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在紐約受審，辯方說，思科、T-Mobile等事件只是「個別員工的個人行為」。公司有二十萬員工，總會出幾個壞蘋果；管理層發現以後，也採取了補救措施。沒有犯罪藍圖，只有美國檢方把零星事故拼成陰謀。
這套說辭當然符合律師職責。律師的工作不是替公眾尋找最合理解釋，而是在合理懷疑中替客戶開路。但離開法庭術語，只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華為自己相信嗎？
被捕以後，中共採取了何等行動？兩名與華為沒有僱傭關係的加拿大人遭到拘押，直到孟晚舟回國當天才獲釋。一個普通私營企業的財務主管，引動的是外交、司法與國家機器。無論北京怎樣解釋，所有華為員工都看懂了：這家公司背後，不只是一間人力資源部。
那麼，一個普通員工如果真正違背華為意志，擅自跑進美國公司的實驗室，拆下機械臂零件塞進背包，給華為招來訴訟、制裁和刑事調查，他在賭什麼？
偷成了，技術歸公司，他最多領一點獎金、得到一次晉升。偷敗了，美國司法找他，華為可以解僱他，中共也沒有義務保護他。若公司真的痛恨這種行為，他甚至可能因為嚴重損害戰略企業利益，在中國面對遠超過失業的後果。
連與華為無關的外國人都可能捲入國家級報復，一個普通員工卻敢冒著同時得罪美國司法、華為管理層和中共體系的風險，純粹憑個人興趣替公司偷技術。這樣的員工不是忠誠，是在自殺。
世上當然有蠢人。一個員工一時愚蠢，可以相信；不同年份、不同國家、不同部門的員工，反覆作出同一種「個人決定」，而且每次都恰好有利於華為縮短研發時間，就不能只用愚蠢解釋。
真正的問題未必是任正非有沒有簽發一張「批准盜竊」的文件。成熟的組織不需要留下這種文件。上級只需規定項目必須完成，獎勵帶回有價值的競爭情報，卻不詢問來源；成功者得到功勞，失敗者立即變成「個人行為」。公司拿走果實，員工留下指紋。
因此，法庭真正要查的不是華為有沒有幾個壞員工，而是這些員工為什麼相信如此行動對自己有利。有沒有內部獎金？上級是否知情？資料進入研發系統後，有沒有人詢問來源？公司是在內部主動發現問題，還是被攝影頭拍到以後才忽然重視合規？
如果華為能夠證明主動調查、停止使用、保存證據並通知受害者，「個人行為」尚有說服力。如果每次都是東西拿到了便使用，人被抓到才解僱，那麼公司反對的恐怕不是盜竊，而是盜竊失敗。
檢方仍須用證據證明企業級犯罪，不能憑中共保護孟晚舟便直接定罪。但華為的辯詞也必須通過常識檢驗：一家組織嚴密、獎懲分明，並能獲得黨國機器超常保護的企業，竟長期不知道員工在替它獲取外國技術。
鬼是否相信，無關緊要。陪審團只需問一句：華為自己相信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