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母親說我三歲寄宿在中國福利會幼兒園，1957年我家從上海錦江北樓13層搬到上海培文公寓（原培恩公寓），這是1930年由法國人建造的一座馬蹄環形坐南朝北大型高級建築，後為孔祥熙所購。培文公寓1949年解放後，樓上住宅大部分是上海南下解放區的文藝界幹部和著名演員、醫生等，樓下為上海淮海中路最熱鬧著名的婦女用品商店。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次日又發表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大字報，揭開了文革的序幕。我清楚記得6月的一天，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來點火，一律穿著褪色黃軍裝，男女腰間束著寬皮帶，說著一口京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然出現在上海主要街頭南京路淮海路等地。
他們在每間商店櫥窗貼著大幅標語，號召社會「移風易俗」「破四舊、立四新」，改換老字號。於是很多老字號都立即響應改成文革最時髦的商號，甚至班上同學將自己人名也改了。沿淮海中路一帶商店是他們重點掃除對象，在樓下婦女商店西南角淮海路雁盪路口，搭建了一個很大的宣傳隊舞台，擴音大喇叭不停地播放著革命歌曲和宣讀《人民日報》社論，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地大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口號，有的在台上不停揮動《毛主席語錄》狂歌亂舞，氣宇昂揚，引來路上不少觀眾圍觀，卻留給每個人一臉困惑和恐懼的神情。
那時淮海路上街上凡見有抹口紅的女人，卷高頭髮或穿尖頭皮鞋和瘦褲腿的男女，就會被北京紅衛兵當場攔住訓斥，剪掉燙髮和瘦褲腿，喝令脫下尖頭皮鞋，一時滿大街人群不知所措，驚恐失色，如驚弓之鳥，爭相逃竄，無人敢表示不滿或異議。我躲在樓上曬台朝西望去，馬路上交通阻塞，汽車已不能正常行駛，只能停在馬路中間。一些男人和被剪頭髮的女人披頭散髮狼狽不堪，提著皮鞋光著腳走在馬路上。那天父親正好早上穿著接待外賓的西裝和一雙小方頭黃皮鞋，我非常擔心他會不會也被紅衛兵攔下。好在父親晚上接待外賓，由對外友協的車送回家，我很緊張地告訴他白天發生的事，父親聽後一直沉默不語。
我家北面曬台是位於培文公寓七樓正中最高點，是散發傳單最有利的地勢。當天下午樓下那群北京男女紅衛兵提著一桶墨汁和一大包傳單，闖進我家七樓曬台來散發。紅衛兵從一樓到八樓樓梯旁的牆上，用排筆刷了巨大的標語「各家各戶都要掛毛主席像」。幸好我家書架上有一個石膏毛主席像，但同時放了捷克朋友送給父親的瓷器藝術品，紅衛兵認為是耶穌像，氣勢洶洶說屬於「四舊」，要我們收起來不准擺放。
接著那天晚上，聽說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對培文公寓的文藝界人士進行了抄家。我家的大陽台正好對著樓下六樓的曬台，我看見一群女紅衛兵拿著皮帶呵責那家男主人，他那殘疾的小女兒嚇得躲在身後哭泣。第二天就看到培文後院一堆被紅衛兵抄家出來的物品在焚燒，一直燒到天亮，皮鞋燒焦的味道，整個培文公寓都能聞到。文革中培文公寓沒有幾家不被抄家的，沒有幾家是太平的。
據1986年10月14日《報刊文摘》報導：「1966年8、9月，紅衛兵『破四舊』和全面抄家期間，上海市被查抄共15萬戶，共抄去黃金65萬兩，金銀首飾45萬公斤，美元334萬元，其他外幣330萬元，銀元240萬枚，現金、存單、債券等3.7億元，珠寶玉器15萬公斤，此外還有大量各種物品。」（載楊東平著《城市季風》「5.市民文化：抗拒和變遷」，東方出版社1994年版，308頁）我家隔壁是著名骨科醫生石曉山寓所，他被離開後，那裡長期成為盧灣區文革抄家物資的聚集倉庫中心。
還在文革剛開始的6月中旬，隔壁樓里就傳出華東師大著名教授李平心先生用煤氣自殺的消息。過了不久，我在陽台看到樓下一輛大卡車裝得滿滿的，把李平心家收藏的書都裝箱拉走了。
有一天，我正在家裡大陽台上跳橡皮筋，看見對面公費門診醫院樓上五樓，一個男人從窗戶毅然跳下，腦袋分成二瓣，慘不忍睹。住在樓里的我班女同學也正好看見，神經受到不小刺激，至今留下後遺症。沒過多久，又一個男人在另一棟樓跳下，靜靜地躺在一灘血的地上，被一張破蓆子草草蓋上。還沒來及收拾，婦女商店來食堂吃飯的營業員若無其事從躺在地下那具帶著餘溫的屍體來回走過，卻沒有一個人上前圍觀，是什麼讓人性的麻木與冷酷，能夠達到如此淡定從容不迫，此景至今使我震驚不可思議。
有不少資本家不堪受到紅衛兵的暴力毆打與虐辱，都會選擇來培文公寓跳樓自殺。有一天放學回家，我聽說有一位老者送了孫子到三樓幼兒園後，就在我家七樓樓梯窗口一躍而跳自殺身亡，引來樓下淮海路無數圍觀者。可就在前幾天，早上我上學下樓梯時，曾看見他默默不語坐在窗口不停抽菸，靜靜地遠望著窗外拭淚，經過他身邊時，我曾懷疑過他是不是外面又來跳樓的，沒想到一個星期後不幸被我言中。他跳樓前留下地上一堆菸蒂，後來每次走過那裡，便會想起這位老者，不知他的家人現在會怎樣？我心裡一陣難過。短短的幾個月中，周圍一幕幕觸目驚心的自殺恐怖情景，深深留在我少年時代記憶里，至今無法抹去。
那時我小學班上的同學，包括我弟弟妹妹的同班同學中，常會傳出可怕的消息，不是某人的父親自殺就是某人的母親自殺。我班一個同學吳安娜非常優秀，住在我樓下是我的玩伴，文革開始她父母親就被批鬥，她因精神受到刺激不幸患病，後來病重送到精神病院住院治療。等我下鄉插隊後第二年回家探親，得知她已在精神病醫院自殺了，那時她還是不到17歲的少女。
那時只要我放學回到家裡，心裡就很害怕、焦慮，擔心父親會不會早晚也走上這條路，這種恐懼心理一直持續到了父親1969年解除隔離審查，記得父親回家第一句話對母親說：「不是為了孩子和你，我早就自殺了。」
培文公寓曾伴隨我兒童少年時代度過無數快樂時光，隨著1966年夏天一場政治風暴襲來，令人不寒而慄。這幢百年滄桑的培文公寓，突然變得像魔窟一樣陰森、冰冷、無情，在那個文革歲月初期不知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與美好家庭。
1966年10月上旬一個深夜，一群神秘的人衝進家中，戴著大口罩，穿著解放軍裝，有的是文質彬彬，戴著眼鏡，講話老練精幹，看得出是有備而來，手段卻很熟練。他們先把我父母關在廁所里，將書櫃全部野蠻推倒在中間空地，他們來回踩著屋子裡堆積的書，揮舞著棍子對著父親訓斥，用長木棍不停翻動書和敲打著地板，找他們要找的東西。父親眼睜睜看著積累多年的手稿和線裝書被狠狠地蹂躪在一雙雙大皮靴腳下。深夜裡全家人從睡夢中驚恐地爬起來，不知會發生什麼事，抄家從半夜一點半直至凌晨四點。
第二天我隨朋友去黃宗英阿姨家，知道趙丹先生已被單位抓去隔離，他家當天也被抄了。全市文藝界除正副文化局長被抄之外，還有著名的電影導演鄭君里家。後來公審江青時，電視報導中出現了鄭君里夫人出庭作證痛斥江青的場面。
文革結束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是江青30年代在上海灘當電影「明星」時鬧過「緋聞」，為了除去她這段風流歷史心病，不影響「文革旗手」的聲譽，張春橋授意讓人安排了這次特別的抄家行動。父親雖不在電影界，卻因在30年代從上海美專畢業後，曾與幾位年輕的美術愛好者共同創辦了上海灘上唯一的《美術電影》雜誌，也成了這次抄家的目標。父親是該刊的編輯，這是一本集漫畫與電影於一體的綜合讀物，在電影部分中的《影劇新人展望》欄目里介紹了「電通四傑」（陸露明、陳波兒、王瑩、藍苹），並刊登了一些劇照。當時父親怎麼也不可能想到，他學生時代的這一藝術愛好刊物，竟會在34年後莫名其妙招來橫禍。
自那次抄家以後，父親不敢夜宿在家，只好躲到我姑媽家避了幾天風險，重要的部分甲骨書籍和線裝書，移送到我叔叔家裡。多年以後我看《辛德勒的名單》電影，看到猶太人被查抄的情節，便會想起文革中我們被抄家、搜查的事。東、西兩個世界，人性之惡一旦被政治誘發，卻有著驚人的相似。那時的社會混亂，讓我們隨時感到身處在一個大監獄，每個人都籠罩在一張看不見的網下，小心謹慎苟活，即便在街上遇到熟人也只是四目相對便匆匆離去，生怕被人看見舉報。父親一個老戰友的女兒串聯到了上海，特地來看他，他心裡也非常緊張，他甚至懷疑開電梯的老張叔叔會舉報他，表示要主動向組織匯報，果不其然他在交代里匯報了。
1966年我小學剛畢業，文革開始時，取消了小學升中學考試，等到第二年才分配中學。我們小學班上絕大部分是培文公寓的幹部子弟，差不多同學的父母親都被打倒或隔離關押，同學之間倒也不覺得受到歧視。每月到父母單位發工資的時間，我們還互相結伴同行，去領取被單位扣除工資後發放的家庭成員「基本生活費」，這成為每個家庭里的頭等大事。
每月逢5日，是我去上海博物館領取父親生活費的日子，媽媽順便讓我給他送些茶葉、藥和換季節衣物。媽媽就像我出遠門一樣目送我，前一夜她已教會我怎樣跟造反派對答的話重複了一遍，希望我從他們那裡能帶回一點爸爸的消息。但能夠見到父親的機會很少，每次回來媽媽總是問：見到爸爸沒有？造反派怎麼問你話？很多時候我的回答總是讓母親失望。
有一回我領了父親工資後，在上博相鄰的黃浦區警局大門外，見到原是父親秘書的張雲霞阿姨站在路邊等我，原來她不放心我拿著全家生活費，怕我路上出事，再三叮囑我在車上要攥著衣袋，不要被小偷看見了。在如此嚴酷的文革政治環境下，一個善良正直的女性，不顧自身安危，對我這個「走資派」女兒伸出溫暖真誠的情義，這份來自人性底的善良與正直，一直深藏在我的記憶中，多年來我一直對她深懷敬意與感念。
除了每月我去領工資之外，因得不到父親的任何消息，母親常常下班回家後去看淮海電影院對面文化局辦的大字報專欄，也買小報，希望從大字報、小報中能看出什麼最新政治風向和政策消息，以此來推測造反派對父親的定性處理，幻想不久會放他回家。
那時婦女商店櫥窗里已經看不到陳列的模特，從上到下都糊滿了大字報大標語，一層又一層厚厚覆蓋著，大部分是針對居住在樓上被打倒幹部的標語口號。有一天我放學回家，看到上博的橫幅標語就貼在我家門口：「打倒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沈之瑜！」我立即告訴母親，母親卻很平靜地說：「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遍地都是，只要不是定性叛徒就好。」我家樓下婦女用品商店玻璃櫥窗外，有時也會出現打倒我父親的大標語，電梯大廳間還曾貼出父親的「認罪書」。我進中學後，就因此常遭到班上勞工子弟同學帶頭奚落，後來我乾脆拒絕去學校上課，不如在家享受讀書之樂。
那時新華書店已經沒有幾本書可賣，年輕人對文化生活的追求與勇氣是壓抑不住的，上海街上小褲腿和超短裙開始悄悄復甦，有一陣子社會上開展「抓流氓癟三」運動，夜間大街經常有工人民兵指揮部巡邏，只要看見有成對的男女青年外穿著「奇裝異服」（即藍色帶白條薄衛生褲又稱東京褲）或有肢體接觸，就要上去訓斥、搜查。有一次我晚上背著書包去朋友家還小提琴曲《梁祝》唱片，剛出培文門口就被街上無事生非的民兵巡邏隊抄查，把唱片搜去充公了。甚至白天走在街上都要查佩戴毛主席像章，一次在淮海路雁盪路口，我被攔下問：為何不戴毛主席像章？我說自己是「狗崽子」不配戴毛像章，這才放我走。
1968年我15歲，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我怎麼也搞不明白：一條罪惡的政治路線，可以把你的家庭搞得生離死別，也可以把你變得六親不認，也可以把你身心搞得麻木不仁，也可以把人變得歇斯底里般瘋狂。這真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我不知怎樣來擺脫內心中時刻會被抄家的恐懼，唯有在書里還能找到精神寄託和快樂，幸而家裡還剩有一些書籍沒有被抄走，至少可以幫助我逃避外面轟轟烈烈的「紅色恐怖」，暫時躲避到另外一個「世界」。
1968年12月，偉大領袖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指示，「最高指示」的學習宣傳不能過夜，深更半夜淮海路就有舉著紅旗和毛像敲鑼打鼓的歡呼遊行，次日滿大街開始號召動員各家各戶中學生到農村，我羨慕周圍同學有的已經在學校報名插隊，與其說是我想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如說是渴望換個新的陌生環境，儘早走向社會。對上海這座城市從熱愛到厭倦，感情上使我不再對它存有半點留戀，我恨不得馬上遠離上海，實際那時受了太多俄羅斯小說影響，我幻想到農村去可以親近大自然，過田園浪漫生活。
1969年，我天真地聽信了駐上海博物館的工宣隊隊長勸說，如果早日插隊，父親就可以結束隔離審查，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於是我選擇了離上海較近的安徽宿縣，這樣隨時可以回到家裡。我從家裡偷出戶口本，到派出所把戶口遷至安徽宿縣。母親得知後，埋怨我沒與她商量，她連續幾夜夢見我在農村的小黑屋裡油燈下哭泣。而我卻始終很興奮，終於自己可以獨立走入社會了，母親在為我整理行李時，送了我達爾文的一句名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希望我到了農村要學會生存。可我沒想到此一去，在淮北貧瘠山村里一擲五年，付出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時光。
2026年6月11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