的大夫一句話啟發了我「你找找當年的俄語教科書，興許有這個名字。」
74年過年，我回家探親，老同學在他家的閣樓里翻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5年版《俄語》教科書。叫我驚喜不已的是：裡面以王明作名字的句子竟有十幾處之多。我當即把書掛號寄往五峯縣委組織部。
人生遭遇的又一個坎，我終於跨了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