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煉鋼鐵運動
也許是同齡人的關係吧，讀丁抒寫的《「盲流」「農民工」——我父母的故事》有一種特別的親近感。尤其是，他在上海長大，1962年考上大學到北京讀書，恰與我的經歷相重合，讀這篇文章，幾乎每一段都會讓我回憶起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上海以及自己的青少年時代。禁不住也有一種衝動，要坐在小小的電腦前邊，給網友講那過去的事情。畢竟，歲月不居，一不留神已經人過中年，到了「朝花夕拾」的年紀啦。
我出生在無錫和蘇州之間的一個叫做盪口的鎮上。家譜上說，我們這一支的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間來到這裡定居，至今也有六百多年了，子孫繁衍，形成了這麼一個以華姓人為主的鄉鎮。我小的時候，還以為全世界多半人都是姓華。在學校里，大概是因為「華先生」太多，所以稱呼老師都是用他們的名而不用姓。
雖然生在「舊社會」，卻對它毫無記憶，我的早年記憶，是同新的政權、新的社會幾乎同時開始的。最早的記憶既模糊又零碎。
「解放」無疑是我記憶中最早的事件之一。那就是望不到頭尾的一隊隊士兵在我們家後門外的石皮田岸上無聲地走過，沒有軍號聲，也沒有槍炮聲。隔壁的醬油作坊在門口放了幾口盛水的大缸，供過路計程車兵們解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迎接剛過大江的雄師，還是送別望風而逃的窮寇？或許，跟阿慶嫂一樣，「來的都是客」，兩者都一樣茶水招待？「解放」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早聽到的政治詞彙。後來我長了知識，有時免不了琢磨：「解放」這個詞中國的古書里好像沒有，從周發殷湯的「弔民伐罪」，到孫文黃興的「恢復中華」，沒有人在取代前朝時使用過「解放」二字。此詞應該是近代從西方傳入——或許是拷貝日文的翻譯？它的英文liberate，和liberty、liberal等詞同源，而後者的中文翻譯在所有字典里都離不開「自由」二字。liberate無非也是賦予或實現自由的意思，假如當年哪個學究把它翻譯成「自由化」，也並無不當。那樣，1949年就是全中國「自由化」了。
不過1949年的我還不識任何一種文字，上學讀書認字是第二年的事。我的啟蒙學校在我入學的時候叫做「懷芬小學」，是當地有錢人家用他的母親或祖母命名的一所學校。辦學的人剛剛跑去了台灣，校名還沒有改。那年，我只有五歲，那個時候入學不限年齡，就去報名上學，還記得是姐姐帶我去報名，在教室的窗外看我考試。結果成績不夠，我母親就找教導主任說，讓他試試吧。都是鄉親，學校答應讓我試試，這一試就成了我讀書生涯的開始。
再往後的記憶就是「休養軍」來了。江南魚米之鄉，在抗日戰爭那樣的艱難時世，沙奶奶照料新四軍傷病員都是「一日三餐有魚蝦」，到了「抗美援朝」年代，自然就成了志願軍休養地的最佳選擇。我們當地人都叫他們「休養軍」，休養軍能夠留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它帶來了電影放映隊，使得鎮上和四鄉的居民沾光，也能看到以前從未見識過的電影。電影放映隊是坐小火輪來的，靠岸後就在河邊的空場上支起銀幕，再把放映機接通輪船上的發電機，就使得我們這個不通電的鄉鎮也能看上電影。那個時候年紀小，看不懂電影的故事，只能看熱鬧，只記得第一次看的是蘇聯影片：好人騎著馬追趕火車、跳上去同壞人搏鬥，模糊記得那個電影的名字叫「勇敢的人」。
休養軍還有一件事也是忘不了的：它有一小隊「痴子」——在戰場上受刺激變瘋或嚇傻了的戰士，由一個在戰場上被打壞了聲帶的「啞子」隊長管著他們。每次看電影，就會看到啞子帶著這一小隊痴子，每人拿一個方凳，乖乖地坐到指定的地方，成為我們小孩在電影上映前的注視焦點。休養軍的紀律還是很好的，有時個別痴子會溜出來，到店鋪或者人家裡拿了什麼東西，只要報告部隊，很快就會還來。
跟電影同時，蘇聯的影響開始進入像我的家鄉這樣的閉塞的地方。學校里教唱的歌有這樣的歌詞：「勝利的旗幟嘩啦啦地飄，千萬人的呼聲地動山搖，毛澤東——史達林，毛澤東——史達林，像太陽在天空照！……」1953年三月五日，兩顆太陽中的一顆隕落了，發喪那天，全球同步舉哀，我們家鄉小鎮，沒有廣播喇叭，就由靠岸的小火輪鳴汽笛為號，記得我們正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聽到笛聲，立即按照規定立停默哀，這大概是我童年記憶中最早的政治活動了。
1954年春天，我隨著母親從鄉下遷到上海，再往後的記憶就同大上海分不開了。
父親病逝後，上海的姨母成了我家的經濟支柱，她在一間小學當幼兒園老師，單身一人，得了一種時常發作而又難治的病，需要人照顧，於是學校出面，幫我們把戶口從老家所在的小鎮遷入了上海。戶口遷入上海，對我來說是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而且是幸運的一步。說它幸運，是因為1954年的時候，戶口雖然已經有所管制，還不是那麼嚴厲，要到1956年才開始嚴厲起來。丁抒的文章里說，一九五六年國務院發出《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經政府許可離開戶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從此中國人的語彙里出現了「盲流」這個新詞。一九五七年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強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將農民穩定在農村。」假如我姨母的健康晚兩年惡化，到時要幫我們把戶口遷入上海，根本不是一個小學校能夠辦得到的。那時再進城，就屬於「盲流」了，那樣，我這一生就會同上海無緣。
當然，這是回過頭去看才認識到的。當時，我年紀小，渾然沒有知覺。即使是母親和姨母也沒有意識到。我的外祖父是上海郵政局的工人，母親和姨母倆從小在上海長大，抗戰前，母親已經在上海的織襪廠當工人，姨母剛從幼兒師範畢業。「八一三」日寇在上海開了仗，上海淪陷，她們逃難回到家鄉。抗戰勝利後姨母回到上海謀職，是很自然的事，後來母親回到從小生長的地方，也視為平常。剛誕生的新社會裡，「戶口」，或者說城鄉身份的認定，還沒有展現它的全部重要性，可以說，當時全中國人民對此也都還沒有深刻的認識。城市戶口的重要性是後來同我家鄉小學裡的同學比較才體會到的。
我從家鄉的小學轉到上海時插班讀四年級，我在家鄉的那些小同伴，父母有的是小鎮上的居民，有的是四周鄉村的農民，他們中後來能夠離開農村進城上大學的幾乎沒有。在我的記憶里，大約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大躍進前幾年，城裡的中學畢業生考不上大學的，已經開始動員他們離開上海，起先是到外地廠礦工作，後來就是上山下鄉或者去邊疆地區。到我高中畢業的時候，「一顆紅心，兩種準備」已經成為標準的口號。與此同時，農村考生入大學的錄取率也開始遠遠落在城市學生的後面。從政府的角度考慮，這樣做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農村的中學畢業生，不需要動員就已經在鄉下了，把他們進大學的名額讓給城裡的中學畢業生，可以減少動員城市學生上山下鄉的成本。
比起我那些留在家鄉的同學來，我何德何能？卻順利地上完中學，進入大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有了上海戶口，而不是因為家鄉學校的教育質量差。事實上，我在家鄉就讀的小學曾經是一所出了不少人才的學校。2001年我曾經回家鄉去看過，學校門口掛的牌子上是作曲家王莘題的校名，他曾是天津音樂學院的院長，《歌唱祖國》的詞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校園內有一尊力學家錢偉長的雕像，他在成為「右派分子」前是清華大學的副校長；小禮堂內有物理學家錢臨照題的匾額，他生前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副校長。這些人都是從這間小學走出去的校友。它歷史悠久，建於1905年，而且設備良好。我到了上海之後，有一段時間非常想念家鄉小學，除了想念同學、玩伴以外，也想念那裡的校舍設施。我從家鄉這樣腳踏車都沒有的地方到了滿街汽車的上海，原以為上海學校一定很講究，實際卻讓人失望。我在上海進的是長寧區第二中心小學，也算是所重點學校，但是沒有一個像樣的禮堂，開大一點的會，要借用附近的天主教堂。校內也沒有大的操場，每天升旗早操時連教室門口的走廊里也站滿了人，體育課要走一里路到校外操場去上。而家鄉的小學，不僅校內有規規矩矩的操場，下雨天還可以在有屋頂的磚地操場上體育課。最讓我笑話的是，上海的學校竟然沒有音樂教室，哪個班上音樂課，就把風琴抬到那個教室，也不管是否影響隔壁教室里上課。所以，初到上海時儘管同學嘲笑我的鄉下口音，我心裡卻不服氣，覺得我們鄉下的學校比你們好多了。後來在上海久了，發覺這樣的學校在上海不是少數，我高中是在有點名氣的市西中學上的，當時也沒有音樂教室，而且教室的窗戶對著嘈雜的大街。
六十年代初放映後來受到批判的「毒草」電影「早春二月」，裡面的主人公蕭澗秋來到芙蓉鎮教書，電影裡的江南小鎮學校的鏡頭又一次讓我想起了家鄉的小學——寧靜中的琅琅書聲、水墨畫一般的校園畫面，這就是它留在我心中永遠的印象。錢偉長的叔父，終老於台灣的國學大師錢穆是這所小學的第一批學生，他在晚年寫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書中說：「回憶在七十年前，離縣城四十里外小市鎮上之一小學校中，能網羅如許良師，皆於舊學有深厚基礎，於新學能接受融會。此誠一歷史文化行將轉變之大時代。」他大概沒有想到，這樣的轉變導致的結果是，當這所小學校在回顧其一百年的歷史時，竟然發現前五十年培養出來的傑出人才遠遠多於後五十年——因為後五十年裡畢業的學生都被束縛在了家鄉的土地上。
當然，上海也有很多設施良好的學校，比如離我家幾站路的市三女中，1949年前是一所很貴族的學校，稱為「中西女中」，後來我在海外，還見到該校校友會的海報，顯示出該校的學生都來自逝去年代的「先富起來」家庭，不少人在政權變更時移居到港台或海外。不過我上的這所小學地處滬西一個叫作法華鎮的地方，滬西本來就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同學多為貧窮的市民子弟。五十年代初的時候，那裡是上海西端的城鄉接合部，法華鎮更像是一個農村的市鎮，街道狹窄，店鋪里還掛著關雲長夜讀春秋的畫像。同住在東北邊緣上的丁抒他們一樣，我們也自外於上海，從靜安寺或者南京路這些熱鬧的地方回來，就說是「到上海去了一趟」。那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為法華鎮那一帶還沒有通公共汽車，從「上海」回家，要坐31路車（後來改為71路）到終點站，再步行一站多路才能到達。同學中操蘇北口音者占很大比例，也就是正宗上海人看不起的「江北話」。現在回想起來，濃重的鄉音，說明他們也是在抗戰勝利後甚至內戰結束後隨著父母從蘇北農村來到上海的，要是在今天，他們只能算是「農民工」的子弟，在那個時候，他們都是堂堂正正新社會工人階級的後代，同上海老市民的孩子在同一個學校里上課，儘管學校的設施大概有點像是今天的打工者子弟學校。
畢竟在上海，學校雖然設備簡陋，也有鄉下的學校沒有的洋氣。比如同學們做作業用的筆，低年級多為鉛筆，高年級多為鋼筆，而在鄉下，沒有人用得起鋼筆，高年級同學中有些還用小楷毛筆做作業，因為鋼筆在那個年代還屬於貴重物品。那時原子筆剛在上海出現，叫做「原子筆」，倒是比鋼筆便宜，但是要費力按才寫得出字來。從同學那裡，我這個鄉下人知道了金筆最好的是「派克」，手錶最好的是「羅蘭克斯」，鋼絲床最好的是「席夢思」，儘管沒有一個同學家里有這些東西。踢足球時，手碰到了球，我也跟著大家喊「哼子」，球踢出了界，叫做「昂賽」。後來學了英語，才體會到那大概是英語的「hands」和「outside」，想必是當初洋人裁判在賽場上的口令流傳到民間的。五十年代初的上海，還殘留一些類似這樣的「舊社會」痕跡。比如馬路邊的牆上還有過去時代的廣告，有「祥生汽車40000」，那是從前出租汽車公司和它的電話號碼。另外記得還有「固特異」、「鄧祿普」的輪胎，多年後到了北美，才知道那是美國和英國的輪胎商Goodyear、Dunlop。
舊時代的殘餘，表面上看不見的，莫過於上海職工中普遍存在的所謂保留工資。就是在舊社會參加工作的職工，到了新社會評級評薪的時候，評到的級別和薪水常常比他們原來的薪水要低，政府為了不傷害他們的工作積極性，還讓他們拿原來的薪水，這多餘的部分，就是「保留工資」。這個現象普遍到什麼程度，本人沒有調查，但是我的姨母是拿保留工資的，結婚後知道，我的岳父也是。姨母是幼兒園的老師，因為她參加工作早，又有科班師範的文憑，評為小教二級，正式的工資是七十多元，比她原來的工資低，她實際上拿的工資是將近九十元。後來她健康惡化，請長期病假，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資，還是比接替她的代課老師工資要高，因為後者是在新社會參加工作的。
這種現象在工人中也並不少見。我在大學畢業後經過再教育，被分配到雲南省昆明鋼鐵廠的動力分廠下面的熱電車間當鍋爐工，我們的車間主任沈師傅是上海人，原來在上海電力局當幹部，文革前被派來支援三線建設。沈師傅在廠里只算基層幹部，但工人們都說他是全廠工資最高的人，總廠的書記廠長都不如他。原因是他從十三歲開始就跟父親在楊樹浦電廠當童工。楊樹浦電廠當年是遠東最大的火力發電廠，美國人開的。跟現在的「外資企業」一樣，那裡的工人的薪水比一般企業的職工高出許多，他當時年紀不大，年資卻很長，也是拿「保留工資」的，在上海也許不顯眼，到了雲南這種地方，就把很多黨政幹部比下去了。丁抒在他的文章中講他的父親——一個紡織廠的技術工人時就說：「共產黨建立新社會，但照顧舊社會過來的人，給他們『保留工資』。父親也蒙受『保留』照顧。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請自願減薪。於是自願降到一百四十元。從此時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動，還是一百四。這真是『史無前例』的事。」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這樣史無前例的事，無論新僱主——政府和雇員都不願意張揚，所以沒有多少人提起它。
市容方面舊社會的痕跡很快消失了，新社會的新事物天天都在取而代之。這方面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在叫做「哈同花園」的地方建起了「中蘇友好大廈」。老上海的人都知道那個地方原來是私人花園，屬於二十世紀初上海市的首富——來自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巴格達的猶太人哈同。新的大廈是為了舉辦「蘇聯經濟和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而興建的，大概在我到上海一年之後落成開放。記得剛建成時，全上海的人都在夜晚爬到樓房的高處，瞻仰大廈頂上那顆閃閃發光的紅星。據說，紅星以及它下面的尖塔是仿照克里姆林宮的樣子設計的，那是全上海最高的建築，超過了半殖民地時代的象徵——二十四層的國際飯店。接下來，參觀蘇聯展覽會也成了全市人民生活中的大事，輪到我們學校時停課一天，學生由老師帶隊入場。作為小學生，展覽的內容已經沒有留下什麼印象，但是大廈金碧輝煌的尖塔，高大的雕花拱門和廊柱，寬廣的大理石鋪地的展覽廳，廣場水池裡的噴泉，確實讓我這樣剛從鄉村來的孩子目不暇接，像是進入了夢幻般的世界。許多年以後，去解體後的俄羅斯聖彼得堡遊覽，參觀了彼得大帝建起的夏宮和冬宮，看到宮中鎦金的建築和雕像、無處不在的噴泉，才知道那個夢幻世界的根原來在這裡。不過在當時，全上海的人大概都以為那就是我們將要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的天堂，因為「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1958年，河南襄城人民公社社員大翻「衛星田」
整個五十年代，正是蘇聯的影響滲入到全國的每個角落的時代。我個人作為小學和初中學生也能感受得到：我的姨母只是一個幼兒園的主任，但是她要領導其他老師學習蘇聯的兒童教育理論——馬卡連柯教學法，為此她自己出錢訂了蘇聯的兒童刊物，請人翻譯成中文作為參考。在課程設置方面，我們進初中時語文課分成「漢語」和「文學」兩門。文學課就是教一篇篇的範文，同以前的「國文」課沒有兩樣。漢語卻是新開的課目，專門講語法，教詞彙的分類、句子成分的分析等等。實際上這是初級的語言學，作為一門課程，是從前的中學沒有的。另外記得當時高中生的生物學課本不叫「生物」，叫做「達爾文主義基礎」，我懷疑這些都是仿照蘇聯中學的做法。幾年後同蘇聯關係漸漸疏遠，這些課程也都恢復了原狀。教科書的內容，也增添了許多蘇聯和俄國的內容，比如物理書，除了介紹伽利略和牛頓，也介紹俄羅斯偉大的科學家羅蒙諾索夫。生物書，除了介紹達爾文，也介紹偉大的自然改造者，「向大自然索取」的米丘林。高爾基的「海燕」和「母親」也進入了我們的語文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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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設置方面，對我們一代人日後的事業產生重大影響的，要算是外語課了。在我1956年進初中的時候，或許還早一兩年，初中里就沒有外語課了，一直要等到進高中才有外語課，這種情況只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前後若干年的時間裡，今天回想起來，顯然也同當年的時代特點有關：五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正是「向蘇聯學習」口號最響亮的時候，也是政府在人民中大力開展清除「親美、崇美」思想運動的時期，英語差不多就是「敵人」的語言，不能作為主要的外語了，可是「老大哥」的語言——俄語的師資還沒有培養出來，於是乾脆在初中不設外語課。過了幾年，俄語教師多了，初中又恢復了外語課，不過是以俄語為主了。諷刺的是，這時中蘇關係已經出現裂縫。可是這時英語師資缺乏和俄語師資過剩的局面已經形成，於是只能繼續這種以俄語為主的中學外語教學，一直延續到文革中學校停課。記得我升高中時進了開英語課的市西中學，開始的時候很感失望，因為當時市面上能看到的譯成中文的書刊，無論文藝還是科技方面，原文幾乎都是俄文，我看不到學習英語有什麼好處。一直到1962年進了大學，中蘇的論戰已經在報紙上公開，而且發現學校圖書館裡的外文資料絕大多數是英文，這才意識到自己在中學學了英語真撞上了大運，就象自己當年戶口趕早遷入了上海一樣。當年進入大學同一個系的六十位同學中，只有九位同學是中學學英語的，要同其他幾個系的學生合起來才能湊成當時令同學們羨慕的「英語快班」。也就是說，我的同年級人中，學俄語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大致反映了那時中國中學外語教學的狀況。
再回到五十年代的上海，那時還沒有電視，收音機也不普及，除了學校教育，電影是對少年兒童影響最大的渠道之一，電影院有隻收幾分錢的學生場，看電影成了我們當時享受得起的「高級娛樂」。我到上海的時候，美國的電影已經在上海絕跡，西方其他國家的電影，如義大利的，也是偶然舉行義大利電影節時才能看到。國產的電影無論數量和質量當時都趕不上群眾的需要，我們看的電影大半來自蘇聯。當時二次大戰剛過去不久，描寫蘇聯衛國戰爭的電影「攻克柏林」和「史達林格勒大血戰」等等在我們同學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加強了我們對蘇聯的嚮往和崇拜。而我們關於革命、共產主義理想的教育最早也是從許多蘇聯電影中的英雄形象那裡獲得的，比如內戰時的紅軍將領夏伯陽、衛國戰爭中的青年近衛軍和堵槍眼的烈士馬特洛索夫等等，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不過，蘇聯在誇耀她的光榮革命史和偉大成就時，也夾帶了他們革命前的傳統，所以，我們也有機會看到宣揚帝俄時代將領如庫圖佐夫、蘇沃洛夫的電影，有一個電影的名字就叫「海軍上將烏沙科夫」。筆者在幾十年後遊覽聖彼得堡，在冬宮博物館裡看到他們的巨幅畫像，這些久違了的名字才從腦海的深處重新浮出水面——他們在中蘇交惡以後五十年中幾乎再也沒有在腦海里出現過。
除了電影，課外書籍也對我們的少年時代留下深刻的影響。低年級的時候，看的書籍主要是「小人書」——連環畫。在新出版的小人書中有關蘇聯的故事也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以及高爾基的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這些故事我都沒有看過原著的中文譯本，對它們的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從小人書上看來的那些內容。進入中學，我們的閱讀範圍就擴展到「牛虻」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一類小說了。同電影一樣，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也在蘇聯的革命文學的夾帶下，成為我們的精神食糧中的一部分，如契訶夫的小說「凡卡」甚至還進了我們的文學課本。另一方面，西方的書籍也沒有在社會上和學校的圖書館裡絕跡，其中給筆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馬克•吐溫和儒勒•凡爾納的作品。法國的阿爾方斯•都德的「最後一課」也很罕見地進了我們的課本。
文革中說我們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受的教育統統都屬於「封、資、修」，借用這種「分類法」，上面所說的蘇聯影響也好，還是殘留的西方影響，應屬於「修」和「資」的範疇，畢竟都是外來的影響。而「封建」教育，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無疑比前二者要深廣的多，確切說是一種薰陶，構成了我們文化修養的底色。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實際上從識字前就開始了。現在記得起來的最早的例子是「香菸牌子」：舊時代的香菸盒（講究的是金屬筒）里常會放一兩張帶有圖案的小紙片，畫些歷史或傳說中的人物，比如三國里的五虎上將，紅樓里的十二釵之類，那是廠商的一種促銷手段，希望顧客跟集郵似的為了湊齊一套人物或故事，而經常去買他們那種牌子的香菸。到我懂點事的時候，香菸里已經不時興放牌子了，而是有人專門成批印刷銷售同樣大小的硬紙片，內容仍是歷史人物和傳說，「香菸牌子」這個名稱卻保留了下來。本人頭腦里的「哪吒鬧海」、「大鬧天宮」，「一百零八將」這些故事，以及太乙真人、赤腳大仙、歪頭申公豹、鼓上蚤時遷這些人物，最早就是從那些畫片裡來的。
後來讀書識字，學校里語文課教的，從孔子的「學而時習之」、「吾日三省吾身」講起，按歷史年代，唐詩宋詞元曲，一直講到水滸的「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全部都是封建帝王時代的作品。不過，那只是「封建教育」中較小的部分，在當時被認為是傳統文化中精華的一部分。更多的「封建」教育來自流傳在社會上的小人書和其他書籍。那些被列為「封建糟粕」的書籍在我的兒童時代還廣為流傳，比如像濟公傳、彭公案、施公案、七劍十三俠、七俠五義這些書籍在學校的圖書館或許已經封存，但那時店鋪還沒有公私合營，街上的書攤里仍然可以借到。同學在課餘的時候，也常常交流歐陽德、黃三泰、竇爾敦、徐鳴皋、太倉五鼠這些人物的故事，爭論御貓展昭跟錦毛鼠白玉堂哪個武藝更高強。
由於我的家地處城鄉接合部，附近有許多空地，每到夏天，這裡就成為民間說書藝人活動的場地。他們乘人們夜晚納涼的機會，在一塊空地上擺一條長凳，支上一盞電石燈，就算擺開了一個露天書場，人往長凳上一站，敲一面小鑼招徠聽眾。他們的主要聽眾就是放了暑假的學生們。在我的記憶中，從小學到初中的那些年的暑假的夜晚，我都是在免費聽這些藝人用蘇州方言講故事中度過的。就像今天看電視連續劇一樣，每天吃過晚飯，洗完澡，就扛上一個板凳，拿一把趕蚊蟲的蒲扇，到露天書場去了。說書人為了吸引聽眾，常常在開場時講一些滑稽的小段子。今天紅遍大上海的「海派清口」周立波的師承，或許可以追溯到這些被上海人稱為「小熱昏」的民間藝人。開場的段子講完，固定的聽眾也陸續到齊了，就開講正書。每天要講一、二個小時，中間會停兩次或三次，不是說書人要休息，而是他要賺錢：他是不收門票的，而是靠推銷梨膏糖來賺錢。梨膏糖是用草藥土法熬製的糖塊，有清火潤喉等功效，每塊就值幾分錢，現在到上海城隍廟遊覽區的店鋪里還能買到。每每講到故事的關節點，他就會停下來「且聽下回分解」，向聽眾兜售各種配方的梨膏糖，等賣到一定的數量再接著講。聽眾為了早聽下回分解，買糖常常是很踴躍的。他們講的正書，都是楊家將、說唐、說岳之類，在當時既不屬於有資格進教科書的「精華」，也不屬於圖書館封存的「糟粕」。直到今天，那些殘留在記憶中的關於焦贊、孟良、王伯當、秦叔寶、斷臂王佐，雙槍陸文龍等等的人物和故事，還都是從當年的露天書場聽來的。
五十年代生活便宜，我初中曾經在學校的食堂搭夥，每頓飯菜分為三擋，最貴的也不過一毛五。那些說書藝人每天賣糖賺幾塊錢，一個夏天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不過，每年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可以這樣做，他們在其它的季節靠什麼為生呢？這是我後來年紀大一點一直納悶的問題，始終也沒有得到答案。只能作如下猜想：當時的國家剛剛從戰亂中走過來，許多有學問和技藝的人，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找到他們能夠發揮所長的位置，流落在民間，幸運一點的在中小學裡謀得一個位置，不幸的，就只能漂泊江湖，甚至充當販夫走卒，這其中或許就有當年那些街頭說書的藝人吧？不過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幾年，到我升初三的那年暑假，說書人就沒有出現。不僅說書人不見了，其他走街串巷的小販也減少了許多，因為那時已經開始「大躍進」和「大煉鋼鐵」了。那些在城裡沒有戶口的人，都被趕回鄉下參加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去了；有城市戶口的人，小販都成了公有或集體所有的店鋪營業員，其他「閒雜人員」和家庭婦女都被組織起來進了各種「生產組」。
那時我在復旦中學已經上了兩年初中，校址是原來李鴻章的祠堂，我上學的時候校門內花園裡還有一個高大光滑的石墩，據說那上邊原來站著李鴻章的銅像。學校的禮堂叫做「登輝堂」，那是為了紀念復旦大學創辦者之一、一個名字也叫李登輝的人。復旦大學的前身復旦公學當初就是辦在這裡，後來大學部遷到江灣，這裡就叫復旦中學了。這個學校設施很好，有遠離教室的音樂課堂，還有一個植物園和一些氣象儀器。我上學的時候它已經同復旦大學沒有什麼關係，倒是離交通大學很近，所以學校里建小高爐煉鋼鐵都是請交大的師生來指導。不知什麼原因，我們的物理課有一學期也是由一位西裝革履、頭髮抹油的交大研究生來上，教我們電磁感應的右手定則、左手定則。當時規定，高中生要參加大煉鋼鐵，三班倒上小高爐幹活。初中生不用，但是我們要下工廠勞動，以貫徹「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的方針，這是我第一次進入工廠給工人師傅做幫手，記得車間裡的師傅大多是女的，因為青壯年的男勞力都被抽調到小高爐上去了。除此之外，那一年，還有許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秋天的時候第一次到郊區「支援三秋」，在剛成立的人民公社食堂里吃了幾個星期的大鍋飯。也是第一次參加由同學主持的小組討論會，這種事以前都是由老師或者少先隊輔導員來做的。我們的班主任老師自己的孩子年紀比我們小几歲，她大概聽到了什麼精神，對我們說，你們這些孩子，跟從前不一樣啦！今後不僅要自己召集會議，還要自己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吶。那時毛澤東的著作被看成是很高深的，只有高級幹部才會去學習。
不久，班主任老師那半是讚嘆、半是疑慮的預言就實現了。我們的文學課本，到初三的時候，按原來的安排是應該講中國近代的作品，課本也發了，有葉聖陶、魯迅等人的作品。開學後教了幾篇，其他許多課文都跳過不教了，而是用另外下發的補充教材，裡邊就有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一類的文章。到了高中一年級的時候，語文課本里不僅有毛澤東著作，還有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考茨基」以及恩格斯的「論權威」。那時，我已經不能在復旦中學讀下去了，因為它的高中部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改成了「上海計算技術學校」，這是一所中專，入學有年齡限制，我年紀太小，只能考到別的學校上高中。計算技術在那個年代絕對是新的尖端技術，如果堅持辦下去，也不失為是我國的電腦科技人才的培養基地之一，可惜接下來的是「三年困難時期」，計算技術學校不久就下馬了，我原來的同學中進入技校的畢業後也沒有人從事與電腦有關的工作，這段短暫的變遷完全湮沒在歷史中了。
沒有能繼續在復旦中學讀書，只得到離家更遠的市西中學去上學，這所學校質量很好，儘管他的校舍和設施都不如復旦中學。學校的校長叫趙傳家，關於他的印象是，每當學校要進行大掃除了，稱作「愛國衛生運動」，那一定是由趙校長來動員的，因為他是一位市級「愛國民主人士」，其他學校的事務很少看到他參與領導。
不過那一年還有更加印象深刻的事留在我的記憶中。那就是糧食供應突然緊張起來，家裡煮飯每頓都要稱好限定分量的米下鍋，否則到月底就可能沒有米了。報紙上也開始介紹各種提高「出飯率」的煮飯方法——就是怎樣用同樣分量的米煮出更多的飯來填飽肚子。同時，牛奶供應也變得緊張起來。原來上海市民喝牛奶，一直沿用舊上海的老辦法，向牛奶場按月訂購。那個時候，家庭里都沒有冰箱，人們喝的是新鮮牛奶，裝在由蠟紙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內。每天天還沒有亮，牛奶場的車就將這些瓶裝的牛奶放到訂戶的家門口，換回用戶放在那裡的空瓶。到了這一年，規矩變了，新的牛奶訂戶要有特殊情況，如家中有新生嬰兒、危重病人，到居委會開證明才能訂到。而且，越來越多的訂戶抱怨，早上開門時，放在家門口的牛奶不翼而飛了，送貨的辦法不得不隨之改變。開始的時候，訂戶在大門上裝一個木製「奶箱」，配上防盜的鎖，每天晚上把空瓶放進去，送奶的工人送達後負責把箱子鎖上。再後來，大概是奶場不勝其煩，也由於它不愁銷售，就不再送奶到戶，而是由訂戶到指定的地點去領取了。又一個舊社會留下的遺蹟就這樣走進歷史，沒有多少人記得了。
不僅是糧食和牛奶，市場上的各種物資供應似乎都約好了一樣，突然緊張起來，原來好像只有到電影院買學生票要排隊，現在卻變得許多物品，包括每天都不能少的副食品，都要排隊才能夠買到。不過學校的團委書記還在繼續鼓吹大躍進，說六年內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同學們不要因為暫時的物資緊張喪失信心，不要排隊搶購商品，困難很快就會過去的。所以我們在不得不排隊的時候要左顧右盼，生怕被同學老師發現，那是「對革命喪失信心」，很不好意思的。可是不久老師跟同學就達成了共識：很多生活必需品不排隊根本買不到，於是排隊也就成了我們生活的常態。我後來注意，比我們小几歲的人，排隊時一點都沒有我們那種心理障礙，因為他們的記憶中沒有不需要排隊購物的日子，排隊是他們成長過程中心安理得的一部分。
對此，丁抒在他的文章里說：「買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場排隊買菜。葷菜、蔬菜、豆製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個隊。沒有三個人，爸爸會用破籃子、破磚頭作替代物。這得跟別人搞好關係，跟賣菜的說好話。不管颳風下雨，天寒地凍，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點才去，那就什麼都沒有了。要是過節或請人吃飯，那就得幾個人去買。這時我就倒霉了。黑咕隆咚地，大概只有三四點鐘，我被叫著從被窩裡爬起來，去參加排隊。一般是六點才開始賣，這樣我還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陣瞌睡。」這一段描寫里的情景，我們這一代人都不會陌生。我上高中的第一個學期末，也就是五十年代的最後一個冬季，新年前夕，學校里給了我們一個任務，就是到學校附近的烏魯木齊北路菜場維持秩序，為此我必須在冬天的午夜時分起床，早班的公共汽車還沒有出場，只能在昏黃的路燈下冒著寒風步行五六里路，從家裡走到菜市場，菜市場裡已經燈火閃爍、人頭攢動。我們的任務就是協助管理人員，監督顧客不要插隊。平常日子裡破籃子、破磚頭等替代物尚可容忍，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常會引起爭端，調解這類爭端也是我們這些臨時糾察的責任。那一年的國慶和新年，我家買到的是一隻比鴿子大不了多少的冷凍雞，那是憑票供應，而且票面上印著「小戶」，因為我家裡人少。
就這樣，那個在寧靜的鄉鎮小學琅琅讀書的五十年代，那個高唱「毛澤東——史達林」的五十年代，那個在夢境般的展覽館裡憧憬社會主義天堂的五十年代，那個夏夜裡在蚊蟲的叮咬中聽藝人說「岳飛槍挑小梁王」的五十年代，那個早晚時分可以聽到小販叫賣聲五十年代，那個煮飯不用稱分量的五十年代，那個牛奶放在門口不用擔心丟失的五十年代，一去而不復返了。
2009年9月華夏文摘cm0909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