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個王世傑，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以「蘇俄欲離間中美」而阻止蔣公與史達林會面，拒絕蘇方調停國共戰事，致使蘇方派到迪化接蔣公的飛機白跑。當時史達林不欲毛澤東變成第二個狄托，力主國共隔江南北分治，像調停西安事變一樣，也確有能力阻止共軍渡江，但這國脈最後一線希望被王世傑斷送。
鹽販出身的許鐵英抗日反共有功，被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任命為河北省保全第二縱隊少將司令。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他率部堅守永年年余，還主動出擊。無奈十一戰區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停止補給，使圍城永年軍民吃水草樹皮度日。十月六日，他率幾百部眾突圍出城，在成安縣呂莊中伏殉難。
另一位民間義士王三祝，自發組織六個縣保全團，被顧祝同封為豫北剿匪中將總指揮，還當選立法委員。他比正規軍更勇敢善戰，且向華中剿總密告第四十軍有投共傾向。此舉被剿總泄露，四十軍軍長李希晨銜恨報復，停止分配空投物資，還堅拒王三祝部退入新鄉城，王三祝率軍轉戰太行山又殺回安陽，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突圍死節。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綏靖區中將司令官董釗密電奉化蔣公，謂共軍進逼東南，主力已渡長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進國軍集結西北五十萬部隊宜向東猛進痛擊，彭德懷、徐向前所部決難抗拒，不惟挽回頹勢，且可使共軍南犯之主力陷進退維谷之境。可惜此絕妙建議轉國防部後被擱置不用。
桂系逼宮，蔣公下野，然而李白執政後毫無作為，昏庸誤國。白崇禧駐節桂林月余，坐擁數十萬大軍，不但對軍事部署上毫無積極的整備，且在撤退上乏消極整備，對屬下部隊不聞不問，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華中長官公署向南寧撤退時，不通知下屬單位就撤除了電訊總機，倉猝出發，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洶湧，以致兩千五百輛卡車在半個月內全部損失，不是滯後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們群龍無首，各自逃生，幾十萬大軍也很快就覆滅了。
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前後，大陸形勢丕變，民眾自發揭竿而起：貴州省義軍控制了全省城鄉半數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區反共武裝已發展到七十五萬人，百人以上的隊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遊擊隊占領了五份之三以上區、鄉，川北義軍焚燒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樓；西康義軍炮擊了共軍西康省軍區政委廖志高的辦公室；汪憲率領的人民自衛軍擴展成十四個支隊十萬鐵軍，控制了以金寨為中心的東西長三百多公里、南北寬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邊區；新疆義軍占領了哈密地區與迪化地區；在甘肅臨夏一地，反共游擊隊達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萬多馬家回軍官兵都先後參加了反共抗暴鬥爭；李森組建的中國人民自由軍，發展到十萬人，轉戰閩粵贛三省，重挫中共基層政權；撤至緬甸的孤軍反攻雲南連克九個縣，但他們都是各自為戰，缺乏配合，加上後勤匱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內先後被中共集中重兵各個擊破。在台灣的軍政機構空喊反攻大陸卻不能及時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興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陶鑄密派黃埔四期同學蕭正儀赴香港，密晤流亡香港的前國軍補給區司令週遊，傾訴自己「處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榮夕枯，詭變莫測，因思校長(蔣介石)愛護學生無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機……」函由週遊送交國防部特呈蔣經國。上述林彪密函表示林彪願意棄暗投明，可惜台灣方面遲疑不決，錯失良機，然而機會是稍縱即逝，陶鑄與林彪相繼遭受老毛殘酷整肅。林彪死訊傳到台北時，蔣公潸然落淚。
七、人事傾軋，以私害公
潛伏在國軍任四十六軍軍長的韓練成與共軍陳毅部密謀，導演了一出古今中外戰爭史上罕見的現代〈三岔口〉劇，將李仙洲集團七個師送入虎口。韓遂隻身溜走，與共軍三野司令員陳毅秘密會面後返回四十六軍青島留守處，韓回南京述職時，把失敗責任推諉參謀總長陳誠，使陳被撤職，自己卻留蔣公辦公室任高參。他巧妙地幫助陳毅，把國軍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七十四師三萬餘人送入共軍包圍圈，致使中將師長張靈甫於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被擊斃。一九四八年二月，杜聿明向蔣公面告共軍三野一名被俘團政委招供韓練成與陳毅秘密來往，陸軍官校校長關麟征在旁聽見，旋即驅車向韓泄露。關麟征此舉是由於他同陳誠有隙，不欲陳誠官復原職。何應欽接國防部長後再接杜聿明密報，乃將被俘共軍團政委押到南京重審。於是中統局局長葉秀峰插手調查，還樣自訊問萊蕪作戰實況。韓練成見形勢不利，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卅日悄然擺脫監視崗，離南京去了香港。由此案可見國軍保防系統千瘡百孔。
一九四八年夏，國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破獲了中共地下黨劉仁、李政宣案，循線抓捕了幾百名中共地下黨員，其電訊網遠及瀋陽、察哈爾、張家口、西安、上海等省市，正當北平站士氣昂揚全面掃蕩共諜時，保密局內部因派系鬥爭導致北平站總務處長劉玉珠、北平行營督察室主任馬漢三被捕判死，北平站核心成員不是被捕、調職，就是逃亡，僅三人留任原職。這種大規模的換血，對保密局北平站的業務造成很大傷害：原有的線索皆因布線者入獄、亡故、離職而喪失殆盡。否則，在保密局全國區、站中業績領先的北京站，絕不至於盲塞到讓共諜滲透到傅作義身邊(按：傅作義的副總司令鄧寶珊、兩名保密局處長、傅的女兒傅冬菊都參與了投共活動)。
大陸陷共後，原上海市警察總局局長毛森創立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下轄近百個縱隊數十萬游擊戰士，且從美國方面直接掛鈎接受武器裝備的補給。不料蔣經國接管情治系統後欲大權獨攬，乃宣布撤銷東南人民反共救國軍司令部的編制，還逼毛森交出南方十個省的潛伏人員名單、移交從美國直接接受後勤支援的渠道。毛森不肯移交這筆多年經營的人事資源，仍然來往於台北與定海之間直接指揮敵後游擊部隊。富春江縱隊司令王某，奮戰連年多次負傷，回台治療時，因系毛森部下，被禁基隆，不准上岸。後設法潛出，一見毛森，即伏地大哭。毛森見其形同乞丐。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蔣經國吩咐台北最高法院檢察署頒布通緝令，稱毛森「抗命不法」。此後毛森在泰國、緬甸等地從事反共游擊隊組織工作，因失去台灣基地，其東南反共救國軍數十萬人相繼被共軍剿滅，毛森只能流亡美國，一代反共英雄山窮水盡。設若蔣經國豁達大度、深明大義，東南地區反共形勢定會是另一種局面。
八、驕兵悍將陽奉陰違，抗命怠工
一九四六年，隱藏於地下的陸軍新編第廿七軍軍長姜鵬飛同東北保全司令長官杜聿明約定裡應外合，配合國軍收復哈爾濱。不幸八月八日杜聿明部將孫立人藉口休整按兵不動，致使姜鵬飛既無服裝又無經費，彈藥也將用盡，只好孤注一擲單獨進攻哈爾濱，導致四萬地下軍與三千名九宮道道徒全軍覆沒。哈爾濱從此成為共軍四野叛亂基地，國軍再也沒有能力光復。
一九四八年五月，白崇禧接獲參謀總長顧祝同的密電──命令將圖謀叛變的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張軫及其同謀將領押解廣州審訊。白氏故意放縱張軫乘隙逃離武昌，讓他拉走三個師兩萬餘人投共。此舉打亂了華中剿總保衛武漢的部署。同年十一月黃維兵團被圍雙堆集時，中樞急調宋希濂部兩個軍從鄂西北開往武漢待船東下支援，白崇禧則下令運輸司令部不准運兵，結果黃維部十多萬人與杜明所率兩個兵團全部被殲。設若張淦、宋希濂兩個兵團東下解圍夾擊共軍，徐蚌會戰將是另一種結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參謀總長顧祝同擬定一項計劃：乘共軍兵力分散之機，讓湯恩伯部反攻福州，胡宗南部反攻隴海路西段，宋希濂部反攻宜昌。然而宋希濂怯戰，於十月杪率部西撤，一路損兵折將，十一月十八日到白馬山時只剩一萬人馬。十二月十九日率千多人在川康邊境兵敗被俘。設若宋遵令反攻，絕不至於遭此慘痛下場。
九、軍閥政客引狼入室與吃裡扒外
一九二七年劉伯承組織瀘州暴動失敗後逃到西安，時任國民聯軍駐陝副總司令的鄧寶珊立即資助劉一千六百大洋，把他窩藏在秦中旅館。養虎遺患的惡果是：劉伯承日後成為中共一員驍將，僅一九四五九月上黨戰役──一九五○年四月西昌戰役，就殲滅國軍一百六十八個師一百四十五萬官兵。
一九三一年六月廿八日，桂系軍閥李白與粵系軍閥陳濟棠張發奎背叛中央，另組廣州國民政府。李白等派遣劉紀文、陳友仁赴日本見首相犬養毅，要求其出兵東北，以便逼迫坐鎮北平的張學良回師東北，使馮閻二、三集團軍直搗南京，同時兩廣一、四集團軍由衡陽進攻武漢，一舉推翻國民政府。這就是九·一八事變的起因，動搖國本的十四年抗日戰爭由此揭幕。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主力西竄，身為南路剿匪總司令的陳濟棠，表面電令緝拿朱德，暗中卻派人與共軍和談，協議互不侵犯。共軍保證不入粵境，陳濟棠則保證不截擊，在湘粵間劃定通道讓紅軍通過，且贈以步槍子彈一千二百箱。陳濟棠為保存實力穩踞南天王寶座而促使禍水儘快西流。
與此同時，紅軍主力由湖南邊界進入廣西，經灌陽、三江等七縣邊界進入貴州，只用了十天時間。白崇禧親自在桂林指揮，命令廖磊率第七軍緊跟紅軍之後，彼此相距四十華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紅軍送入貴州省，雙方並無戰鬥。白崇禧對部將說：「有匪有我，無匪無我……不如留著朱毛，我們還有發展機會」，他令桂軍開放桂東通道，讓紅軍儘快過境，還將入桂剿共的中央軍萬耀煌師和周渾元師包圍繳械。以上兩廣軍閥之行徑，無異縱虎歸山，釀成日後燎原烈火。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南下廣州與李宗仁、陳濟棠密商，李陳同意兩廣出兵倒蔣，日方則出兵華北以牽制國府兵力，使蔣介石無力南顧兩廣兵事，從而使陳、李兵力能順利由湖南經武漢而東下南京。日本欲乘南京中央政府易手於親日的兩廣軍閥之時，輕易占據黃河以北。李宗仁默許了日寇此一陰謀，不啻引狼入室，於是便有七·七蘆溝橋事變的爆發。
十、軍閥作亂的後遺症
一九三○年北方軍閥錫山馮玉祥與中央開戰，雙方投入兵力一百五十萬人，前後歷時八個月，連續決鬥，寸土必爭，從無間歇，戰區自平漢鐵路沿津浦、隴海二路直達魯西，戰線長達九千餘里，中央軍死傷九萬五千，閻馮軍死傷十五萬。僅河南一省因戰爭死亡人口即達十二萬，受傷近兩萬，逃亡在外一百一十八萬餘，被軍隊拉夫一百三十萬人，其中因以致死者三萬餘。財產損失六億五千萬，百間接損失不計其數，十年才能恢復。雙方軍費損耗逾兩億銀元，各地民間損失當數十倍於此，光是鐵路車輛車軌之破壞與營業損失在六、七千萬元之譜，農產品僅菸葉一項，豫魯皖三省已失收二、三千萬元。國軍全力北調，在南昌、廣州兩役慘敗之共軍乃死灰復燃乘機大肆擴張，滋擾贛湘鄂皖閩豫浙桂等省，長沙南昌均曾一度失陷，共軍人數突然擴充至六萬餘人，其中央、湘鄂贛、鄂豫皖、洪湖鄂西、閩浙贛、廣西左右江等六個主要根據地皆於一九三○年中原大戰期間陸續建立，作為擴大叛亂的基礎。之後政府動員全國之兵力從事圍剿，歷五年，始終未根除，乃成大陸沉淪之禍因。
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動機只是為了維護軍閥割據、阻止中國統一。然事變將整個抗日計劃破壞無遺，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均因此變亂而延緩或停頓。原擬由德國顧問協助訓練卅六個師充當抗日基本力量的計劃。只完成三份之一弱，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分未運回，甚至連預備囤積起來打半年仗的糧秣彈藥也只儲下不足三份之一數量。西安事變使抗戰提前爆發，在準備不足時倉猝應戰，結果是損失公私財產一千多億美元(一九三七年幣值)、十億土地破壞了六億畝，沿海地區工業全部毀滅。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澤東對日本社會黨領袖佐佐木更三、黑四壽男等說：「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兩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日本皇軍呀！」
十一、軍閥餘孽叛變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馮玉祥西北軍舊部高樹勛在平漢線邯鄲戰役中以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率國軍一個軍與一個縱隊共一萬三千餘人投共，導致四十軍與三十軍兩萬六千餘官兵被圍殲，四十軍軍長馬法五、副軍劉世英等被俘。高樹勛是戡亂戰爭中第一個投共的高級將領，他又寫信策動國軍將領龐炳勛、孫良誠、孫殿英、張嵐峰、黃樵松等投共，對國軍士氣打擊極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西安事變中欠下二百多條血債的楊虎城愛將、國軍第卅八軍中將軍長孔從周在河南鞏縣率第五十五師投共，此舉使共軍炮兵改弦更張、精實壯大。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雲南軍閥龍雲被解除兵權後，念念不忘失權之痛，遂煽動舊部為他復仇。翌年五月卅日，滇軍六十軍一八四師師長潘朔端在遼寧海城率部投共，導致滇軍一八二師團長張秉昌兵敗被俘、暫廿一師團長徐濟民陣亡。此後產生骨牌效應，滇軍高級軍官相繼投共。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國軍吉林守備司令(滇軍)曾澤生在長春率六十軍撤離堅守了十六個月的長春，投降共軍，致使共軍四個師在夜色中悄然進入長春市區東半部，新七軍見大勢已去，突圍又無力，被迫投降。四天後，踞守長春央銀大廈的東北剿匪總部司令鄭洞國不得不扯出白旗。長春失守，使東北國軍牽制共軍入關的戰略意圖失敗，也使四十七萬精銳國軍南撤或與華北國軍夾擊共軍的計劃破產。整個東北的淪喪，是大陸戡亂戰局急轉直下的開始。
一九四九年保衛大西南時，原西北軍楊虎城的侍從副官、時任西南長官公署代參謀長的劉宗寬乘擬訂國軍防禦方案機會，故意虛設川黔邊區綏靖指揮部，卻不派一兵一卒。他將方案送交共方，共軍入川正是從他特意留下的這個空隙進入。共軍直插川湘鄂邊區綏署主任宋希濂的側後，打亂了宋部陣腳。八月廿四日劉在軍事會議上斷言共軍不會由川東進攻，故意安排羅廣文兩個軍開赴川西北布防，川東吃緊又急調羅部回渝。就這樣把這支精銳部隊在連續急行軍中拖垮，未到重慶就遭伏擊潰散。蔣公調胡宗南部第一軍星夜回渝決戰，他又派人傳送情報，讓共軍在南川伏擊胡部，國軍乃倉卒退向成都，重慶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個月。
割據川康廿多年的軍閥劉文輝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四川彭縣投共，並策反川鄂綏署副主任董宋珩，逼走孫元良；又策動羅廣文(十五兵團)、陳克非(廿兵團)、喻孟群(川陝邊區綏署代主任)率部附逆。還制訂「節節破壞，段段抵抗」的戰術，在成都至邛崍二百公里的公路線上配備五支游擊隊，破壞沿途公路橋樑機場，截擊國軍輜重與駐地。十二月十二日與共軍卅六師在岷江夾擊國軍，在樂西公路以天然險隘構築工事阻擋胡宗南部廿七軍、宋希濂部和王陵基部。一九五○年二月，與共軍圍殲胡部王伯華師五千將士，在鄉間堅壁清野斷絕國軍糧秣。總之，劉文耀在西康狙擊國軍歷四個月，釀至西南三省大局糜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雲南軍閥盧漢在昆明通電投共，並扣押西南軍政長官張群、第八軍軍長李彌、第廿六軍軍長余程萬，還將剛抵昆明的上將魏益三，中將十餘人、少將以下三百多人以及載運國防部、聯勤總部人員與物資的飛機十多架扣押。當時國防部、聯勤總部先後撤至昆明的各級軍官三千人全被一網打盡，保密局處長陳世賢、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所攜部屬與電台束手就擒。這一致命打擊把國府在西南的布建連根拔起，使國府經營雲南為反攻基地的宏圖功虧一簣。
盧漢發動昆明一二·九叛亂前，中樞早已聞悉雲南不穩，欲解除盧漢的雲南綏署主任、省主席職，但被張群阻止，他自信能勸服盧漢服從中央，結果一到昆明就淪為人質。同年秋，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曾建議西安綏署主任胡宗南派兩、三個軍到雲南去，胡部撤至川陝邊境時，毛人鳳又打電報建議胡抽調一部兵力兼程前往雲南，以確保西南反攻基地，胡宗南都答覆暫無適當部隊可抽調。設若胡部進入雲南，盧漢的幾個保全團怎敢造反作亂？
裴昌會早在抗戰期間就與中共有所勾結，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四川德陽任第七兵團司令官時率部萬餘人投共。三周後，他向共軍賀龍部獻計包圍卅八軍，誘降軍長李振西。裴昌會投共，使胡宗南退守西昌徐圖恢復的計劃徹底破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