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二十一歲時第一次拍了彩色照片，照片卻沒能洗印，只留下一個照相館裝底片的小紙袋，上面有父親附加的字：
「新照彩色片一卷，全失敗，真可惜。
可能：
（一）照相館將膠布沒有貼緊。
（二）照相館替倒卷時露光。
（三）膠捲過期失效。」
小紙袋夾進舊書一晃四十年，它在這個多霾的冬天偶然滑落出來，激活了我對那次拍照的記憶。
1974年4月，我父親結束了自1967年11月以來的監禁，他被「中央專案第三辦公室」審查告一段落，可以回家了。那時我下鄉已經五年，得知消息很興奮，立刻請假從內蒙古邊疆趕回北京。我的處境能否因父親的「解放」而有所改善？幻想很多。但看到的父親卻並沒有被「徹底平反」，他的工作也沒有恢復。他說他自己「仍然是半自由的犯人」，這自嘲道出的實情讓我幾近絕望。他講述獄中情景總會猶豫著壓低聲音先說一句：「我出來時，他們說，我如果講這些，那就會再進去」，空氣在他的聲音中陡然凝結，我害怕得要命。
不過1974年的社會生活比起抓捕父親的那一年1967年來是寬鬆了些，比起我下鄉的那一年1969年來也是豐富了些。比如，市面上已有售彩色膠捲，彩色照片悄然走進了生活。當時彩卷都是進口，價格昂貴，洗印的費用也很高。但在我為期十二天的探親假快要結束準備返回內蒙時，父親還是買了一卷，裝進了獄方發還給他的那架萊卡照相機。他向心事沉沉打不起精神的我提議外出去拍彩色照片。
四月里北京的郊外風景如畫，可父親還是帶著我到擁擠的天安門廣場去了。那天陽光明媚，天的顏色湛藍。父親的興致很高，說好天氣一定能照出好照片。天安門前的遊客比肩接踵，擠來擠去，都要占據最好的角度拍照。我擠不上去，被父親急躁地推入了擁擠的人群。他大聲讓我堅持住，不要把位置讓人。我硬著頭皮與一排對著鏡頭的人擠著站好，只見父親舉起照相機，卻又忽然停了下來。他高聲命令我脫掉外衣只穿毛衣拍照，這很意外。當時，視野內廣場人海一片藍、灰和草綠色，外穿毛衣會很扎眼。使我加倍為難的是，脫掉外衣如此引人注目，我的毛衣卻既不美觀又不合體，是自己用舊毛線頭兒拼織的，多色的寬條和窄條根本不成圖案。
太陽曬得父親滿面通紅，他在擁擠和喧囂中固執地向我喊話，催促我脫掉外衣。他強調這次用的是彩色膠捲，最重要的就是色彩，所以要把毛衣露出來。我卻打斷他，厭煩地把話喊了回去：「快照吧，別人都等呢！」在僵持之中父親終於暴跳如雷，他跺著腳指責我就連最簡單的道理都不懂，激動地連說帶罵，引來了圍觀。
那時天安門前的警戒遠比現在鬆弛，我和揮著照相機大喊大叫的父親被團團圍住，竟沒有執勤的警察過來干涉。圍觀的人越聚越多。為求事態結束，我只得在眾目睽睽之下脫掉了兵團的「墾服」，把花色駁雜的破舊毛衣露了出來。父親舉起照相機，手因暴怒而仍在發抖，他淌著大汗，努力克制著手抖，一遍遍地對焦並讓我「笑一下」，直到我抹去眼淚勉強地配合了他。
我沒有惦記那次拍照的結果，過了八個月，它才在我的遺忘中揭曉。年底，我在內蒙邊疆收到了父親的信，內中夾有本文開篇時提到的那個帶字的小紙袋。那三點關於拍片失敗的分析工工整整，傳達出他對那次極為重視的拍照的深深失望。我忽然一陣難過。意外的是小底片袋中還有一張小小的畫片，就像今天一張銀行卡那樣的大小，是從一種1975年袖珍日曆小本兒上撕下來的封面。那種小本兒沒印毛像，在當時也算有些新意。父親用小小的封面當作新年賀卡寄給了我。
畫面是花式溜冰少年運動員的雙人造型，身穿艷麗紅色裙裝的兩個女孩，蹲姿的張開雙臂，立姿的高抬美腿，確是嚴酷年月里少有的美圖。我翻看背面，還有父親的字：「贈給小棣，新年好。74，12，23早朝6時半」。
記得我讀信的時候窗外白雪飄飛，1975年的元旦在朦朧的希望中馬上就要到了。
現在看見小紙袋和小賀卡，我又想起了我的父親。我已理解天安門廣場上氣急敗壞堅持讓我脫掉外衣的他，也已諒解他要拍出色彩的固執和專橫了。我發現巧合的是：1974年12月23日父親在賀卡上寫了賀詞，十年後1984年的那一天，正是他病逝的日子。
我又想起了父親為我拍照時用的那架在審查中被抄走又被發還的萊卡照相機，它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83年的夏天裡，在他在北戴河療養期間不慎丟失了。於是父親在1984年春花初放的時節里幾經挑選，笑稱「狠了狠心」又買了一架尼康照相機。可就在當年的冬天，嶄新的尼康照相機里裝上的第一卷彩色膠片還沒有照完，他就病來不治不幸去世了。
未成像的彩卷和未用完的彩卷都留下了遺憾，但我更遺憾的是，我父親沒有任何文字記述他自己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遭遇。在他這個完全有寫作能力的人遺留的文字中，有向北戴河海濱派出所報告萊卡照相機丟失過程的留稿，非常詳細，卻沒有一篇七年監獄生活的回憶！想起當年他壓低聲音對我說的話「我出來的時候，他們說，我如果講這些，那就會再進去」，我感到悲痛。因為，年輕時的我只會儘量理解那些所謂的鬥爭和運動，從未有過理解力去理解一個被無辜關押的人。我從未分擔過他的恐懼和憂愁，也根本沒有勇氣傾聽他那些斷斷續續的沉重的講述。我成長得那麼緩慢，緩慢得未能在我父親生前表達我對他的理解和同情。
只是現在，在這麼多年以後，我才懂得了那些講述的重要以及記錄它們的責任。我若不以關懷之情對待那些口述，還指望誰會去保存它？可惜，我父親去世已經三十年，他的講述在我記憶中凌亂地殘留，無以核對，再也無法寫成嚴謹的紀實文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