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書記張執一策反了首都警衛師──九十七師師長王晏清，還聯絡了駐揚中的四十一師師長劉衛和駐滬青年軍二○九師師長方懋鍇。共軍渡江時，上述部隊未經抵抗就自行瓦解。
張執一派王錫珍策反國軍海軍最大的重慶號巡洋艦，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五日該艦艦長鄧兆祥上校率艦由吳淞口開往共區煙臺。由此引起鏈鎖反應，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艦在南京譁變、長治號在長江江面叛逃，不到一年共有大小艦艇九十七艘相繼譁變，投共海軍官兵達三萬八千人，這些官兵與艦艇成了共軍海軍的骨幹。
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吳克堅透過海軍總司令部新聞處上校專員郭壽生策反海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承諾邀林組建共軍華東海軍。接著，林重新部署，將所屬艦隊集中在幾個港口，為東起江蘇江陰、西至江西湖口五百公里的江防敞開缺口。林遵為阻擋長江上游國軍艦艇下駛，決定在鎮江發難。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七綏靖區司令張世希要求林率艦沿江巡邏，防止共軍過江。林遵陽奉陰違，只通知各艦艇在共軍炮火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帶作短程巡邏。廿三日，林率九艦、十六炮艇叛變，導致共軍順利渡江未遇狙擊。
中共地下黨以卅兩黃金幫助陸軍總部兵工處少將處長戴戎光賄賂總統府軍務局局長俞濟時，讓戴當上了江陰要塞司令，又利用戴氏貪財的弱點，陸續安插地下黨員唐秉煜出任要塞工兵營營長、唐秉琳出任要塞炮兵總台台長、王德容任遊動炮兵團團長、吳廣文任守備總隊總隊長。四月廿一日凌晨共軍專揀江陰渡江，唐秉琳王德容立即叛變，對儲備糧彈三個月的黃山守軍形成包抄，還破壞了黃山通訊網，使戴戎光與其親信失掉聯繫，要塞炮台則由叛軍掉轉炮口向八圩港的國軍廿一軍射擊，又封鎖江面迫降江防艦隊。戴戎光被叛軍生擒，共軍遂以江陰要塞為據點，在東西兩側陸續登岸，使國軍苦心經營三個月的長江防線完全崩潰。
潛伏在江防警備司令部任中校作戰參謀的共諜沈世猷憑藉人事關係滲入湯恩伯總部第三處，以工作便利，竊取了國軍淞滬地區的工事構築防禦配備及作戰計劃要點、江南主陣地兵力配備、江北橋頭堡陣地兵力配備、國軍總預備隊兵力控制地點、荻港兵力配備詳圖等，通過地下聯絡網送到二野司令員劉伯承手中，所以共軍首先突破荻港，千里江防潰於蟻穴。
一九四九年九月國軍海軍第一艦隊旗艦長治號奉命從舟山北上封鎖吳淞口。張執一策動該艦槍炮長陳仁珊於九月十九日譁變，他率四十一名叛兵打死十一名軍官，將艦隻由吳淞口開往已陷共的上海，此舉對國軍海軍實力打擊甚為沉重。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五日，共軍攻入上海市中心，國軍仍死守蘇州河以北地區。張執一派王中民冒著炮火過蘇州河尋找五十一軍軍長王秉鉞，恰好王軍長負傷離開，已由淞滬警備司令部副司令劉昌義代理軍長。王向劉勸降，劉昌義本系西北軍馮玉祥部下，歷史上曾多次追隨馮玉祥反叛中央，其軍閥本性難移，故一拍即合，乃過河與共軍三野廿七軍軍長聶鳳智見面，同意放下武器。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廣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吳奇偉在香港通電投共，指示粵東、閩西舊部放下武器。此舉加快了廣東全省的陷落。吳奇偉叛變系由黃琪翔策動，黃曾有三次反抗中央的記錄，抗戰時官至五戰區副司令長官，此乃國民政府姑息養奸之後果。
十六、共方心理戰、情報戰奏效
一九四六年張執一透過美軍心理作戰部上海組顧問吳大琨，安插熟諳英語的中共黨員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等人打入美軍這個機要部門擔任反間工作，中共遂透過董王沈等人偽造情報迷惑美方與國府。在國共和談的緊要關頭，張執一經佛教名人趙朴初之手送了一份情報給美籍組長科格斯，內容是新四軍政治部秘密訓令，強調中共對和平建國的誠意。這份文件麻□了美國政府，於是便有杜魯門總統派特使來華調停國共衝突。半年後，杜魯門才發現上當受騙，乃下令將科格斯撤職，永不錄用，並解散了心理作戰部上海組，吳大琨亦被解僱。但這一反間計的後果並未及時糾正，美方暫停對國府的軍援與經援，使共軍贏得了半年的整訓時間。馬歇爾禍華的癥結是：他下車伊始就以停止軍援逼迫國軍實施整編方案。按照此整編方案，國軍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底之前裁撤了五十一萬官兵，而共軍不但未依協議整編，反而在美國放縱與蘇俄支援之下日益擴充，此事對國軍士氣之□喪甚鉅。上述五十一萬官兵，加上敵後游擊隊編餘四十五萬人、特種兵團編餘十萬人、汪偽和平軍遣散四十七萬人，共計一百五十三萬人。這批編餘官兵生活無著，或心存不平，遂多投靠共軍，使共軍於數月之間突增百萬以上有作戰經驗之官兵，不啻如虎添翼，編成五個野戰軍一百萬新軍，致令赤禍迅成燎原之勢。
中共上海局組織部長錢瑛與華北局配合炮製了一宗沈崇案，聲稱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看電影散場後被美軍軍士皮爾遜挾持到東單兵營溝渠內強姦三小時傷痕累累。中共控制的亞光通訊社發出這條假新聞，唯成舍吾主持的世界日報予以刊載。廿七日早晨北大有人貼出這張剪報，於是北大女生緊急集會抗議，提出「美軍立即撤出中國」的口號。以北大、清華、燕京大學生為主體，在左傾教授與社會名流同情支持下，十二月卅日北京舉行了萬人大遊行。錢瑛抓住時機要求各地黨組織放手發動群眾。於是各大城市學生紛紛罷課、遊行示威抗議美軍暴行。反美風潮席捲全國，參加人數逾五十萬，超過了一二·九運動的規模。此舉迫使美國陸續撤出了駐天津、青島的軍隊，並停止對國府的軍事援助。中共建政後，曾一九五○年在南京舉行表彰沈崇大會，披露她早就是中共黨員。沈崇改名後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任職，文革初調往外交出版社。紅衛兵造反時懷疑一切，沈崇才露出馬腳。據一九三五年入黨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聶紺弩回憶，紅衛兵審問沈崇時，她坦承自己扯下彌天大謊，當年地下黨指示她色誘美軍士兵，實際上她並未失身。她承認製造這一假案是為了「積極打擊美軍，孤立國民黨」。五十四年後，中共官方的國防出版社推出《第二條戰線》一書，仍認為「以沈崇事件為導火線的全國反美抗暴運動，是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形成的重要標誌」。沈崇經文革風浪後移居美國，與右派丈夫、漫畫家丁聰相依為命，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對友人表示，因為自己年輕時誤入歧途，釀成全國性反美風暴，致使國民政府喪失大陸，她與丈夫也遭逢無窮無盡的屈辱，她感到無比懺悔、對不起受苦受難的億萬同胞。這些內幕秘辛都是蔣公生前所未知悉的，然而沈崇假案導致人心士氣崩潰，卻是不爭的事實。
十七、僥倖與幸運
一九二七年八月，參加南昌暴動被遣散的羅瑞卿在武漢染上斑疹傷寒，經四川同鄉解囊相助，送仁濟醫院急救，昏迷十幾個晝夜才脫離險境；一九三一年五月他擔任紅十一師政委，在觀音崖反擊國軍第二次圍剿時臉部中彈，傷口化膿，臉腫得不能說話，吞咽也十分困難，又並發了肺炎，經山中一名老中醫以中草藥五副治癒。中共建政後，羅瑞卿執掌大陸政法、公安大權，他主持起草、經毛澤東簽署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中，所列應判死刑的條款多達十條十七款，比明末流寇張獻忠的「七殺碑」更為煩瑣。在一九五一年鎮反期間，他在人民日報撰文，要求各級公安部門「堅決處死」「限期完成」，毫無法治觀念可言，以致殘殺了兩千六百萬無辜同胞。設若羅在兩次大病中亡故，鎮反運動未必執行得如此兇殘。
一九二九年中共黨員錢壯飛以美人計收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獲委為該科機要秘書，直接打入了國民黨的心臟。國軍第一次圍剿江西蘇區時，錢壯飛及時竊取了圍剿計劃，致使國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中伏被捕慘死；第二次圍剿也因軍機被盜而失利。
一九三一年四月廿五日錢壯飛值夜班，夜十時許忽然按武漢發來之六封給陳立夫、徐恩曾的加急電報，註明須由徐主任親譯。錢壯飛心知有異，乃用偷攝的密碼影本將電文迅速譯出，電報由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拍發，第一封雲「黎明(顧順章化名)被捕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可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第二封雲「明早派軍艦將顧順章解送南京」。錢估計這艘軍艦廿七日上午抵達南京，調兵遣將最快廿八日才能在上海舉行大搜捕，乃即透過特科二科科長陳賡急告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周緊急召集中央特委舉行擴大會議，決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江南省委、共產國際遠東局等幾十處中共中央駐滬機關與各方負責人、機要人員五百餘人立刻疏散，顧順章熟悉的幹部儘快撤離上海。廿五日是星期六，徐恩曾帶情婦赴滬度周末，錢壯飛恰巧截獲密電挽救了中共，也改寫了中國近代史。設若周恩來、康生等中共智囊在一九三一年春落入法網，廿世紀的中國又是一番光景，抗戰、韓戰、越戰都未必會爆發。
一九三四年七月，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棄暗投明。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讓他為國軍轟炸機領航，飛赴紅都瑞金沙洲垻轟炸中華蘇維埃大會會場。毛澤東等匪酋因大會休會而倖免。
一九三五年，中共內部張國燾與毛澤東派鬥爭白熱化，前者兵力多過後者十倍，張欲揮師南下，毛則計劃北上。九月九日張國燾發密電給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指示陳勸毛澤東與其一併南下，「如他們不聽勸告，應監視其行動。若堅持北進，則應開展黨內鬥爭，徹底解決之」。當時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是毛澤東派入張國燾部隊的一枚「釘子」，截獲此密電後立即連夜策馬飛奔，前往毛澤東駐地密告。毛大驚失色，當夜即率紅三軍秘密北上，迅速逃離險境。設若葉劍英未截此電，張國燾早已處決老毛，憑張國燾的本事，絕無席捲天下之可能，八千萬人慘死之悲劇怎會發生？
一九四五年六月，毛澤東派中共華東局情報部部長楊帆赴南京，與日寇華北占領軍副統帥今井武夫會談。當時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失利，在中國戰場又苦於戰線過長補給困難；為阻止國軍反攻，日方希望與新四軍在南方達成局部和平協議，並願意讓出蘇北八個地區給中共；若一切順利，這一模式將推廣到華北與東北，形成日本與中共在中國戰場全面合作。日軍只提出一點要求：一旦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共軍須與日軍配合狙擊美軍。兩個月後，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方的要求便自告吹。設若裕仁下不了投降決心，共軍與美軍在連雲港接戰是完全可能發生的事，共軍怎能奪占大陸國土？
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國軍B25轟炸機根據情報轟炸毛澤東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的住所，擲下五顆炸彈，其中一顆落在毛澤東住所院子裡，門窗玻璃均被炸碎，屋內暖水瓶被彈片炸爛。幸虧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及時把老毛用擔架抬進防空洞，否則老毛已死於炸彈，此後的中國歷史定是另一番模樣。
一九四七年國軍胡宗南部十五個旅十四萬人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分三路撤退。六月七日第廿九軍軍長劉戡率清剿部隊直撲毛澤東駐地──陝北安塞縣王家灣，毛澤東西撤前安排中共中央直屬支隊司令部副參謀長汪東興帶領一個加強排斷後。汪在楊嶺嶗灣制高點設伏狙擊劉戡前衛部隊一個團，又在王家灣後面山頂上設防狙擊繞道進剿的國軍。正巧下了暴雨，山洪暴發，狙擊加上大雨，使國軍清剿計劃推遲了十二小時，為行周撤離王家灣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若無山洪暴發，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如釜底游魚，必死無疑。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杜聿明集團南下被困於青龍集，因補給匱乏、糧彈俱絕，不幸連天雨雪直至廿八日，連續十日無晴天，機械化兵團寸步難行，空投亦被迫停頓，數十萬大軍在饑寒交迫、慘絕人寰情況下，瓦解冰消。設若天晴氣爽，杜聿明未待共軍合圍，早已突出重圍。則戰事仍有可為，至少江南可保。
一九四一年楊帆在新四軍軍部擔任軍法處副處長兼鹽埠行政公署保全處長時，曾向中共中央報告藍苹在上海的劣跡。電報落在藍苹的同鄉康生手裡，康為取悅毛澤東，便積壓了這封密電。延安整風時，康生電示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收押楊帆，以圖殺人滅口。當時饒同新四軍軍長陳毅鬧磨擦，楊帆則親近陳毅，饒即逮捕楊帆，而且上了鐐銬。當時審查小組成員、華中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愛才，見事有蹊蹺便將關押了十個月的楊帆開釋，讓他重回保衛部門。一九五○年楊帆出任上海市警局局長，在常務副市長潘漢年指導下，主宰了鎮反運動的全過程，上海的殺戮是全國各大城市中最殘忍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七日至廿八日，他出動警備部隊、公安部隊等三萬六千人組成四千四百個小組在全市三十多個行政區逮捕了國特八千四百九十九名，其中有些跟蹤追捕五六十里。四月廿九日他在逸園召開公審大會，親自作了〈必須嚴厲鎮壓反革命〉的報告，翌日上海市軍管會處決二百八十五名國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僅全市工廠企業就逮捕國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槍決。楊帆主持的華東局審訊委員會，裝置了各種機械化、現代化的刑具，千千萬萬無辜民眾在此被打斷骨頭、(電刑)擊傷臟腑，嘔血成盆，有的被水刑浸得腿腳腫成海綿狀，有的被吊得七孔流血昏厥百幾次；對女性政治犯施行花針刺乳、火燒陰毛、燒紅鐵棍插進陰道等酷刑，還使用曠古未聞的輪姦刑──派十名壯漢輪流施暴不歇，比起日本鬼子還有過之無不及。設若饒漱石當年硬下心腸殺了楊帆，至少上海的鎮反運動不會由楊帆這樣的禽獸蛇蠍來主持。楊帆的下場並不妙，他的下半生是在紅色監獄中度過的，出獄時六十六歲，已神志不清；潘漢年坐牢二十二年，死於湖南茶陵縣勞改茶場。冥冥之中，似有天譴。
十八、外國干涉中國內政
一九四五年八月，共軍總參謀長葉劍英以「送一批幹部去太行山麓」為名，巧妙地借用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的運輸機，把鄧小平、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蕭勁光、楊得志、李天佑、江華、聶鶴亭、陳錫聯、陳再道、王近山、張際春、宋時輪、傅秋濤、聶榮臻、蕭克、羅瑞卿、劉瀾濤、鄭維山、鄧克明等高級將領從延安送到晉東南黎城以及雁北靈丘，然後轉赴各預定戰區，使中共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趕在國軍先遣人員之前進入各戰略要地部署突襲，遂連續發動上黨、邯鄲戰役，為席捲全國奠定了基礎，國軍馬法五上將被俘就是在邯鄲戰役。美國軍用飛機幫助中共叛亂的另一例是：一九四七年夏，葉劍英利用美方提供軍調部執行處使用的專機，每隔兩三天就從各地運送二、三十_袋法幣舊鈔到北平，大量搶購民生物資，造成嚴重通貨膨脹，且以此鼓動大城市的「反飢餓反內戰」群眾運動。運送到其他大中城市的法幣由火車、汽車裝載，都起到了在大中城市發動經濟戰、開闢第二條戰線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周恩來坐馬歇爾的專機從延安回南京。在機上，他因疲憊而睡著。回到梅園新村，他才發覺裝在襯衫口袋裡的一個小本子不見了，想必是睡著時因飛機顛簸而掉落在馬歇爾專機的機艙了。那個小本子上記錄了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在南京的住址，並在住址旁寫有一個熊字。九日下午，馬歇爾派他的侍從副官給周恩來送來了一個用厚紙包裝、火漆密封的小盒子，裡面裝的正是他丟失的小本子。設若馬歇爾將這個本子交給國府的調查單位，不出半個月，共諜熊向暉就會落網，中共潛伏在國軍內部的諜報系統必定一網打盡，此後戡亂戰爭的四大戰役絕不致於毀在間諜戰。美國人馬歇爾向中共示好，使國府失去了一條絕妙的情報線索。
一九四六年五月，潛伏在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共產國際間諜、美國人李敦白以記者身份從軍調部美方負責人白魯德手中竊取了極密情報──國軍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將於七月一日調動三十萬大軍清剿共軍李先念部。李先念遂於六月廿六日率中原軍區五萬餘人離開湖北宣化店出其不意搶先突圍，突破十萬多人包圍圈，先後創建了鄂豫陝、鄂西北共區。這支部隊兩年後攻占襄陽，生俘國軍第十五綏靖區中將司令康澤。
一九四八年六月，杜魯門在國會壓力下解凍對華援助，指定四億美元中一億兩千五百萬元系軍援專款。然而經手撥款、購買、輸運軍火的若干美國人從中竭盡刁難之能事，遲至十一月卅日才有一批價值一千六百萬美元、並指定直接運送給傅作義華北剿總的軍火到達天津。經後勤部門拆開一看，箱子裡的槍械等等都缺乏零件，不堪使用。此事使傅作義灰心喪氣，遂決心投共。從傅作義之例，足證美國國務院白皮書所曰「國民黨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主要應該歸咎於美國本身！
白皮書題為〈美國與中國之關係〉是八月五日發表的，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頁，分為八章，收錄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它公然為美國政府已往的對華政策辯解，對蔣公的抨擊相當露骨，附件中有李宗仁致杜魯門函件的三段話，他竟然在洋人面前詆毀自己的領袖。時值共軍大舉進犯華南、國府正醞釀在西北、華南與共軍展開決戰之際，誠為危急存亡之關頭，這份重點誹謗國民政府、多方偏袒中共的文件無異落井下石，予國府以致命之打擊。其所產生之惡果，使面臨生死存亡的中國，民心士氣頹喪，更加速了大陸之淪陷，連美國外交家藍欽大使也坦承：「白皮書在中華民國最危急的時候發表，是對國府致命的一擊！」具體例證是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廈門之戰：近十六萬國軍坐在四平方里的沙灘上，眼巴巴地等待共軍接收，十多架戰鬥機安靜地停在機場枯候共軍光臨。結果，兩個營千多名共軍大模大樣由公路上長驅直入，對公路兩旁睡在田間與沙灘上的十六萬國軍視若無睹。廈門就是這般失守的！整個過程未見任何一個將官或校官組織抵抗，正合了後蜀主孟昶寵妃花蕊夫人的詩句：「十四萬人齊解甲，竟無一個是男兒」，連人數都差不多！
白皮書說：「也許只有靠美國的武力才可以把共產黨打跑。對於這樣龐大的責任，無論是叫我們的軍隊在一九四五年來承擔，或者是在以後來承擔，美國人民顯然都不會批准」。這段話表明美國不願捲入中國政府抵抗共產國際侵略的戰事，但它不能否認它確實幫助共軍完成了本應多次艱難跋涉至少需時兩個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戰略性輸送任務，把幾個司令部的高級指揮官空運到了叛亂的前線。與此同時，蘇軍、東歐共軍、北韓共軍都傾其全力參加了這場殘酷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爭：在錦瀋、平津、徐蚌三大戰役中都有蘇聯、東歐、北韓官兵，尤其是技術兵種──炮兵、工兵、通訊兵。在天津陷落時，城牆下的蘇聯、東歐士兵屍體堆積如山，國軍戰俘是踩著那些屍體被押上城牆頂的。根據雅爾達協定，蘇俄出動三個方面軍一百五十八萬官兵，循外蒙、黑龍江、烏蘇里江湧入東北，駐守旅順、大連二港，阻止國軍循水路趕往東北受降，國軍不得已將所有的卅個精銳美械師由陸路推進到東北，一九四六年八月起美國宣布對華軍火禁運，這三十師國軍憑藉抗日剩餘的陳舊武器同美械(麥克阿瑟承認：蘇俄把美國運抵海參崴的耐寒武器裝備全部交給了中共)、俄械、日械(據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七日日本政府外務省報告〈流落東北日軍近況〉稱：在東北共軍中的原日本官兵總數約六萬人。翌年共軍徐向前部攻打太原時，動用了日俘炮兵六千餘人)武裝的林彪部共軍拼博，兩年後彈械消耗殆盡，難免全軍覆沒噩運。
一九五八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台時發表聯合公報稱：「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即逼蔣公開宣布放棄反攻大陸。此後，一九六二年大陸饑荒蔓延，赤地千里，餓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使共軍淪為「語錄兵」毫無戰力；一九八九年大陸暴發民主運動，北京二百萬民眾上街示威，中共動用正規軍屠殺民眾，億萬民眾切盼變天，但因美方約束，中華民國政府失去了三次最佳的反攻機會，這便是武器裝備燃油全部仰仗美國所結出的苦果。
以上十八種類型的偶發事件，前十四種屬於主觀因素，須歸咎於國府人謀不臧、疏於防諜等失誤*，否則每一宗事件都是可以預先防堵的；次三類是客觀因素──敵人的殘忍、奸詐、狠惡以及幸運(包括天時、地利)；最後一類是列強幹涉中國內政，共產國際武裝入侵中國以及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對中國民心士氣的致命打擊，倘若我們制度健全、應對得體，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於那麼多偶然事件的積累，量變導致質變，才顛覆了亞洲第一個民主政體。結論是：歷史的偶然性導致了世界的改變。
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無不夢想傳承千秋萬代，但焚書坑儒的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暴戾恣睢的蒙元只持續了九十年；然而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中共為何能維持其暴政半個多世紀呢？
一則由於中共對反抗勢力趕盡殺絕，其嚴密的社會組織與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能把任何星星之火扼殺在搖籃之中；二則是中國大陸的廣袤市場吸引了全球唯利是圖的商賈，如今跨國公司、國際財團、港商、台商已同中共特權階層沆瀣一氣、狼狽為奸，共同壓榨、欺凌苦難的中國人民。在此情狀下，中國人民的反共抗暴鬥爭不可能得到任何國家的實質援助；三則中國大陸民間維權鬥爭與民主運動，每年都數以萬計，但都缺乏橫向的串連，不能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四則當代中國的知識份是垮掉的一代，在他們身上見不到祖輩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與父輩邱清泉「常揮涕淚泣孤臣」的英雄氣概，他們汲汲於謀求當官，統治者丟下一根肉骨頭就俯首帖耳。士大夫的厚顏無恥與助紂為虐，無異延長了暴政的壽命，所以偶發事件只能是曇花一現，不能積累成整個中國的變天。
*一味渲染共產黨得天下是歷史的必然者，故意隱瞞下述事實：在戡亂戰場上關鍵時刻拉隊伍投共的高級將領中，有許多人本是中共派遣打入國軍從事兵運的臥底或曰鼴鼠，例如張克俠譁變時已有十九年中共黨齡，郭汝瑰二十年，廖運周廿一年，劉斐廿五年，何基灃十年。所以中共建政後周恩來對何基灃說過一句話：「基灃同志，過去的事，就讓它作為黨的一個秘密吧！」何基灃直至去世也不敢暴露身份，張克俠在文革中被打成癱瘓，直到臨死才打破禁令，表明他本是一九二九年入黨的老黨員，是奉命打入國軍伺機拉隊伍譁變的，絕非什麼「起義」。至於程潛、董其武、陶峙岳、鄧寶珊、裴昌會、張軫等人，根本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都是典型的投機份子，腳踏兩條船，見風使舵，誰勢力大就投靠誰，祗求個人升官發財。戡亂初期國軍捷報頻傳、勢如破竹時，中共南方局情報部部長潘漢年曾一度想向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投誠；然而戡亂後期國軍損兵折將一敗塗地時，貪生怕死、眷戀官位的文武百官便紛紛尋找門路意圖攀附，張軫、程潛、董其武、陶峙岳、鄧寶珊、裴昌會就是典型。促使他們變節投共的轉折點是衛立煌在東北葬送國軍精銳三十萬人，這是民心士氣瓦解的開始，此後形勢急轉直下，倒戈成了骨牌效應。到盧漢發動昆明事變，將國府在西南的布建連根拔起，而且失去大陸上最後一塊反攻基地，偶然便成了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