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任仲夷陪同鄧小平視察
反對兩個「凡是」獲小平讚賞
關山(以下簡稱關)：任老，你是抗戰前參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長期身居要職，與小平同志一定有過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以下簡稱任)：我在抗戰期間和解放戰爭之後直到1977年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前，與小平同志沒有單獨直接接觸過，只是聽過他幾次報告和講話。
第一次見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聽他作抗日戰爭中「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當時他才三十四五歲，留著小鬍子，人很精神，講話聲音很響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風學習時，聽他在北方局黨校作關於「搶救失足者」的報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聽他在大會上作修改黨章的報告。1960年我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時，聽過他作關於大躍進的報告。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聽過他的講話，他在講話中曾講過對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搞錯了的人，都要「一風吹」(一律平反)。這幾次都是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但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後，我從黑龍江調到遼寧工作，因職務和工作關係，才和小平同志有幾次直接接觸，向他匯報工作，聽取他的指示。
關：你與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觸是什麼時候，談什麼問題?
任：大概是1978年吧。當時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由胡耀邦領導，《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揭開了批判「兩個凡是」的思想大論戰的帷幕。接著，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暢談「實事求是」，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時我是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看了《光明日報》上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後，極為高興，立即著手寫了《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一文。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遼寧省委的理論刊物《理論與實踐》，《光明日報》發現後立即全文轉載。當時，恰巧小平同志到遼寧視察工作，我曾把這篇文章送他一份，談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關：當時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主席是華國鋒同志，你不擔心會被扣上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甚至反黨、反革命的罪名?你為什麼要冒這麼大的政治風險?
任：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麼多。我認為共產黨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扞衛者。在真理與謬誤激烈鬥爭的關鍵時刻，是不允許絲毫膽怯、猶豫、徘徊的。如果我們不能旗幟鮮明地擁護真理、扞衛真理，不能大聲地講出真理、宣傳真理，還算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我們黨不能堅持真理、扞衛真理，還算什麼共產黨?
現在回過頭來看，這次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意義極其重大，影響深遠。它不但把人民從極左思想的禁錮中解放出來，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而且為我們提供了辨別真理、判斷是非得失的永恆標杆。
關：當時還有哪些「地方諸侯」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任：我記得當時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宋平，都是最早表態的。到了1978年底，幾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各總部負責人都公開表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關：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是不是還因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選你來執掌祖國的南大門廣東?
任：不少人是這樣估計的，我想也可能是這樣。
我在遼寧還幹過幾件事：一是衝破重重阻力，為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張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錯案平反昭雪。我曾請華國鋒同志為張志新烈士題詞，當時華國鋒同志就不表態，但胡耀邦同志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這件事在海內外引起強烈的反響。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遼寧視察時對我說過一句話：「要讓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我記得很清楚，他當時不是說「要讓一部份人生活先富起來」，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你別看這麼一句話很簡單，但意義十分重大。當時很多人還受「富則修」極左思想的影響，談「富」色變。小平同志講了這麼一句話，才衝破「富則修」這種極左思想的束縛。為此，我在全省開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讓不讓富、會不會富」的致富大討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農村和城市恢復了長期被視之為「資本主義尾巴」的自由市場。那時候，我還提出允許個體經營，大力發展集體所有制企業，為國營企業「鬆綁」等問題。當時，《人民日報》對遼寧的報導很多。這可能使中央領導同志對當時遼寧省的工作，有一個比較好的印象。
當廣東提出要搞經濟特區時，我也向中央提議，也在大連辦經濟特區，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這些，都可能是調我到廣東的原因，但這都是自己的估計。
「特區指的是廣東、福建兩個省」
關：你來廣東上任前，小平同志接見了你吧，他對你說了些什麼?提出了哪些要求?
任：不單是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萬里、韋國清、姚依林、谷牧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先後接見了我和梁靈光，並都對廣東的工作作了指示。
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對我和靈光同志說：特區不是僅僅指深圳、廈門、珠海、汕頭那幾個地方，而是指廣東、福建兩個省。單搞那一點地方不行，中央講的是兩個省，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你們要充分發揮這個有利條件，摸出規律，搞出個樣子來。
再一個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視政策，他說一個地區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對頭，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對頭，工作就做不好。
「變通」
關：你是怎樣理解和貫徹小平同志指示的?
任：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非常求實非常解放，膽子很大，決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說得很明確，特區不僅是指深圳、珠海、廈門、汕頭那幾個地方，而是指廣東、福建兩個省。根據他的思想來檢查我們的工作，我們膽子還是太小了，思想還是不夠解放。如果我們當時膽子更大一點，思想更解放一點，今天廣東的形勢可能會更好。
他提出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從廣東的實際出發，根據具體情況，相機辦事。在政治上和總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違背。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要因地、因時、因情況制宜。特別在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規定都還是陳規腐制，要想邁出改革開放的腳步，必須善於變通。我認為，中央給廣東、福建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就是允許這兩省在改革開放工作中，在執行某些政策規定時，有靈活「變通」的權力。特別在搞特區問題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麼特區呢?特區嘛，就是應該特殊點。
我在遼寧時就提倡「變通」，在廣東更強調「變通」。什麼叫「變通」?「變通」就是依據不同情況，作非原則性的變動。就是說在不違反總原則的前提下，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處理，把事情辦通，甚至辦得更好。毛主席所說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鄧小平說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我看也是這個意思。
我多次講過，「變通」就好比「變壓」，各級黨委、各部門，執行上級政策、指示，因情況特殊而必須「變通」時，要像「變壓器」或「變電站」那樣，把上面輸送來的電流進行變壓，使之適合本單位、本部門具體需要的電壓，使機器正常運轉，否則機器就會燒壞。但所用的「電」，還是中央「總電廠」的電，中央政策的總精神和總原則不能改變。
就是說，「變通」絕非「變相」。「變通」是因地制宜，是為了更好地執行黨和國家的政策，為人民辦好事。所謂「變相」，就是藉口變通，為了個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違反黨和國家的政策去辦壞事。動機和目的不同，結果不同，是非分明。
「你們認為好，就堅持搞下去」
關：你到廣東後，最早是哪一年見到小平同志，他對你的工作是怎樣評價的?
任：我到廣東不久，(19)82年初，小平同志來廣東，他預先就打了招呼，他這次來廣東是來休息的，不聽匯報，不談工作。我獨自一個人去看望他，並趁此機會向他匯報了工作，時間約有一個半小時之久。小平雖說不聽匯報，不談工作，但他還是很高興、很耐心，而且很仔細地聽了我的匯報。
我實事求是地向他匯報了我來廣東後的工作情況，特別是深圳、珠海特區的情況。我說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辦特區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績，也談了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他只是聽我講，很少說話，但在我匯報過程中，他也簡單明確地講了他的意見。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了這麼一句話：這說明中央確定的政策還是正確的，如果你們認為好，就堅持搞下去。他不說「上面認為好」而是說「你們認為好，就堅持搞下去」，這是對我們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當我匯報到想逐步放開物價的時候，他說，統購統銷恐怕還要有一點。我體會他這話給我們留有很大的餘地。他可能是為了把這工作搞得更穩一點，如果我們認為可以取消統購統銷的話，完全可以放開市場。時隔一年後，廣東的物價就幾乎全部放開了，廣東，特別是深圳、珠海特區是最早突破計劃經濟的束縛搞市場經濟的。當然，只能說是開始實施。
關：計劃經濟真的管得那麼嚴?
任：我給你講個例子吧。我記得當時一盒火柴，要提價兩分錢，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會上討論決定。計劃經濟就是這樣，黨管一切，雞毛蒜皮，什麼都管，不可能管好。
堅持先行一步，加快發展
關：你主政廣東期間，遇到過什麼大的困難?你又是怎樣面對的?
任：我來廣東遇到的第一難題是在(19)81年，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中心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的調整，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開放，涉及到廣東辦特區的問題。
在會議期間，陳雲同志在會上講了一封四個青年人寫給中央領導的關於經濟調整的信，信中提出了「緩改革，抑需求，重調整，舍發展」十二字方針。我聽了以後感到信的出發點是好的，但藥方下得不對。什麼叫「緩改革」?我認為正是由於過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進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經濟上出現了許多的問題。「抑需求」?社會的需求、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需求的不斷增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積極地去解決，逐步地去滿足，特別在當時情況下，不應當再強調抑制群眾的需求。對絕大多數群眾來說，他們的生活已經夠苦的了，對他們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調整是必要的，但「舍發展」就不對了。中央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辦特區，就是希望廣東先走一步，發展得快一點。如果按照「十二字」方針辦，特別是要「緩改革」、「舍發展」，廣東怎麼能先行一步呢?我認為至少在廣東，改革不能緩，發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堅持，發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發展，一切都談不上。這「十二字」方針也是與小平同志的指示相違背的，與中央原來給廣東的指示精神相違背的。
我回廣東後，只是在調整上作了「文章」。就是把發展與調整統一起來，有機地結合起來，調整的目的，仍是為了發展，為了發展得更快一些。當時經濟調整，廣東遇到的困難是比較大的，但由於省委政策對頭，全省廣大幹部群眾支持，我們克服了重重困難，使廣東和特區的經濟在那幾年獲得高速增長，真正在全國「先行一步」，實現了小平同志和中央對廣東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
「二進宮」
關：你主政廣東工作期間，有過失誤嗎?小平同志批評過嗎?
任：人哪能沒失誤，(19)82年我還差點過不了關。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當時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區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的經濟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顧黨紀國法鋌而走險，更多的人是不了解黨的政策，走私販私。個別沿海地方，甚至出現了漁民不打魚，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地，學生不上學，一窩蜂似的在公路沿線、街頭巷尾兜售走私貨的現象。省委、省政府對走私販私的問題是有所警惕的，也採取了一些措施。(19)80年，省委、省政府就發出指示，要求堅決打擊走私販私活動。(19)81年又組織了兩次全省性打擊走私販私的行動高潮，遏制了大規模走私販私浪潮。但是由於省委向中央匯報不夠及時，中央對廣東大規模開展反走私鬥爭的情況也不夠了解;加之反走私經驗不足，防範措施跟不上，確實還存在不少問題。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紀委一份內參上披露廣東一些幹部利用開放之機，進行走私販私和倒買倒賣的問題時，給予了高度關注。(19)82年1月，中央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厲打擊走私販私活動，整頓黨風。
(19)82年2月，中央書記處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專題研究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的問題。會議由胡耀邦總書記主持。會議是在極其嚴肅的氣氛中進行的，印發了反走私等好幾個文件，其中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編寫的一份材料：《舊中國租界的由來》，非常耐人尋味。
我和劉田夫代表廣東向中央書記處作匯報。我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詳細匯報了廣東出現走私販私、投機倒把、貪污受賄的情況，以及省委對上述情況所採取的措施，也談了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以來所取得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時，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給予廣東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央領導明確表示，中央給廣東的政策不會變，但是要總結經驗，繼續前進。
對廣東對外開放出現的一些問題，中紀委一位領導同志說：廣東是見怪不怪，習以為常。我不同意這一看法：不能籠統這樣講，見怪不怪不對，少見多怪也不對，更多的還是有人自己少見多怪，對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慣，接受不了，橫加指責，干預過多。
又有一位領導同志說：廣東「放羊」了，對下面管理不嚴，放任自流。我和田夫對此表示不同看法，認為不存在「放羊」問題，劉田夫同志說：省委是有威信的，縣委還是聽省委的。
我和田夫在會上還提出：應當劃清因經驗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誤和違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販私、投機倒把同正確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界限;在處理罪責時，應劃清個人貪污與非個人貪污的界限。基層幹部出現工作失誤，與省的政策有關的，應由省委、省政府承擔責任。
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谷牧、余秋里、韋國清、姚依林、彭沖、王鶴壽等中央領導先後在會上作了講話。他們要求廣東、福建兩省更堅決、更有效地貫徹執行中央的《緊急通知》，端正對外經濟活動的指導思想，進一步開展打擊走私販私、貪污受賄等違法犯罪活動，更好地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進一步發展經濟。會上有的同志把廣東的問題講得很尖銳，但都是出於好意，都是為了把廣東工作切實做好。但有個別的同志包括中央領導同志，在表達的言詞上，難免有某些不宜對下和對外傳達的話，譬如說：「這場鬥爭，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有的說：「廣東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個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說：「寧可讓業務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等等。
該如何傳達貫徹這次會議精神呢?會後我找了胡耀邦，我對胡耀邦同志說：「這次會議，沒有一個傳達提綱，我覺得同志們特別是中央領導同志在這次會議上的發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傳達時不可能講這麼多，特別是有些話不宜往下傳達。譬如：『這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寧可讓業務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等。現在，就在珠海碼頭附近『文革』中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大字標語還未刷掉，澳門那邊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們這次又提出這一個口號，恐怕更會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慮，也會引起大陸的人，懷疑我們的政策變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乾脆：「哪些話可以傳達，哪些話不可以傳達，由你自己定。」
兩省座談會結束，我回廣州沒幾天，胡耀邦親自給我打來電話說，中央書記處將兩省會議情況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匯報，政治局常委以為廣東的同志思想還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說我)還有些問題沒「講清楚」，還很不放心，還是請你來北京一趟。因此，還要我再度進京。我提出請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當晚八時許，耀邦、紫陽接見了我們，一直談話到深夜。
耀邦、紫陽先向我們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有的政治局常委認為，廣東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夠，而是「活」過頭了。接著，耀邦向我詢問了許多具體問題。我一一作了解釋。
最後，耀邦對我說：仲夷同志，你給中央政治局寫個自我檢查好不好?我說：當然可以，我到廣東工作雖然才一年多，時間雖短，缺點還是有的，我毫不猶豫地同意向中央寫自我檢討。
第二天，我先將檢查徵求了劉田夫同志的意見，然後送給耀邦。他看了兩遍，說可以了。
關：你檢查了什麼?是真心的還是違心的?
任：這份檢查，應當說是真心的，但也有違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確實有許多不足之處，但我實在不同意「廣東不是『活』得不夠，而是『活』過了頭的觀點。」實事求是講，廣東還有很多該活的沒有活起來。
這是我自參加革命以來，向中央寫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檢查。我和田夫這次進京，後來被一些知情者稱之為「二進宮」。
關：就這樣過關了?小平同志是什麼態度?
任：我認為小平同志是知道這些事情的，因為就在兩省座談會前幾天他還在廣州過過年，那時候，中央已發出了《緊急通知》，中紀委的內參估計他都看了，我又向他匯報了工作，所以他才對我說：「中央確定的政策還是正確的，如果你們認為好，就堅持搞下去。」如果沒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紫陽也幫不了我。
當時，廣東在全國形象不怎麼好，內參、傳媒登載廣東不好的東西。我聽說上海的幹部到廣東出差，不許一個人上街;廣東的採購員出去，受監視、受審查;下火車，叫廣東人站一邊，其他人先出站，廣東人個個搜身，懷疑走私;有的電視電影也醜化廣東人，騙子壞人都說廣東普通話。
兩省會議後，中紀委副書記章蘊，專門來廣東住了半個多月，給中央寫了一份調查報告。過後不久，王震來廣東，一下飛機就告訴我，章蘊的報告，小平同志批給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傳閱了。章蘊同志的這個報告對廣東和我個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島，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問我：「你知道小平同志為什麼把章蘊給中央寫的報告批給中央常委閱嗎?」我對此事本來有個想法，我估計他是為了支持廣東的工作，同時也是對我的支持，但為了聽一聽耀邦怎樣講這個問題，我就說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對於廣東工作有利」。但我講了之後，耀邦卻沒有再講什麼話。事實上，自從小平同志批了章蘊的報告之後，我感覺壓力減輕了許多。後來，我還聽習仲勛同志對我說，小平同志在常委聽取書記處匯報兩省座談會情況的會議上一言不發。
「三個堅定不移」
關：你對(19)82年兩省座談會精神是怎樣傳達的?
任：當時有中央領導建議要對存在的問題進行大辯論，以統一認識。我經過慎重考慮，認為不能這樣搞，一搞大辯論，就會出偏差，弄不好就像過去政治運動一樣，上綱上線，亂抓辮子，亂扣帽子。過去搞政治運動，搞大批判，大討論，其實是只有大批判，哪裡有什麼大辯論，只有「批倒」，「批臭」，不允許你還口。
(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省委在廣州珠島賓館召開省、地(市)縣三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會議，貫徹落實中央兩省座談會精神。會前，有不少幹部估計「這一定是殺氣騰騰的會」，許多縣委書記都準備在會上作檢查，挨批評。
因為有胡耀邦的尚方寶劍，那些不利於廣東改革開放，不利於在廣東實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黨內外思想混亂的話，我就沒有傳達。
我開場就說，這不是一次殺氣騰騰的會，而是熱氣騰騰的會。我在代表省委做的報告中說，廣東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省委要承擔責任，我作為第一書記，更要承擔領導責任，並且檢討了自己的失誤。對下面的幹部，強調只要不搞違法亂紀和犯罪活動，工作上還是允許犯錯誤的，對幹勁足、闖勁大的幹部應予鼓勵。
根據中央的精神，在這次會議上，我在報告中提出了「兩個堅定不移」的方針：打擊經濟領域的嚴重犯罪活動堅定不移，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堅定不移。不久之後，我在汕頭又提出「執行讓人民群眾富裕起來的政策堅定不移」，和前「兩個堅定不移」加在一起，就是「三個堅定不移」。為避免「一活就亂」、「一管就死」的惡性循環，我對過去提出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十六字方針，在這次會上，改為二十四個字，即「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關：「排污不排外」也是在這次會議提出的?
任：「排污不排外」是在這期間提出的，(19)82年5月，我接受《世界經濟導報》記者採訪時解釋得比較具體：我們不排外，排外是不對的。但是我們要排污。實行開放政策，也帶來一些新問題。「近水樓台先得月」，但也會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錯誤的、愚蠢的;自覺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體分析，要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統一認識。我離休之後，對「排污不排外」的問題，曾在報紙上談過，污有「內污」、「外污」之分，「排污」主要應當重視排「內污」。
關：事實上，世界上找不到純粹好的和絕對壞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對外開放帶來一些污染毫不奇怪，甚至可以說不可避免的，關鍵是我們不要讓這樣的東西變成主流就行了。而且有些我們認為是「污」的東西還不一定是「污」，比如過去就說「市場經濟」、人權這些是資本主義的東西，穿喇叭褲、留長頭髮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等等。
任：你說的有一定道理，所以要與時俱進。「十六大」報告不是說了嗎，世界是豐富多彩的，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現在世界上不可能也不應該只有一種價值觀念、一種文明、一種社會制度、一種發展模式。各種文明、各種社會制度、各種價值觀今天都宜和諧相處，彼此尊重，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在以人為本的原則下共同發展。
廣東多虧了鄧小平
關：我接觸過一些老同志，有的說：廣東有今天，多虧了任仲夷。
任：這是不對的。應該說：廣東有今天，多虧了鄧小平。這不是謙虛，是實事求是。小平同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辦特區是小平同志定的，連特區的名字都是小平同志起的。從辦特區的那一天起，小平同志就時刻關注廣東，支持廣東。改革開放後，他到過最多的地方就是廣東，小平同志那些最偉大、最光輝、最有意義的思想就是在廣東發表的。這絕不是偶然的。沒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沒有鄧小平理論的正確指導，沒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就沒有改革開放，廣東就沒有今天。
胡耀邦、趙紫陽也功不可沒，提廣東改革開放，不能不提他們。這是歷史，歷史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廣東改革開放的早期工作，還要提習仲勛、楊尚昆等負責同志，他們開了好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我是(19)80年才來的，在廣東工作的時間只有四年多，貢獻是不多的。(19)85年我就離休了。以後的每一屆省委都幹得很好，都使廣東的經濟和各方面的工作有新的躍進。
鄧小平是中國人民英明傑出的領袖
關：以你的親身經歷，小平同志給你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任：雖然我與小平同志接觸不是很多，也沒有什麼特殊的私人關係，但小平同志給我的印象卻很深刻。他是自從我參加革命以來遇到的一位傑出的領導者，是一位革命領袖人物。他革命經歷豐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很豐富，非常了解並能把握中國的國情，一切從實際出發;他多謀善斷，舉重若輕，作風果斷;他講解和回答問題非常明確、準確、簡練、乾脆;他善於把許多理論問題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地表達出來。比如人們熟知的「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不要爭論」、「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等等。他說的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幹部，就是一般群眾，都能聽得懂，都能理解，還能背誦出來。不像我黨歷史上有的領導人，總是講空話、官話、重複來重複去的話，講了一大堆，人們還是不知所云，甚至連自己還未弄懂的問題，卻誇誇其談地教訓別人。
關：小平同志給人們的印象是比較嚴肅的，很少見他開懷大笑過。據你所知，他有沒有活潑的一面?
任：有。有一次我跟他閒聊，談藝術問題。我說現在的文藝作品很八股，舉了電影的例子，給他說了一段順口溜：「生產隊長犯錯誤，老支書來幫助，請來老農民訴苦，最後抓住個大特務。」他聽後哈哈大笑。
關：你是怎樣評價他的一生?
任：總的來講，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是中國人民英明、傑出的領袖，人們把他稱做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我看他是當之無愧的。
當然，人無完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他自己就說能對半開就不錯了。顯然這是他謙虛的表現，但不能說他沒有過。歷史會給他客觀的評價。
我個人認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沒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適時地進行他所主張的政治改革。
最好的紀念就是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鄧小平理論
關：我們應該怎樣紀念這位偉人?
任：對這位偉人最好的紀念就是繼續更自覺地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準確、與時俱進地貫徹落實他的理論。
鄧小平在他一生最輝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國造就了一個漸漸富裕起來的社會、一個相對開放的社會、一個生機勃勃的社會，但也留給了我們一個尚未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社會，一個未能徹底解決腐敗蔓延的社會。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相對滯後。改革開放以來，小平同志的經濟思想可以說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一天一天有進步，不斷有新的突破。但政治改革沒及時跟上。經過20多年的改革，經濟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市場化，而政治體制還基本是計劃經濟基礎上的。人們說這是「市場經濟，計劃政治」。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不協調、不適應的問題，是當今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本所在。最近國家審計署披露的審計結果觸目驚心，但這還是冰山一角。小平同志自己曾說：「我們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這是真理!
鄧小平對政治改革有很多精闢、全面、系統、科學的論述，這主要集中在《鄧小平選集》第二卷。鄧小平經濟改革的理論是正確的、精闢的，他的政治改革理論同樣也是正確的、精闢的。改革之初，小平對政治改革雄心勃勃，多次強調，多次講。事實上，思想解放運動和初步的政治改革也確實為經濟改革掃除了障礙，但後來他可能意識到，政治改革的風險要比經濟改革的風險大得多。是留下一個社會相對富強安定但問題叢生的社會，還是留下一個可能動亂的社會呢?他選擇了前者。這種選擇，可能不是完全自覺的，也許是無奈的。所以，1992年南巡，他對政治改革就說得很少了。在他的南巡談話中，幾乎沒有提到政治改革，但他也沒有收回和改變他對政治改革的思想和觀點。他在南巡講話中說「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認為，他所說的改革，絕不只限於經濟改革。他留下了一塊還未被真正開墾但遍布荊棘甚至「地雷」的處女地，當然，這也是繼任者建功立業的好機會。
現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科學的發展觀，強調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強調要以人為本，強調要依法治國。這很好很重要。這是非常正確和富有遠見的。
什麼叫協調發展?我的理解不僅是指經濟內部的各個成分、各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的發展不能「失調」，更重要的還必須使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相適應。兩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過於滯後。政治與經濟如長期不相適應，我以為是最嚴重的失「調」，就談不上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即使經濟一時上去了，它還是會掉下來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終還會出大問題。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這是毛澤東當年在延安回答黃炎培時向人民莊嚴的承諾。
政治改革需要勇氣「殺出一條血路來」
關：政治改革比經濟改革難度大得多。雖然像你說的那樣，政治改革是大有作為的處女地，但畢竟是「地雷陣」，誰願意冒這個風險?
任：這一關最終得過，現在不過，以後說不準更難過。
我總感到現在的闖勁還不夠。過政治改革這一關一定要有勇氣、膽識，橫下一條心，「殺出一條血路來」!。小平南巡就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不冒點風險，辦什麼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無一失，誰敢說這樣的話?」經濟改革要有這樣的勇氣，政治改革更要有這樣的勇氣!
政治改革之所以滯後，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怕亂，其實政治改革不會大亂的。因為，中國絕大多數人現在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擁護改革開放政策的，誰都不想亂，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敗。這也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有了這個基礎就好辦，粉碎「四人幫」後的撥亂反正政策幾乎來個180度轉向，但社會仍然安定。只要政策、步驟、方法對頭，今天政治改革一樣亂不了。因為這是順民意得民心的好事!
政治改革可以先搞試驗
關：在中國，政治改革勇氣是需要的，但也要講策略，這方面你有什麼高見?
任：再過兩三個月我就91歲了，老啦，談不出什麼高見，淺見倒有。
毛主席曾提出的種「試驗田」、「一切經過試驗」的辦法我看可以用。不僅要搞經濟特區，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區。政治改革必須審時度勢，先做試驗，突破一點，再行推廣，就可以穩步前進。可以在某一個地區、某一個領域先搞試驗，取得經驗，然後推廣。
比如能不能選一個縣、地級市甚至一個省，例如海南省，辦政治特區，搞民主選舉。就是試驗失敗了也不要緊。失敗是成功之母嘛。
我認為我們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件事又有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擁護，我們穩步前進(先做試驗就是為了穩嘛)，是出不了大亂子的。
關：廣東是先走一步的地方，政治改革能不能也先走一步?
任：我看可以。這個問題，剛才已經講過了。改革開放後，中央、國務院就明文把廣東、福建定為「綜合試驗省」，深圳定為經濟特區，賦予先走一步的任務。這個文件直到現在並未收回和撤銷。江澤民也曾希望廣東「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怎樣增創新優勢?增創什麼新優勢?我看關鍵還是要在體制改革上下功夫。
關：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改革你有什麼看法?
任：我看這是進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個領域。
中國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啟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讓億萬人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人口包袱才能變為國力優勢。可是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時期那一套。80年代，報紙傳媒還是活躍開放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樣敏感，是可以公開討論的，經常能看到和聽到不同的聲音。兼聽則明，偏聽則暗。一個政黨、一個領導人，如果聽不到批評的聲音，是很危險的。小平同志就說：「革命政黨最怕是聽不見人民的聲音;最怕是鴉雀無聲。」況且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寫進憲法裡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中央不是反覆強調要依法治國、保障人權嗎?如果我們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就談不上法治。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統治的社會絕不是民主的社會，也不會長治久安的。
要學習借鑑國外先進的政治文明
關：還有什麼好的建議?
任：我看政治改革還是要像經濟改革那樣，學習借鑑國外先進的東西。用「十六大」江澤民同志報告的提法就是「借鑑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過去我們把政治等同於階級鬥爭，老是強調其階級性，講政治就是講階級鬥爭。這是不對的。其實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像孫中山所說的那樣，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還要強調一點，必須把管理眾人之事，看成是為眾人服務之事，就是毛澤東同志講的為人民服務。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已開發國家現在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生活富裕，是他們總結了許多成敗教訓，才在管理國家方面取得了這些成就的。這是人類的文明，肯定有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
關：可是我們幹什麼都強調「中國特色」，比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民主、中國特色的人權、連市場經濟也要搞中國特色的，等等。你如何看待這些中國特色的東西?
任：中國的東西自然會打上自己民族的歷史的文化的烙印，不用強調都會這樣。問題在於我們這些中國特色是先進的還是落後的，如果是落後的，這些中國特色的東西就越少越好。從中國歷史和現實來看，中國特色往往帶有封建專制小農經濟和計劃經濟色彩。這次歐盟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就很說明問題。我看就是上面講的中國特色在作怪。我們有些人，把保持中國特色作為拒絕外來文明的擋箭牌，這是不對的。
關：說到西方的政治文明，我感到還有一個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就是透明和公開。我今年初去了一趟北歐考察，感觸良多。這些國家公共部門的一切開支、每一筆經費的去向和每個公務員的收入財產都是公開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體監督。你不但可以在相關網站上找到國家領導人(包括皇室成員)的財產和收入資料，而且可以找到任何一位政府官員公務宴請的菜單和費用以及出差的報銷清單。有一位高官只不過公務宴請時上了一道鵝肝，就被傳媒批評超標而丟了官。如果中國也這樣做，想腐敗都難。
任：這種辦法好，簡單易學，不難辦到。現在電腦已經很普及，每個單位都有，上網就是了。這又不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利黨利國利民，說不準每年還可以省下1000多億的公款吃喝費。
關：任老，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任：中國的改革正在過關，但仍未過大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