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銜私怨導致叛變
吳化文原任軍閥韓復部手槍旅旅長，一九四三年投靠汪偽，任偽軍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抗戰勝利後反正，被編入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王耀武麾下。王以吳出身不正，心存歧視，種下了吳叛變之因。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吳化文在整編九十六軍軍長任上，率三個旅兩萬餘官兵投共。此舉使十一萬重兵把守、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山城濟南，西部門戶大開，王耀武口稱「固若金湯」的防禦體系土崩瓦解，於是劉峙派三個兵團北上援濟的計劃徹底破產。吳降共後四天，濟南陷落，國軍一個綏靖區司令部、一個保全司令部、兩個師部、十一個整編旅、兩個總隊、五個獨立團共八萬四千餘官兵被斃傷俘，旅以上軍官廿三人被俘，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東省黨部主委龐鏡塘等統統被俘，還損失了大批武器裝備。濟南失陷後，山東全局糜爛，於是華北、華東共區連成一片，直接導致了徐蚌會戰的敗局。
十三、被俘乞活出賣黨國
一九四八年十月，長春陷共，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督察長關夢齡被俘，當時自少將參謀長安震東至中尉參謀李中侯均被迅速處決，關夢齡貪生怕死，在看守所中寫了一百萬字的檢舉書，使國防部保密局在東北地區潛伏的人員被中共一網打盡，以後再也不能恢復元氣。
在昆明被捕的軍統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副區長周養浩、保密局經理處處長郭旭、總務處處長成希超，中統雲南調查處處長孫秉禮、國防部二廳副廳長沈蘊存、雲貴特派員公署參謀長溫天和等人，向中共招供了應變計劃、潛伏計劃、游擊計劃、破壞計劃和還鄉計劃，致使軍統在大陸的一百四十個潛伏組織被破獲了一百零二個，潛伏人員被槍決數千人。
外號「賽狸貓」的軍統上校段雲鵬具備飛檐走壁特技，一九五四年他奉派自台赴大陸刺殺毛澤東，他到了香港遲疑不前。中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運用一名販毒保釋的藥商、段的盟兄弟在段身邊建立內線，一方面及時掌握段的思想、行動，一方面將段按部就班引入囚寵。藥商在香港開設了藥店，實際上還在共方控制之中。天津市警局又專門在廣州開設一家藥店，派偵察員張葆珍裝扮成店主韓葆章，由香港藥商介紹韓代領通行證讓段雲鵬從深圳合法入境。段雲鵬到廣州當晚，在韓葆章接風洗塵酒宴上被捕。段雲鵬在中共控制下，與保密局保持聯繫十幾年，長期騙領活動經費，到文革爆發才被處決。
十四、為保身家、發橫財而叛變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華中剿匪總部副總司令張軫率三個師二萬餘人在武昌以南之賀勝橋、金口一帶投共。此舉打亂了白崇禧保衛武漢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省主席、湘贛綏靖主任程潛通電投共，部署在長沙──廈門──汕頭──潮州這道防線上的華中軍政長官所部湖南軍隊紛紛跟著投共，防線左翼因而崩潰，並且使右翼宋希濂統率的中央嫡系部隊不可能再守住剩餘的防線，頓使百粵失去屏障，共軍得以長驅直下，對播遷廣州未久的國府打擊甚重，西南半壁江山頃刻淪陷。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西北軍政副長官兼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宣布脫離國民政府，率一個兵團部、十六個師(旅)投共。中共兵不血刃取得綏遠，便徹底解除了後顧之憂，整個中國北部盡皆變色，藉此消除了國軍以綏遠為基地捲土重來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五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致電毛朱宣布投共，使西南、西北地區仍在鏖戰的國軍士氣大傷，共軍一野、二野得以對成都合圍，迫使政府遷離大陸。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央、中國兩家航空公司總經理陳卓林、劉敬宜率十二架民航機自香港北飛，滿載汽油、器材、零件、輪胎等抵達天津機場。兩航叛變由周恩來、李克農策動，參叛員工四十人獲准每人攜帶免稅西藥等一皮箱。此舉使國府軍政人員再也不能用兩航飛機在台灣與重慶、昆明之間來往與運輸物資，大西南失陷時，許多軍政要員因飛機不足而束手被擒，既打擊了國府的軍心士氣，又提升了中共的空運能力，部分民航機改裝成轟炸機後，參加了攻占一江山島的大規模轟炸。
十五、共諜與內奸偷竊情報、策動叛變
一九三二年，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少將參議李明灝，以研究作戰業務為名，從機要室偷出大批軍用地圖迅速送到毛澤東、朱德手中，使紅軍如虎添翼，巧布神兵，出奇制勝，擊敗了國軍第五十二、五十九、十一_個師，斃師長李明，生俘師長陳時驥，瓦解了五十萬大軍進攻井崗山地區的第四次大圍剿。
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蔣公在廬山牯嶺召集軍事會議，部署第五次圍剿的鐵桶計劃，擬在匪巢瑞金四周圍架起三十道鐵絲網和三十道火力封鎖線，還配備一千輛軍用十輪卡車，俾快速運送作戰部隊攔截，一舉圍殲中央蘇區的紅軍。混入贛北第四行政區任專員兼保全司令的共諜莫雄出席了這個二百名軍政官員的會議，且領取了兩斤重的絕密文件、地圖、表格，旋即交付他安插在保全司令部諜報科任參謀的共諜項與年，由其從德安送往瑞金。共方接報後，突然實施戰略大轉移，將紅軍主力八萬六千多人渡過雩都河西去，使國軍前鋒撲了個空，紅軍則搶在國軍鐵桶箍圍之前撤出了有全軍覆滅之虞的險區。
一九三四年十月，潛伏在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張學良身邊任中校機要秘書的共諜潘文郁將國軍進攻紅軍的兵力布置、戰役行動、團以上部隊番號、軍官姓名、防區分布等機密情報偷回家中，轉交中共，導致紅軍多次不失時機地逃出危險境地，轉敗為勝。
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率五個軍閃擊延安，由於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熊向暉泄密，以致功虧一簣。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樞密令胡部圍殲中原共軍李先念部的作戰計劃以及翌年三月胡部攻略延安作戰計劃均被竊走，致使整編廿九軍中伏，旅長何奇陣亡、旅長李紀雲麥宗禹被俘，國軍精銳整編卅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被殲，而共軍主力順利撤出延安。
一九四五年，共諜閻寶航打入國防部拍攝複製了關東軍在東北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備圖，為共軍搶先接收東北作了充分準備。
一九四六年，共諜余心清混入北平第十一戰區孫連仲部擔任政治設計委員會副主委，刻意安插共諜謝士炎充任北平綏署主管人事的少將處長。當陳毅部在山東萊蕪大敗時，謝向共方密獻軍事計劃，致使共軍反敗為勝。他安插在上官雲相的天津前進指揮所任參謀的共諜朱建國，偷出天津城防軍事地圖密獻共軍，導致陳長捷部防守天津損失慘重。
一九四七年二月第四十六師師長韓練成出賣軍事機密，導致美械裝備的七十七師在和莊被圍，師長田君健殉國。第二綏區司令官王耀武下令突圍時，韓故意推遲行動，讓共軍占先圍困萊蕪城，副司令官李仙洲部六萬人被分割成數段，指揮系統癱瘓，被逐段殲滅。萊蕪戰役是共軍在戡亂戰爭中的第一次大勝，全殲國軍在膠濟線上的機動兵力，共瓦解國軍一個綏靖區指揮所、兩個軍部、七個師共五萬六千人，中將副司令官李仙洲、中將軍長韓浚、少將副軍長李琰、少將師長楊明、蕭重光等十九名高級將領被俘，還損失了大量輕重武器。
一九四八年九月，有十九年中共黨齡的國軍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利用職務之便自由出入剿匪總部參謀處翻閱軍事情報與圖表，將徐州國軍布防及工事圖表複製後派員送達共軍華東野戰軍，致使徐蚌會戰國軍處處被動挨打。十一月十日，張志俠與另一名副司令官何基灃率五十九軍兩個師、七十七軍一個師以及第一一一團共計兩萬三千人讓開台兒莊至微山湖的運河防線，控制所有橋樑，確保共軍三個縱隊從第三綏靖區正面渡河南下，迫使掩護黃伯韜兵團西撤的李彌兵團回防徐州，從而又讓開了運河防線，使華另兩個師主力順利南下，插到徐州以東，截斷了黃伯韜的退路。廿二日，共軍在徐州以東碾莊圩地區全殲國軍第七兵團，司令官黃伯韜兵敗自殺。徐蚌會戰本是相持之局，共軍幾度陷於危境，張何投共使整個黃淮平原戰地的國軍陷入絕境。
廖運周是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的，他潛伏國軍升到一一○師師長。在豫北山東戰場上，故意給共軍報信，使國軍奔襲計劃撲了個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四日他給劉鄧密送國軍突圍計劃，致使共軍提前出擊，黃繼兵團轉移部署失利。廿六日黃維擬以四個主力師並進突圍，廖主請命打頭陣，旋即派人報告共方。廿七日清晨，一一○師從雙堆集到西張莊急行軍三十里脫離戰場，跟著突圍的十八軍另一個師遭到共軍密集火力襲擊，傷亡慘重。十三天後，廿三師師長黃子華又率部投共，第八十五軍即告瓦解，再五日，十二兵團四個軍十幾萬人悉數被殲。
一九四六年動員戡亂後，潛伏共諜劉斐以國防部參謀次長參加官邸作戰會議，存心作出許多錯誤的部署和獻議：叫王澤浚四十四軍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黃伯韜帶一個兵團去援救王澤浚的一個軍，叫黃維兵團奔馳千里趕到雙堆集袋形陣地挨打，叫劉峙輕易放棄工事做得極好、糧彈儲藏極豐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個兵團在公路上排成無法作戰的難民式長龍，像一個龐大的軟體動物，暗中又將所有軍事配置部署與作戰計劃和盤、及時地托向中共，致令國軍雖擁有現代化武器與陸海空三軍配合，然共軍卻能避實就虛，按圖索驥，瓦解了一個個強大的兵團，國民黨的江山竟然斷送在這個內奸手裡。
另一個高級共諜郭汝瑰在軍務署副署長任內向共軍提供了國軍作戰序列及編制裝備人馬數目表，還提供了對東北戰局十分重要的最高統帥派軍隊接收張家口、北平、塘沽地區，阻止共軍出關的計劃。在任國防部第五廳副廳長和軍調部張治中談判助手期間，提供了國軍整編情況和三人小組會議政府方面的機密情報。在第三廳廳長任內，提供了重點進攻山東的計劃及調歸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的九個軍和炮兵、工兵的情報。在擔任徐州司令部參謀長期間，提供了國軍進攻大別山後徐州司令部所轄兵力配置情況、徐州司令部解圍兗州的計劃。回任第三廳廳長後，提供了國軍解圍長春的方案、解圍雙堆集計劃以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國軍的江防計劃、十二月初國軍京滬地區江防要圖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徐蚌戰場糧盡彈絕，羅掘俱窮，在此千鈞一髮危局下，京滬鐵路管理局局長陳伯莊與退役的前美國十四航空隊隊長陳納德密商重建飛虎隊，並租用美國駐滬海軍飛機到徐蚌前線支援被圍的四十萬國軍。倘此舉成功，徐州被圍國軍可以順利突圍，邱清泉、李彌等精銳部隊全可保存，戡亂戰事將會開創新局，非但江南國土不至淪陷，徐州剿匪總部還可揮戈北伐收復華北失地。可惜事機不密，半途而廢：陳伯莊的私人秘書霍實子探悉此事立即向高級共諜陳銘樞匯報，陳趕赴南京找司徒雷登大使，威脅美國大使「不要插手中國的事」，並以「留有餘地」作為利誘、許諾今後充當美國與中共建交之「搭橋人」，硬使司徒出面制止了陳納德將軍的援華壯舉。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以廿五萬國軍統帥身份派鄧寶珊簽署「北平和平解放協議」，使共軍不發一槍一彈開入北平。二月一日，人民日報竟登出共軍平津前線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近兩千字的致傅作義最後退牒，先是聲討傅的「罪行」，然後限五日內投降，否則城破後必予嚴懲云云。傅作義看到這封一月十六日簽署的信件，感到震驚與憤怒，他內心飽受屈辱，不禁捶胸頓足，悔恨自己何必投共。此信是毛澤東起草的，一月十六日由林彪交簽署協議的鄧寶珊轉遞，鄧見此函出言不遜，深怕功虧一簣，便拖延了多日，最後由傅冬菊塞在傅作義書房的大堆文件中，二月一日前，傅始終未看到這封侮辱他人格的最後通牒。據傅作義堂弟作信推測，設若鄧寶珊一月中旬將通牒呈交傅作義，以他「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的脾氣，是絕對不會接受那個和平解決協議的。倘若傅作義能像昔日守涿州那樣堅守北平，憑藉兵精彈足，再堅持一年多韓戰就爆發了，大陸何至淪陷？
李宗仁派桂系立委黃啟漢在北京設立電台與南京聯繫，不料黃啟漢經李濟深策反投共，把南京傅厚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電台呼號以及電報密碼本全部出賣給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由李指定專人為黃啟漢收發翻譯李黃之間來往電報，然而黃向李宗仁謊稱電台設於傅作義總部。所以和談期間，中央代表與南京的電訊來往全為中共掌握，故中共在談判桌上態度十分強硬，終於導致和談破裂，而張治中、邵力子等五名談判代表與顧問團顧問竟全部變節投共，此系古今中外歷史所鮮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