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註：本文節選自《鄉下人：沈從文與近代中國》一書的序言部分。
乘著桃源划子那樣的小舟，由常德轉走沅水，舟中僅竹簡、絹筆、玉劍及手編的楚國憲法。兩千年前，逐臣屈原和他的新法就這樣消逝了。沈從文說，沿江可見娛神歌呼與火光，岸上是《長河》中的紅色橘林，於是有《橘頌》傳世。湘西，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道橘紅傷疤。
沈從文在長達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輩子，20歲以前生活在邊城的土地上，之後是生活在對這片土地的印象里。
這本書中的「鄉下人」是一個感通人物與人性的媒介性概念，沒有任何蔑視意味。它標識出一種地域性（湘西）的身份（苗民），可以理解為與不斷變化的「城裡人」相對應的概念。沈從文常說，自己為鄉下人身份而感動，他們老實淳樸，待人熱忱而少機心，比大都市中人更可信賴。南朝詩人謝莊《懷園引》詩曰：「登楚都，入楚關，楚地蕭瑟楚山寒。歲去冰未已，春來雁不還。」這寒意是南渡之人的懷鄉之情（nostalgia），也是一種心靈溫度。楚地苦寒，火麻草、虎耳草、斷腸草有毒，「條條蛇都咬人」。湘西山高水急，林密霧多，浸潤遊俠精神與傳奇志怪氣氛。湘西亦多味，「有桃花處必有人家，有人家處必可沽酒」。人人潔身守法，像苗人水手的「原人性情」，「老實、忠厚、純樸、戇直」。木竹環伺的鄉里村寨，山歌餵養的靈魂，黃泥的牆，烏黑的瓦，輪迴的水車，便是沈從文的鄉下人世界。
沈從文在作品中與家鄉父老秉燭夜談，在水邊，在船上或在爐火的微光里有人生可憫、人世可親的字句，想像力也燃燒起來。他的寂寞像是在給什麼東西下跪，落在紙上時是與人世共苦樂的挺拔樣子。與鄉下人共苦樂，是沈從文做小說的一份誠意。
記憶，往往寄居在智力之外的某個地方，要經過細節的喚醒才好識別。在荷馬的世界裡，「忘記」是生命中最負面的動詞，奧德修斯的意義，是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保存記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教授為沈從文傳記取的英文名字是「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在方便英語讀者理解的同時，意在渲染沈從文的「史詩」性。奧德賽，意指旅程，而奧德修斯無論曾經代表什麼，他首先是個敏感而痛苦的人。沈從文與奧德修斯都歷經漫長的山水險途，他們的得救方式是藉助旅程，通過讓他人揭開自己身上的秘密來重拾記憶。
沈從文的湘西敘事不是歷史的憂鬱碎屑，而是一種「液體性」的智慧，是理解中國的一種方法。他所寫的故事，多數是水邊的故事。他最滿意的故事，也是水邊的故事，像《邊城》《長河》《小砦》《三三》《黑夜》，或者是船上的故事，如《丈夫》《船上岸上》《湘西》《湘行散記》。水之於人，總是意指著某種原初的狀態。詩人克洛代爾說，人內心所渴望的一切都能還原為水的形象。作為一種通用的介質，水，是寂寞，是自由，有時，深暗的水（黃泉）還帶來死亡的教誨。沈從文或許是那個時代親歷可怕現場最多的作家，他講述了許多有關愛、激情和死亡的故事，卻幾乎與宗教無涉，這是一種厲害之至的寫法。
死亡將生命一劈為二。死亡既是命運，也是一份厚禮，它的絕對性讓人肅穆起來。死是人類共有的處境，死的痛楚傳遞著共通的情感。任何人之死都是完全的死，而任何人就是「大家」。講故事的人，是「一個讓其生命之燈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的燭光徐徐燃盡的人」。他分享故事，讀者獲得溫暖。本雅明認為，這份溫暖是雙向的。對敘事者而言，死亡是他敘說世間萬物的許可，同時，藉助這個不可辯駁的自然流程，敘事者傳遞著生命之火的溫暖。另一方面，對讀者來說，死，猶如一團燃盡的火。在死亡的微暗之火中，人們遇見的不是別人，正是顫抖的自我：
小說富於意義，並不是因為它時常稍帶教誨，向我們描繪了某人的命運，而是因為此人的命運藉助烈焰而燃盡，給予我們從自身命運中無法獲得的溫暖。吸引讀者去讀小說的是這麼一個願望：以讀到的某人的死來暖和自己寒顫的生命。
中國思想的緊要處是「易」，而活潑處在「禪」。變易的底色是警惕性，經籍中的思想者往往生於憂患境遇，於是由知警而開悟。禪語禪意是經驗性的，多植根於煙火民間，如流行的口頭禪或俗語。兩種思想在沈從文作品中鋪陳出獨特的中國近代性，一方面是由落後而求變，他說，「我想讀好書救救國家」；另一方面是敏感於一切反常的新舊經驗，他說，「進步正消滅掉過去一切」。這本書以「鄉下人」為名有一語雙關之意：一是沈從文向來自稱鄉下人；二是他的湘西敘事多取自鄉下人經驗。《三三》《山鬼》《廚子》《小砦》《黔小景》《巧秀與冬生》《七個野人與最後一個迎春節》等作品實現了文學對歷史的敘事性補充（narrative supplement）。這些故事與唐傳奇的「親歷—製作」方式相近，有檔案（archive）價值，可以當作「史料」來解讀，其中隱藏著雙重的「真實」：自我真實性與湘西的地方真實性，如金介甫教授所言，「從一個湘西人的觀點來審察全部中國現代史，就等於從邊疆看中國，從沈從文的眼光看中國」。
水是中國文化的基準和原型，先秦諸子思想無不因循「水之道」，道、德、治、法等觀念都來自對水這種物質的觀審、想像與沉思。沈從文在沅水、酉水邊凝視，遐想，用「水上人的言語」連通了一條理解近代中國的「湘西」埠。他說「這個地方的過去，正是中國三十年來的縮影」。在沈從文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文學與律法，歷史與故事在水邊「聚義」，納的投名狀卻是鄉評與記憶——溪邊的三三，桂枝的草藥，伍娘的灶台，凝視火焰的樵夫，瘋癲的山鬼，躲進叢林的獵人，半夜裡為兒子哭泣的母親，當然，還有生命最後一晚仍捨不得點桐油燈的「顛東」孤老。
沈從文筆下「無呆相」。《景德傳燈錄》有一則禪宗公案：龐蘊居士初見馬祖，開口便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向前踏一步，說：「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思想的機鋒不宜說破，人要自悟，要訪師拜師，要「行腳」，在刀山劍樹中或迷，或悟，如此才親切明白。所謂公案，是不願對「大問題」表態的意思，敲在頭上的棒喝故事大多與「公」無關，而是描摹不同問答狀態的個案，即「私案」。以此推之，沈從文的小說是每個與山水為伴之人的生生死死，這些「私案」擴散開來，便是湘西的大小「公案」了。在70餘本「語帶機鋒」的著作中，沈從文時而轉身，時而分身，幾乎跨越了所有年齡，所有身份，所有性別。他是伍娘，桂枝，三三，宋媽，王嫂；他是樵夫貴生，偵察兵熊喜；他是老實人自寬，他也是山大王劉雲亭；他是他的母親，妻子，孩子；他是轉過身謙卑面對雲麓大哥、四處尋找九妹的那個人；他是他生活的時代，也是他出生的那個國度。
五四一代人步入中年晚年時，沈從文還是個「小伙子」。魯迅1936年去世，沈從文時年34周歲。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說，應該把《新青年》時代的「憨氣」恢復起來。五四一代人，包括他自己在內，已經固化為一個特殊階層，變得遲鈍了。倘若多有兩個鄉下人，「文壇」會熱鬧一點。五年後，他在《「五四」二十年》中寫道，紀念五四要從「工具」的檢視入手。五四精神的特點是天真和勇敢，如今看來，唯有鄉下人能「莊嚴慎重」地審視時代了。
鄉下人之於沈從文，不是敘事技巧或聲口，而是銳利的「官能」。直心與憨氣為作品注入臨淵觀水的凝視力量：一是角色落差。比如《長河》中寫「父母官」邏輯像一種寄生物，不停地尋找宿主，幾經翻新之後便成了「登了報，不怕告」的新式樣。來到鄉下人面前的不是「德先生」「賽先生」，而是「從文明地區闖到鄉下人中間的新吸血鬼」，是「五老爺」「閻王」這樣的角色。二是身份落差。狩獵性暴力在湘西盛行，鄉下人被降格為動物身份，而手握權柄者卻以法政之名升格。他們的人性為身份覆蓋，成為推動程序運轉的「部件」，因而從法律後果甚至道德後果中脫身。三是心理落差。當時最富於「秩序性」的理論莫過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說，新舊秩序的較力在製造苦難的同時，也撕扯著鄉下人的心靈。沈從文從浸潤「舊俗」的湘西來到都市，轉過頭來看那裡的生活，不能不感到痛苦。《新與舊》《菜園》《丈夫》《貴生》《菌子》《小砦》裡表現了這種痛苦。他說，我想寫雷雨後的《邊城》，接著寫翠翠如何離開她的家……
人類學家認為書籍的誕生與「火」有關。家園、故事、技藝等觀念源於安全感，「炊煙」的升起，意味著人們開始熟練而安全地享用篝火。火能照明，取暖，還可以烹製熟食。文字是人類對居家感的確證，石刻岩畫中多以水火或圍獵場面為意象。一個被稱為「家園」的地方，不僅是一幢漂亮樓宇，還意指著某種心靈狀態。那是一個用火把「生的食物」變成「熟的食物」的地方，是孩子們可以在爐火邊遐想的地方。用火點燃柴草，爐火就溫暖家庭。圍繞篝火與灶台展開的，是記憶和經驗，是生火、撥火的技藝，它培養人的耐心、膽量和幻想的能力。巴什拉說，「我寧可曠一節哲學課，也不願錯過早晨起來生火」，他在《火的精神分析》中寫道，撥火是一件耐心、大膽和幸福的事情。
童年、爐火、柴草，散發著永恆的家園感，這是一種從人類童年時代闖進來的情感。淡泊是自然的品格，也是鄉下人的品格，像他們的灶台和爐火。如今，人類記憶已經塞滿了商業價值，沈從文的小說帶我們重返連綿的森林，跳動的篝火，從設計感十足的「豢養」狀態中擺脫出來。
沈從文對物象、表面和神韻的關注，總是超過對整體秩序或價值的關注。閱讀沈從文的快樂，不是去挖掘他頭腦中的偉大想法，而是在細節中，在獵人或樵夫的呼吸中，我們得以重返森林。水與火意指不同的時間結構，水讓人產生挽留時間的欲望，而火讓人產生變化的欲望，加快時間的欲望。沈從文是寂寞的水，也是引人遐想的爐火。他筆下的水，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狀態間飛躍穿梭的液體，明亮、透光、易逝。火也常常出現在他的作品中，像某種記憶「存儲設備」，用來存放永恆之物，如灰燼、恐懼、死亡，當然，還有光與熱的持續影響，它潔淨一切，像火山灰呈現出的那種狀態。他說，只有盡它燃燒，才會有轉機，看大處，中國是有前途的。
契訶夫的《在峽谷里》寫鄉下姑娘「麗帕」受盡凌辱又失去孩子，她問鄰居：「一個小孩子，沒犯過什麼罪，為什麼也要受苦呢？」眾人無話可說，默默坐了一個小時。一位老人開口道：「我們不能每件事情都知道：怎麼樣啦，為什麼啦，上帝不讓鳥兒生四個翅膀，只讓它生兩個，因為有兩個翅膀也就能飛了；所以人呢，上帝也不讓他知道每件事情，只讓他知道一半或者兩三成。」接下來，老人講了一個故事：我走遍了俄羅斯，什麼都見識過。我到過黑龍江和阿爾泰山，我在西伯利亞住過，後來我想念俄羅斯母親，就走著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回坐渡船，我啊，要多瘦有多瘦，穿得破破爛爛，光著腳，凍得發僵，啃著一塊麵包皮。渡船上有一位老爺瞧著我，眼睛裡含著淚水。「唉」，他說，「你的麵包是黑的，你的日子是黑的」！
湘西人常說，「治不好的病，就是命運了」。人與人在苦難中得和解，得安慰，這或許是最接近信仰的一種人類關係。作家用故事持守「人境」，他總是會想到別人——「頓覺眼前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沈從文，就是這樣的藹然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