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准晚年曾對徐方談起自己在上海主持稅務工作的往事。他半開玩笑地說：「你知道解放初期我是做什麼的嗎？我專干那敲骨吸髓的勾當。」
這句話出自一個晚年的顧准，多少帶有自嘲和反省的意味。如果把時間撥回1949年，他卻不是一個站在新制度外面的批評者，而是這個制度最有能力的建設者之一。
這也是理解顧准一生的起點。
顧准1915年出生於上海一個小商人家庭，12歲進入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當練習生，後來成為會計專家，編寫過《銀行會計》，還曾在大學任教。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期間進入根據地，從事行政和財政工作。
1949年上海易手後，34歲的顧准出任上海市財政局、稅務局負責人。
擺在他面前的是一副困難局面。戰爭和通貨膨脹留下嚴重後遺症，大批工廠停工或半停工，原料和銷路都成問題，新政府本身也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
政權可以依靠軍隊取得城市，卻不能依靠軍隊長期管理城市。公務人員要發薪，公共事業要維持，軍政開支需要支付。歸根到底，都要有錢。
顧準的任務之一，就是把稅收起來。
一
顧準是會計師出身。他管理稅收的方法，也有很強的技術官僚色彩。
他組織普查納稅戶，劃分稅務管理區域，建立稅務專管員制度，由稅務人員固定管理一定數量的納稅戶。同時整頓舊有稅制，廢除部分苛捐雜稅，並重新制定營業稅、貨物稅、印花稅等徵收辦法。
多年惡性通貨膨脹又產生了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企業帳面上的資產價值已經嚴重脫離實際。
顧准允許私營企業按照當時物價重新估計資產，使帳面資本比較接近實際價值。工商界和會計界對此表示歡迎。
在顧准看來，這是一個會計問題。
多年以後，他仍然堅持認為，如果不允許重新估值，按照累進稅率計算所得稅，在經濟上就難以成立。他說，這「不是一項政策性的措施」，不過是「改進經濟計算的必要技術措施」。
可是中央財政部門並不完全這樣看。重新估值可能降低部分企業的納稅負擔，因此被認為可能給資本家留下合法逃稅的空間。
一個後來反覆出現在顧准一生中的問題，已經出現了：
顧准認為是技術的問題，政治卻認為首先是立場的問題。
1949年至1950年間，上海的財政稅收迅速增加。據後來上海財稅史料記載，1950年上海稅收收入達到6416萬元，比1949年大幅增長。
顧準的徵稅並不溫和。
他後來回憶，當時嚴查逃稅，又同時推銷公債，壓力之大，甚至可能使一些逃稅企業破產。他因此收到過不少匿名恐嚇信，公安機關還給他配了警衛。
這時候的顧准，並不是後來人們所熟悉的那個反思計劃經濟的知識分子。
他是一個革命者，也是一個強有力的新政權財經幹部。
二
顧准參與的事情還不只是徵稅。
1949年以後，新政權開始建立國營商業體系，通過國家貿易公司控制棉花、糧食、煤炭等重要物資的供應和銷售。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自然成為試驗的重要地區。
顧准積極參與其中。
國家逐漸掌握重要生產資料來源和產品銷售渠道，再加上金融體系迅速國有化，私營企業即使在產權上暫時仍屬於私人，經營活動也越來越依賴國家體系。
顧准後來在回憶中對此並不諱言。
他還談到過另一件事情。
上海有大量外國企業和房地產。新政府並沒有一開始就對所有外資資產採取直接沒收辦法，而是利用地價稅、欠稅和罰款等手段，使一些外資企業繼續持有房地產的成本越來越高。
據顧准後來回憶，一些外國資本家最終以房地產抵償欠稅，隨後退出上海。他甚至以沙遜等外商資產為例，並頗為自豪地總結說：
「我們沒有採用任何沒收政策，我們卻肅清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殘餘經濟勢力。」
具體企業和房地產的產權轉移過程，還需要結合檔案逐項考證。但顧准這段回憶本身已經說明，當時的他並不反對社會主義經濟改造。
相反，他是執行者。
這是後來談論顧準時很容易被忽略的一點。
如果把1949年的顧准寫成一個堅持市場經濟、依法行政而受到壓制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並不符合歷史。
他相信革命，也相信社會主義。
而且，他曾親手參與建設後來自己逐漸發生懷疑的經濟制度。
三
問題恰恰從這裡開始。
顧准除了是革命者，還是一個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會計專家。
意識形態可以宣布國營企業優越，會計卻必須繼續記帳。
企業用了多少資本？生產成本是多少？為什麼虧損？資產如何計價？沒有真實價格，怎樣判斷一家企業究竟創造了財富還是消耗了財富？
顧准在山東從事財政工作時，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他曾說：
「國營企業財務管理是我們財政工作中尚未解決的問題。」
這句話當時並不驚人。
可是後來顧準的一系列思考，幾乎都可以從這裡找到最初的影子。
革命理論告訴人們應該建立什麼樣的經濟；會計卻不斷追問，這套經濟實際是怎樣運行的。
兩者並不總是一致。
1951年底，「三反」「五反」運動逐漸展開。運動有整頓腐敗、打擊偷稅漏稅等目的，但隨著運動擴大，正常工商活動也受到衝擊。一些企業停業觀望，商業萎縮，甚至出現工商戶自殺事件。
對於財政幹部來說，這裡面存在一個很現實的矛盾。
打擊偷稅，是為了增加國家收入；如果運動使企業大量停業，稅源本身也會縮小。
顧准主張按照稅法和帳目徵稅，強調「依率計征，控制計算」，不贊成無限擴大運動式徵收。
今天看來，這不過是一個財政官員很普通的意見。
當時卻未必如此。
四
1952年2月，顧准突然被撤職。
上海市委宣布處分時，對他的評價包括「嚴重的個人英雄主義」「自以為是」「目無組織」「違反黨的方針政策」等。
關於顧准被撤職的具體原因，後來有不同解釋。依法徵稅與運動式徵稅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方面，他本人強烈的獨立判斷和「不服用」，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不服用」是當年一些幹部對顧准頗為傳神的評價。
有人一方面承認他的能力，說像顧准這樣的幹部很難找到；另一方面又認為這個人難以駕馭。
問題正在這裡。
顧准並不是反對共產黨。他本人就是共產黨人。
他也不是拒絕社會主義改造。他本人參與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早期建設。
但是作為一個專業人員，他有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習慣：遇到具體問題，他首先問這個辦法在事實上是否成立。
帳算不平，他會說帳算不平；稅率不合理，他會討論稅率；國營企業管理存在問題，他就研究國營企業為什麼存在問題。
這樣的幹部在正常行政體系中未必是麻煩。
在政治運動不斷強化的年代，卻可能成為麻煩。
因為政治運動所要求的不只是把事情做好，還要求對事情為什麼這樣做保持一致的解釋。
顧准第一次付出了代價。
撤職以後，他被不斷調動和降職，後來進入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一個原本掌握上海財政稅收實際權力的高級幹部，逐漸變成了一個研究經濟問題的學者。
從個人命運看，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從思想史看，卻可能是顧准真正的開始。
五
1950年代以後，顧准開始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商品、價格和價值規律。
問題仍然來自那些很實際的事情。
一個企業怎樣知道自己的產品應該生產多少？一種商品應該定什麼價格？如果價格不是供求關係形成的，又根據什麼判斷資源是不是被浪費了？
1957年前後，顧准公開討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這些問題後來成為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常識。當時卻觸及了高度計劃經濟的一些基本理論。
同年，反右運動開始，顧准被劃為右派。
此後十多年，他又經歷了更嚴重的政治打擊。1965年再次被戴上「極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家庭也遭到毀滅性的衝擊。妻子汪璧後來在政治壓力中自殺，幾個子女與他斷絕關係。
1974年，顧准患肺癌。
臨終前，他希望能夠再見孩子一面。這個長期不願違心認錯的人，最後還是在一份認錯材料上簽了字，希望摘掉政治帽子，也希望因此減少對子女的影響。
孩子最終沒有來。
1974年12月3日，顧准去世，59歲。
六
顧準的一生如果只歸結為「知識分子受難」，是不夠的。
那個時代受難的人很多。
顧準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曾經站在另一邊。
他不是一個從書齋里走出來批評新制度的人。他參加過革命，管理過財政，征過稅，建立過國家經濟管理制度，也曾經為迅速清除舊經濟秩序而感到自豪。
他知道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能夠做成什麼事情，因為他自己曾經操作過它。
後來，他也知道這部機器能夠對一個人做什麼，因為他自己成了它處理的對象。
然而，顧准思想變化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並不是受了打擊以後產生怨恨。
他仍然在問問題。
最初的問題很小：一筆帳應該怎麼算？
隨後問題越來越大：價格從哪裡來？國營企業為什麼會虧損？計劃能不能代替市場？如果沒有市場提供的信息，管理者憑什麼知道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
再往後，他的問題已經超出了經濟學：
如果沒有人能夠掌握絕對真理，那麼誰有資格以真理的名義決定所有人的生活？
顧准從會計走到了經濟學，又從經濟學走到了政治制度。
這條道路走了二十多年。
1949年的顧准所解決的，是新政權面前一個迫切的問題：
怎樣建立一個有能力的國家。
晚年的顧准所思考的，卻是另一個問題：
當國家已經擁有強大的能力以後，怎樣防止這種能力相信自己永遠正確？
顧准沒有來得及看到後來中國的改革開放。
但是他曾經親手建設計劃經濟，又從實際經濟運行中發現它的問題；曾經相信革命能夠改造社會，後來又開始懷疑任何人是否真正掌握歷史的終極答案。
因此，顧准留下的最有價值的東西，也許不是某一個經濟學結論。
而是一種很簡單、在某些年代卻很困難的態度：
事實與理論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重新檢查理論，而不是要求事實服從理論。
顧準的一生，正是為明白這個道理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