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先生是我敬佩的歷史學家，他的學術研究從中國古代史開始，逐步向中國近代史、當代史、朝代史和斷代史拓展。然後又及世界史、五大洲史、美國史、東歐史、蘇俄史、東亞日本史等，統統囊括到他的研究範圍，遂成為學富五⻋、著作等身，歷史融會貫通，世界全匯心中的知名學者。他的《傳統十論》，析古淵博，思想深邃，評論犀利，語出驚座。捧讀兩遍，得益匪淺，積九裘之毫，寫出一點膚淺心得，供諸君點評。
一、中國經濟史上的「抑兼併」與「不抑兼併」
中國作為華夏農業文明的傳承者，自戰國時期廢「井田制」始，越秦漢、達明清，貫穿二千年的皇權專制社會，一直存在著「土豪劣紳」對平⺠百姓的土地、房屋及其他生產和生活資料的巧取豪奪行徑，經常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重社會不平等現象，史稱「兼併」。因此遂有經濟史上各朝代有關「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經濟政策。從字面上理解，「抑兼併」即指官府或朝廷為了穩住農業生產，保障官糧徵收，頒布法令和政策，限制對土地財產的過度鯨吞攫掠。「不抑兼併」用現代話語來說則是「興兼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含有「官不與⺠爭利」，主張農業經濟的自由競爭和自由發展之意。由於左右乃至主宰兩千多年專制皇朝統治之道和治國理念的思想原則，存在「儒」、「法」、「道」三種派系同生共鬥和相互消⻓，因此，在對這個傳統農業大國⻓達二千年的經濟治理歷史中，「抑兼併」與「不抑兼併」有著三個顯著的特點:
1、儒法道對經濟統制的不同影響:儒家常以「因⺠之所利而利之」的憫天恤⺠的入世姿態推崇自由發展的自然主義，並傾向於以「禮義」和宗法倫理的堤防來阻遏「兼併」；而法家則主張行皇天法權的統制主義準則，靠刑罰、用行政手段來打擊「兼併」；道家則從「無為」而治的出世理念出發，主張對經濟放任自流，贊同「不抑兼併」。然而儘管儒法道三個思想派系在各個朝代中對待「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政策驅動上各有不同的表現，但它們殊途同歸都是以維護帝王統治這個「大共同體本位」的利益(而絕非天下黎⺠的利益本位)為一致的出發點，認同經濟統制政策以達成一種「利出一孔」和「富國足用」的財政狀態，這是它們作為帝王御用思想體系的本質所決定的。
2、「興兼併」(「不抑兼併」)也好，「抑兼併」也罷，如僅是一種財力(在此不使用「資本」，因為這個概念可能晚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傳入中國)間的博弈遊戲，那倒也屬於市場買賣的行為，遵循一般的買賣規則即可。然而歷史上諸多的「兼併」行為，往往不乏用「暴力」以輔之的行徑，既有巧取豪奪，又有仗勢欺凌，因此「兼併」就超出了經濟範疇，成為了社會問題。而官方對於「抑兼併」與否，是以營造「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的統治秩序為治國之要的。因此，權力在「抑」或「不抑」兼併，或親身下場——「國家自為兼併」的選擇之中，都是其中的主⻆，成為中國傳統經濟發展史的一大觀。
3、在中國帝王專制社會的傳統語境中，「官家「與「⺠間」歷來有著雙重含義:一是指君主與臣⺠的關係，即「國—⺠」或「公—私」的對立關係；二是指「權貴」與「賤⺠」或「下⺠」的關係，即富貴階層—貧⺠階級的關係。因而實際上形成了三個利益主體:君主/國家—權貴/紳豪—下⺠/賤⺠。此背景之下，如果說「不抑兼併」的道義理由是所謂「官不與⺠爭利」，做為調整「公與私」利益關係的公器的話，「抑兼併」的道義理由則是「右貧抑富」、「百姓均平」，起調整「權貴與賤⺠」的利益不均作用。然而實際效果卻是「抑兼併」乃至「國家自為兼併」導致了「國富⺠窮」，「不抑兼併」則通常導致「國家與⺠俱貧，而官(權貴)獨富」。因此，「不抑兼併」導致權貴私家勢力惡性膨脹，而「抑兼併」又導致朝廷「汲取能力」惡性擴張遂成為農業放任或統制的政策死扣。於是朝廷輪番用藥，在「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交替循環中陷入「管死放亂」的怪圈，直至危機日重而終於崩潰。
平心而論，在中國數千年的帝王專制社會環境裡，何時有過⺠間經濟的真正自由發展，又何來「抑兼併」與「不抑兼併」的公平市場交易行為?談古論今，推古及今，從「土改運動」、「一大二公」到「割資本主義尾巴」，何嘗不是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史上最慘烈的「抑兼併」運動。開放四十年，頭三十年中國的確有過「興兼併」或「不抑兼併」的大好時光，⺠營企業和⺠間經濟得到了⻓足的發展。但由於「開放」並未徹底解禁產權領域，「改革」未曾觸及等級特權禁區，因此導致「世襲」的權貴階層和新興的官僚家族在「先富起來」的口號蠱惑之下，靠強權之勢搜刮平⺠的膏脂，盜竊國庫的財富，迅速成為富可敵國的權貴官僚利益集團，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後十年，隨著經濟及市場統制的日益收緊，政府以「反腐倡廉」的名義推出抄底貪官污吏贓款和血洗違法⺠企「白手套」等最嚴苛最奏效的「抑兼併」手段；以「混改」和「國進⺠退」等「官家通吃」舉措啟動「國家自我兼併」的進程，這齣完全由權力自導自演、赤膊上陣的鬧劇，終究是繼承了兩千年來政治專制和經濟統制的傳統脈絡。
⻢克思說過:「權力也統治著財產」，「通過如任意徵稅、沒收、特權、官僚制度加於工商業的干擾等辦法來捉弄財產」。這樣一來便出現了如下趨勢:「抑兼併」者的國家統治嚴厲地束縛了「阡陌閭巷之賤人」的經濟發展，而「不抑兼併」者的自由放任則使「官品形勢之家」得以肆行聚斂。「抑兼併」則朝廷禁網遍地，⺠無所措其手足，「不抑兼併」則貪官污吏橫行，⺠無所逃其削刻。
二、如何解構「法道互補」與「新儒學」
中國傳統的「漢承秦制」與「獨尊儒術」的社會治理理念存在極大的反差。即儒家的吏治觀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礎上，以倫理中心主義為原則，主張德行天下、行政正義優先。而法家的吏治觀則建立在「人性本惡」的基礎上，以權力中心主義為原則，主張威懾百姓，社稷安全優先。在這套看似矛盾的執政理念下，天子與諸侯間的「倫理關係」變成了皇帝與臣僚間的「科層關係」，朝堂之上君臣父子的「⻓者政治」變成了「強者政治」，⺠間社會的調理由律法管制代替了血緣宗親的關係。表面上是四維八德倫理禮儀冠冕堂皇，⻣子裡是爾虞我詐法\術\勢厚黑學盛行，遂成為兩千多年「儒表法里」的主流專制帝王術。外加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莊子的「逍遙」、「圓融通透」之道，遊戲人生、玩世不恭的犬儒哲學側身於朝堂，作為「儒表」與「法里」之間的潤滑劑，成為「法道互補」的一道⻛景，由此形成了「以倫理道德治心，以惡法酷刑治⺠；以圓滑玲瓏侍上，以狐假⻁威欺下；以難得糊塗處世，以指鹿為⻢立身」的法儒道傳統理念大雜燴的兩千年帝王專制吏治的主流思想體系。
然而，法家所主張的「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一以法度律之，絕不等同於現代法治的普遍主義與平等觀念。它的實際意義是「臣⺠義務的平等」，即人人都是皇上之奴及無產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為的是達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工具，以便「人主」(君王)實現「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作為社會性意識形態的儒家思想，強調為官的道德修養和「⺠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本仁政意識，應該說在同時代世界諸文明中都具有進步意義。但是「⺠本派」的儒家價值本質上還是「從道不從君」，以道德抗衡強權，而不同於以權利抗衡權力的現代憲政⺠主；其儒家社會本質上是以小共同體自治抗衡大共同體本位，這與現代自由⺠主以個人本位抗衡共同體也是涇渭分明的。因此「法家治國」、「皇權大於法」的強權哲學必然導致「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對社會的管制往往造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而道家的犬儒哲學則容易導致「一管就假，一放就惡」的狀態，這就是「法道互補」的後果。
因此，「原教旨儒學」鼻祖⻩宗羲認為君王專制已然成為「天下之大害」，凡「儒道互補」(法儒)及「法道互補」(道儒)已無法形成對帝王昏庸統治的思想體系的有效修補。他主張「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應徹底回歸到人類發展的本源——對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追求。這個思想已遠遠超出了傳統儒家的道德範疇，接近了近代自由主義的一個根本理念。十九世紀下半葉，自由⺠主的「⻄學」思想隨著「鴉片戰爭」傳入中國大地，兩種思想理念發生會融，即產生了「新儒學」。其代表人物之一譚嗣同認為，正宗的儒家(指原教旨儒學)是一種「⺠主之理」，「⺠為國本君為末，非君擇⺠，而⺠擇君」。並發出詰問:「除⺠之外，國果何有?!」另一個代表人物嚴復翻譯了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穆勒的著作《群己權界論》，首次提出了群己權界的劃定靈魂在於「己域應當權利自由，不容公共權力隨意侵入，群域事務應由多數決定，不容個人擅自作主」。在帝王專制高壓的黑幕之下，「⻄儒會融」的新儒學畢竟呈現了現代文明的一線曙光。
新儒學能救中國嗎?它離自由⺠主的「普世價值」究竟有多遠?秦暉先生認為這取決於新儒學在向新文化進化中表現出來的三種價值:
1、符號價值，即要為契合「⻄學」(現代化價值觀)的內核精神而尋找一種符合中國概念系統的本土表達方式，使其容易獲得⺠族大眾的認同和接受。在當下，傳統儒學的「⺠本精神」不僅成為右派(推崇⻄學派)追求自由⺠主的旗幟，也成了左派(傳統保守派)維護統治正統性的遮羞布，雙方都想從傳統文化中挖掘有利自己的思想資源。
2、功能價值，指「⻄儒會融」在現代化轉型中可能實現的功能互補。⺠本精神本應成為開啟中國現代化進程可以憑藉的本土傳統思想資源。「五四運動」藉助⻄學⺠主科學的理念，雖然衝破了家庭宗族小共同體的舊傳統束縛，但在往後的「革命」中又陷入了⺠族國家大共同體的窠臼之中，並未獲得真正的個性解放和⺠主權利。按照秦暉先生的觀點，在如今走出國家這個「大共同體本位」的過程中，中國「可能需要」結成公⺠與小共同體同盟，以共同體多樣化及小共同體自治價值觀，逐步擠壓大共同體的作用空間，擴大個人權利空間，增強公⺠意識。同時推動集權專制向開明專制的改良進程，構建公⺠社會的人文基礎和制度框架，最後走上自由⺠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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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面臨的是首先擺脫大共同體羈絆而建立起公⺠社會的秩序，還是先完成政權的政治體制變革，構建起一個⺠主國家的框架呢?這似乎是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
其實我們從新儒學思想和改良主義的百年遭遇就略⻅端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經過一百年的時代變遷，蛻變成了「一大二公」、「天下為國」和「天下為黨」。共產目標已成，但未⻅共享，只⻅私分，以統治集團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
「因⺠之所利而利之」——結果有三:「抑兼併」:⺠間經濟得不到自由發展，個人資本得不到保護，社會一片凋零；「國兼併」:造成國富⺠窮；「不抑兼併」:國與⺠俱貧，唯官(權貴)獨富。
「明君施仁政，賢臣從道不從君」——墮落為昏君施暴政，佞臣從君不為⺠，貪官從利不從道。
歷史學家⻩仁宇在分析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發育的過程時指出:首先是社會的下層結構建立起市場經濟必需的秩序，各種經濟因素即可以自由交換，其次變革社會上層機構，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重新釐清與下層結構的關係。然後設計連結社會上下層結構的稅收制度和法律體系，使社會穩步進入健康的運作。而當社會的上下層主體結構尚未發育和改革到位，就開始強調「法制建設」和構建理想的社會秩序，事實證明，這個「法治」，必定是「法家之治」，所建立的「和諧社會」，無疑是「高壓社會」和「維穩社會」。
3、超越價值，一種⺠族文化精神，只有當它能較好地解決現代性所帶來的危機和現代性不足所產生的危機之後，方有資格給超越現代性提供足夠的思想資源。但如果它尚未曾很好地解決自身的現代化問題，便四處吹噓所謂的「中國模式」，急於兜售「中國方案」，狂言要給全人類指點「超越現代性」的方向，建立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一種不自量力的自戀和忘乎所以的無知。中國傳統文化所表述出來的「超越價值」如「道可道，非常道」、「天人合一」、「仁者愛人」等思想精華，往往體現為一種「天⻢行空」式的神秘箴言和高大尚的形而上意識形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千百年來只能停留在朝堂言語體系，卻難以落實為一種社會制度安排，更何況要成為現實生活的解決方案。這不僅是我們傳統文化「不⻝人間煙火」的尷尬，還是⺠族性思維定式的致命局限。
三、從大共同體本位到公⺠社會
共同體與社會是人類群體生活方式的兩種不同的結合類型。
共同體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以習慣性強制力為基礎的血緣、地緣或宗教信緣的集體團伙或聯繫紐帶，它並非是其成員個人意志的總和，而是有機地渾然生⻓在一起的整體，是一種「人們意志的統一體」。社會則是在近代化進程中，一方面人們突破了舊有共同體的ሀ隘界限，發育了擴大範圍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是人的個性與個人權利隨著時代的進步得以發展，因而逐漸形成的有別於舊共同體的生活方式和組織。德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自然習俗的產物，它是相對狹小的人類群體概念。而社會則是理性人在(個體、個人思想和意志)合意的基礎上結成的「有目的聯合體」，其寬廣程度與⺠族國家相當。兩者的本質區別在於共同體是一種整體本位形式，社會是一種個人本位的有機結構。
中國傳統存在兩個共同體本位:一是以國家政權(皇權)為中心的大共同體本位，二是以家庭和宗族為中心的小共同體本位。「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權統治的大共同體本位，「五四新文化運動」衝破了封建禮教對個性禁錮的牢籠。可以說，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中國⺠眾用革命與革新打破了兩個腐朽落後的共同體本位的障礙，展現了奔向⺠族國家—⺠主國家—公⺠社會的光明前景。然而，由於來自三方面的原因，阻滯了中國奔向理想社會的進程:1、外部原因是列強入侵導致國家遭遇了⻓達十五年的「⺠族危機」和「救亡運動」，阻礙了國體建設。2、內部原因是在選擇發展道路上誤入迷途，二十世紀先後執掌國家政權的兩大執政黨都選擇了北方強國的「強權國家主義」統治模式，崇尚「成王敗寇」的叢林法則，大半個世紀深陷內戰和對峙，導致同室操戈，國運凋零，⺠族進步由「悲情⺠族主義」演變為登峰造極的「戰狼式⺠族主義」。3、⺠族文化深層缺陷的原因，「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權的大共同體本位，卻保留了「大共同體本位」的皇權意識；「五四運動」在拆除了小共同體禁錮之後，革新為革命所替代，既消滅了社會自立的精英階層，也摧毀了社會自治的制度基礎。因此，大共同體本位的傳統意識形態，與「消滅私有制」的暴力手段、「強權國家主義」的統治模式相媾合，生成了一個由統治集團利益主宰的「國家大共同體本位」的怪胎，致使國家的⺠主進程整整走了一百多年的彎路。
在⺠族國家邁向現代社會的進程中，⺠眾是社會的基本細胞，社會是⺠眾賴以生⻓的土壤，⺠眾本應是國家的主人和創造歷史的「主⻆」。然而，在強制性大共同體本位理念所構建的「社會—國家」的二元結構中，社會功能被高度擠壓，名存實亡，國家往往成為權力的舞台，而⺠眾發育成熟的過程異常的艱難。人⺠——名義上的「國家主人公」，實則為國家宏大敘事背景里的「芸芸眾生」。它存在的意義，按照國家統治目標的需要，或作為偉大領袖發動階級鬥爭的工具，或作為統治集團實現國家大共同體利益的代價。國⺠——表面具有與國籍相關的權利和義務。但實際上僅是一種名義上的「政治權利」，即國⺠的身份資格必須以無條件服從國家利益為前提而「具有」，如果你的個人利益或主張冒犯了、甚至不苟同於國家利益，國家就可以隨時剝奪你的「具有」資格，從這種意義上說你並未真正的「擁有」國⺠的法律權利。市⺠——是在市場經濟得到一定程度發展，⺠眾的生存空間取得一定的自由度後產生的概念。當國家大共同體的強制性有一定鬆綁，而⺠眾的經濟實力有一定積累及相關的社會機制生成的背景下，「市⺠自覺」和「市⺠自治」方應運而生。公⺠——除了擁有財富權益及公共利益共享之外，還擁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選舉自由、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等權利，所有這些權利的總稱就是「人權」。
公⺠身份無疑是基於《憲法》的法律地位認定，但只有當社會發展進入企業市場化、財富私有化、國家⺠主化和市⺠自治化的階段之後，才能產生真正意義的公⺠，從而進入「公⺠社會」。
秦暉先生指出，國家現代化有兩個核心問題:一個是開拓發達的市場經濟，一個是建立公開公正的⺠主政治，這兩點背後共同的靈魂就是社會的個人本位化(財產私有化和個人訴求的自由表達)。因此在談論現代國家和公⺠社會時，要把尊᯿個人的權利，尊重個性的發展作為現代化的一個幾乎是本質性的指標。人權實質上是公⺠的個人權利。但如果我們說人權指的是所有人的權利，或者說是不可分割性的整體——⺠族或國家的權利，嚴格來說這是一種對人權的異化解釋。這一念之差，讓我們付出了一百多年的代價。
公⺠社會，是每一個中國人追求的「詩和遠方」，秦暉先生給我們勾勒了一幅理想的畫卷:
第一部⻔:市場中的企業——創造價值的部⻔；第二部⻔:政治參與的⺠主國家——主持利益公平分配的部⻔；第三部⻔:捍衛公⺠社會古典價值的市⺠自治和公益組織。
第一、二部⻔，屬於改革開放運動的範疇領域，在此就無需贅述。筆者僅就第三部⻔的建構談兩點粗淺的思考心得:
一、重構社會多元化結構和公⺠獨立人格。
綜前所述，百年革命不僅摧毀了中國傳統的小共同體本位的社會基礎，也消滅了社會多元化功能的生成機制，使社會陷入了完全適從強制性國家利益本位發展模式所要求的「高度同質化」和「無序原子化」狀態，沿著強權國家主義所設計的「計劃社會」(不僅僅是計劃經濟!)道路狂奔。經過了改革開放，越來越多的國人意識到了這種「自負理性」的致命危機，逐步認清了社會的多元化對人格ᇿ立和公⺠自治的᯿要性。誠然，修補傳統的小共同體倫理規範似無時代必需，我們需要的是一方面構建符合現代⺠主原則的新型多元化社會自治功能和公益組織架構，打造公⺠社會的基礎；另一方面培育越來越多的「國⺠」從自助和自律走向自尊和自愛，成⻓為經濟自立、⻆色自知、思想自信和政治自覺的新型公⺠。只有如此，才能達到秦暉先生所述的「市⺠(公⺠)與小共同體聯盟」，建立「第三部⻔」，實現「公⺠自治的古典價值」的基本條件。
二、推動構建現代法制基礎上的「社會—國家」新二元結構。
企業市場化、財富私有化、國家⺠主化和公⺠自治化是構成一個公⺠社會四位一體，缺一不可的要素，前三項又是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重要任務，有待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取得成功。因此，從實現公⺠自治化的⻆度來表達對建立「社會—國家」新二元結構前景的期待，我們只能做出如下的展望:
1、執政集團放棄革命黨的卡里斯⻢威權，回歸現代⺠主法制意義的執政黨。
2、國家信守對社會的契約，釐清國家治理與社會整合的法律邊界，嚴格履行推動建立社會自治有效機制的責任。
3、社會管理去行政化和意識形態化，回歸⺠權⺠治⺠益⺠享本位。
4、以自由緯度打造公⺠的ᇿ立經濟人格，以⺠主理念培養公⺠的ᇿ立政治人格，讓公⺠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和社會進步的主⻆。
這應是建立公⺠社會，實現社會自治所無法迴避的四項使命，由此看來，中國的公⺠社會建設仍然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