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北京天安門廣場一角的監控攝影頭
他在派出所的監控室里坐了將近四個小時。
屏幕上是八倍速的畫面，一片灰藍色的車堆，人影進進出出。民警把畫面局部放大，像素散成一團馬賽克，看不清臉，也看不清車。看到後半夜，他放棄了。那輛電動車值兩千多塊。
一個月前，他在同一座城市收到過一張罰單。照片彩色高清，副駕駛有沒有系安全帶拍得清清楚楚。
這樣的事在中國各地幾乎天天發生，多到不再是新聞。同一座城市，同一個人，兩種清晰度。
當然，這本來不是同一類鏡頭。卡口抓拍設備的位置、焦距、補光、拍攝角度，從設計之初就是為了拍清一塊車牌和一張正臉，和小區里那種轉都不會轉的治安探頭沒法比。
可問題恰恰在這兒。一個系統把最好的設備、最勤的維護、最徹底的自動化優先配給了什麼，本身就是答案。它能全自動認出你沒系安全帶，一分鐘出單。輪到替你找一輛車，清晰度、維護和人力就一起變得緊張起來。鏡頭沒有立場，預算和權限有。
中國到底裝了多少攝影頭，沒有一個可信的官方口徑。多家行業機構給出的估算都在數億台，估算接近每兩人一台。這個數字只能當參考。可以確認的是另一件事：從「天網工程」到「雪亮工程」，各地推了十多年的公共視頻資源聯網共享，街面、路口、小區、鄉村道路的攝影頭陸續接進公安平台。在這樣的密度下，「沒拍到」這三個字才是真正需要解釋的那一個。
而大部分人聽到的解釋只有兩句。一句是「那個位置正好是死角」，一句是「那幾天的錄影壞了」。
2022年10月14日，江西鉛山，15歲的胡鑫宇在致遠中學校內失蹤。全校裝有119個攝影頭，監控把他最後離開畫面的時刻記到17時51分58秒。時間精確到了秒，人卻從此不見了。
家屬曾懷疑視頻被刪改。
106天後，2023年1月28日，胡鑫宇的遺體在一座糧庫院內被發現。那裡距其宿舍直線只有226米。官方認定他系自縊身亡，頸部縊索由兩根白色鞋帶連接而成，遺體發現處是原始第一現場。
這個糧庫並非荒廢無人。主要區域裝有視頻監控，門口有二十四小時值守的門衛，還有護院犬。警方此前四次進入糧庫搜尋，搜過全部建築物，卻沒有搜到遺體所在的樹林。
新聞發布會上，鞋帶的長度、材質和檢驗結果被交代得極細，幾乎像為兩根鞋帶開了一場產品說明會。可對於四次搜尋為什麼始終沒有進入那片樹林的關鍵位置，解釋只有「未搜尋到位」。到最後，被要求證明可靠的竟然是鞋帶，不是監控，不是門衛，不是護院犬，也不是那四次搜尋。
一個能把少年最後出現的時刻精確到秒的系統，卻讓他在學校旁邊消失了106天。攝影頭沒有壞，糧庫也不是無人區。技術越精確，責任越模糊。
這件事留下的，顯然不是一個硬體問題。
鏡頭的物理解析度出廠時就定死了，不會因為報案人是誰而變化。變的是另外幾件事：誰有權調取，為什麼調取，這一次調取值不值得占用人力和算力。一個電動車失主看四個小時錄影，得有一名民警陪著坐四個小時。一次超速抓拍，從識別到出單，全程幾乎不需要人。
系統不是不能看清看清誰由不得你
總部在杭州的海康威視是全球最大的監控設備製造商。2022年底，美國監控行業研究機構IPVM在海康威視官網一份「智慧警務」軟體的技術文檔里，翻出一張預設報警類型清單。清單上有「法輪功」，有「宗教」，還有若干與聚眾、遊行、示威有關的條目，與兇殺、賭博、綁架、吸毒並排列在同一張表上。同一份文檔里還有一個「人員字典」，可記錄的屬性包括宗教信仰、民族、政治面貌，也包括年齡段、髮型、有沒有戴眼鏡、外套什麼顏色。
宗教信仰和外套顏色，在這張表里是同一級別的欄位。
IPVM和英國《衛報》就此向海康威視求證。公司沒有回應，但在被問過之後，把「法輪功」和「宗教」這兩項從網站上刪掉了。
需要說清楚的是，文檔沒有交代這類警情由什麼觸發，可能是設備報警，也可能是值班人員發現後手工錄入。所以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不是算法能從一張臉上看出信仰，而是一套賣給警方的軟體，把一種信仰本身寫成了警情類別。
被寫進這張表的「法輪功」群體，以「真、善、忍」為信仰核心理念。1999年7月，中共對其發動全面鎮壓。此後27年，法輪功修煉者經歷了大規模關押、酷刑、強制轉化和迫害致死。至於被報警系統標出來的那個人後來去了哪裡，技術文檔不負責交代。
海康威視還中標過另一個項目。新疆墨玉縣一份三億多元的「社會面防控體系」合同，法新社取得的標書顯示，約35,000台攝影頭要覆蓋全縣的學校、街道、辦公場所和967座清真寺。系統還被要求幫助監督伊瑪目是否按照統一口徑講經。《金融時報》報導說，這些清真寺的入口，一座一台人臉識別攝影頭。
縣裡怎麼還這筆錢？法新社查到的政府材料寫著，合同承諾給海康威視百分之八的年回報，這筆錢指望用新裝攝影頭多開出來的交通罰單來付。
罰款養監控，監控盯清真寺。一條帳鏈，一頭一尾，正好就是本文開頭那位失主遇到的兩種清晰度。
江蘇泰興一位居民對海外媒體描述過當地的用法：攝影頭主要用在兩處，一是罰款，二是維穩。被列為重點維穩對象的，家門口的攝影頭不止一兩個。六樓門口裝一個，樓下裝兩個，樓梯口再裝一個。這些攝影頭不會壞。它們對準的是人，不是路口。
所以問題從來不是攝影頭壞沒壞。而是這張網原本就不是為找回你的電動車而織的，你只是恰好也被網在裡面。
關於這張網的能力還有一件事值得說清楚
海康威視這類人臉識別設備的宣傳材料里，準確率常被寫成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識別時間零點幾秒。可同一類設備的用戶手冊和安裝指南翻到採集要求，語氣就完全變了：距離、俯仰角、水平偏轉、臉部像素、光線和遮擋都有要求。採集照片最好是正臉，光線均勻，帽子、墨鏡和過大的角度都會影響識別。
兩段文字之間的距離，就是宣傳和工程之間的距離。
這不是某一家廠商的小毛病，而是這項技術共同的邊界。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長期把不同圖像條件分開測試，因為證件照和街頭抓拍，根本不是同一道題。到了真實監控場景，側臉、逆光、運動模糊和遮擋都會放大誤差，比對名單越大，誤報和漏報的代價也越高。
IPVM在2023年做過一次商用人臉識別系統的橫向測試，用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的公開人臉數據集，八家廠商的產品同場比較，其中包括海康威視。結論是廠商宣稱的九成九出自理想化的測試環境，換到真實監控場景差距很大，名單一旦擴到兩千多張臉，一部分系統就開始吃力。測到海康威視那台人臉識別錄影機時，受試者戴帽子、戴墨鏡，或者攝影頭俯角偏大，識別準確率掉到百分之零到十的區間。需要說明，這三個條件是一起說的，沒有拆開算各自的貢獻，測的也只是一台商用設備。
寫下這段不是為了教人怎麼躲，是為了說清楚它准在哪裡、不准在哪裡。它準的地方是驗票閘門、門禁、卡口，人站定，正臉，光線可控，對比庫有限。它不準的地方，恰恰是官方新聞里最愛描述的那種場景：人海之中一眼認出某一個人。
回到最開始那句「那幾天的錄影壞了」。
海康威視的做法要坦白得多。被記者問到之後，它沒有說文檔寫錯了，也沒有說記者看錯了。它把那兩行字刪了。
刪是一門有傳統的手藝
真正大規模的刪，從來不只是兩行字。是決定讓幾億人看見什麼、看不見什麼。
2001年1月23日，天安門廣場發生自焚事件。央視後來播出的現場影像，被反覆播放二十多年。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那幾分鐘幾乎就是他們認識法輪功的全部來源。
中共官媒當時的解釋是，廣場監控記錄了事發過程。
可是，一份可以核驗的監控證據，應當保留同一通道連續的事發前後畫面，以及完整的攝影機編號和時間序列。公眾看到的卻是一部不斷切換景別、混合多路素材的電視成片。即使當年的模擬監控已經可以遙控轉向和變焦，一路高位攝影頭也不可能同時變成地面平視機位、人物近景和近距離麥克風。這是常識，但是很顯然，擅長造假的人，卻不擅長這些原理。
這些鏡頭分別由誰拍攝，有幾路機位，時間碼是否同步，完整原始磁帶在哪裡，25年過去仍未公開。中共交給幾億觀眾的是剪好的結論，不是可以核驗的證據。攝影頭本該是證人，到了宣傳機器手裡，卻被剪成了一份口供。
罰款的時候，它看得很清楚。維穩的時候，它看得更清楚。追責的時候，它突然模糊甚至直接消失。而到了要你相信一件事的時候，它清楚得像提前寫好了分鏡。
同一套邏輯，2001年的天安門廣場交出了一部剪輯完整的短片，今天的派出所給你看的還是馬賽克。
清晰度取決於，這一次它需要你相信什麼。
想知道海康威視那份清單上原本寫著什麼，搜：Hikvision Falun Gong alarm。
想知道那幾分鐘逐幀看完之後還剩下什麼，搜：偽火，或者天安門自焚疑點。
搜索結果只出現在牆外。這件事本身，也是一條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