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編者按：歷史上看，中共體制是否存在以毛澤東式極權體制為特徵"第一共和"，以改革開放式的威權主義的"第二共和"，和今天民族帝國主義的"第三共和"的區別？我們經常認為，習近平在國內政策的重回列寧式政黨的取向在模仿毛時代的特徵與政策，而背離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遺訓以及胡溫時代"不折騰"的方向。然而在王力雄看來，鄧小平時代非但未曾清理一絲一毫毛時代的政治遺產，相反由於繼承了毛時代的意識形態與黨政的外殼，親自畫下嚴防政治民主化和堅持四下基本原則的紅線。在鄧時代，今天中國政治的發展路線早就被鎖定。而這種預定的命運，離不開毛澤東的幽靈。而這個幽靈，今天依舊在每個中國人頭頂迴蕩。本文來自王力雄《中國的敘拉古與柏拉圖》一書，由出版社授權發布。
曾幾何時，毛澤東似乎已成為過去，而隨中國社會矛盾的發展，其身影今天又開始再度浮現。不同的是，當年的毛居於中國的統治核心，今天的毛則立足中國的社會底層，但卻具有同樣的危險性。
其危險在於，中國社會積重難返的矛盾，可能在將來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從底層爆發，那爆發並不能解決社會矛盾，卻會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同歸於盡。
為了說明這一點，需要先從意識形態對中國社會之影響的角度，理清"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之間的關係，再看鄧小平以其實用主義手法對毛澤東思想進行的"空殼化"最終怎樣成為一個陷阱，使中共與中國社會在今天面臨這種危機。
完整的"毛澤東思想"
從整合社會的角度，意識形態的效果遠超過權力、法律、金錢、強力那些有形力量，因為那些力量無論怎樣"加大力度"，也難免遺漏，防不勝防，意識形態卻可以讓全社會自覺服從和"奉獻"。所以對於社會（尤其是極權社會）穩定，意識形態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對統治集團而言，意識形態除了提供其統治合法性，還有凝聚隊伍、駕御精英、教化民眾和裁判異端的功能，更是重要。
意識形態是否有效，作用能發揮到什麼程度，首先取決於意識形態自身體系的完整。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在中國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八億中國人那時變成了一個思想，並非全是後來所說的中國人缺乏獨立人格，相當程度也是因為毛澤東思想的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
毛澤東不是個有深奧理論的人，但他把自己形容為"馬克思加秦始皇"，卻比大部分理論都準確。簡單說，馬克思就是經濟公有制，秦始皇就是政治極權。在毛澤東思想中，這一東一西相差兩千多年的二者被結合得天衣無縫。
但凡經過那時代的人都深有體會，公有制經濟與極權政治結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大。人人一無所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靠權力恩賜。達到那種程度的權力，歷史上一切權力皆望塵莫及。
馬克思把人類歷史解釋為剝削階級剝奪勞苦大眾的階級鬥爭史，私有制是維護那種剝奪的制度，因此改變不公正的社會，唯有把私有制變成公有制。馬克思是從理性和邏輯中推出其理論的，毛澤東卻在其西方理性的背後，找到了中國政治所需要的"天道"。
"天道"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合法性來源。一旦能得到"天道"，就成了不可質疑和不容競爭的。在理性昌明的二十世紀，"天道"不能再從古代迷信中去找，不能再是神靈、龍或宿命一類東西，具有濃厚科學色彩並得到世界性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正好可以被當作新的來源。
馬克思主義展示人類未來前景是一個消滅了一切剝削階級、人民徹底解放的美好社會，那是一個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會，被馬克思雄辯地論證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不可抗拒；同時，馬克思以嚴密的理論論證了工人階級是帶領勞苦大眾實現那天堂社會的領導階級，而"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是共產黨。按照那樣的邏輯往下推，共產黨理所當然地就成了"歷史發展規律"的化身。
不難發現，這個"歷史發展規律"可以很容易地被中國的"天道"所利用，同樣都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區別只在一個出自理論推導，一個出自冥冥之中。"先鋒隊"與"真龍天子"的意象也很接近，換了個名詞，不過是加上一層現代化包裝，內在邏輯是一樣的——既然"先鋒隊"代表"先進階級"和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就不容挑戰和置疑地應該成為中國之主人，而"先鋒隊"的締造者和領導者，當然也就有理由被全體中國人頂禮膜拜為"大救星"。
為符合這種"天道"，出身農民的毛將他領導的農民起義稱為"無產階級革命"，將他的農民黨稱為"工人階級先鋒隊"，並且終生都以不屑"農民習氣"和"小農思想"自居。革命後的中國長期以階級血統劃分人群，亦是源自西方理性的階級鬥爭學說被演變成中國式宿命論的一個典型例證。毛澤東善於用中國聖賢的大同理想描述共產主義，把馬克思的艱深理論簡化為殺富濟貧的造反故事，靈活地把西方科學與中國民間思想通俗結合，加上運用意識形態的動員能力，使他領導中國革命贏得了中國大多數人民的擁戴，最終奪取了江山。
在毛澤東思想中，群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一直自命為代表底層人民和多數群眾。在他的一貫話語中，給了群眾極高的地位。這是他的"天道"邏輯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至上，他代表人民，因此他才是最神聖的。在這種代表身份的合法性中，存在一種交換，即他和他的黨必須時刻高舉"為人民服務"之旗，否則從何代表人民？"先鋒隊"的"天道"也就沒有立足基礎。因此，毛澤東讓"為人民服務"五個字成為共產黨人掛在嘴邊幾十年的口頭禪，使之直到今日仍然是檢驗共產黨合法性的公認標準。群眾至上與群眾天然正確，幾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對群眾利益的任何忽視都被視為嚴重犯罪。
在忠於人民利益方面，毛澤東並不相信他的執政集團。他寧願認為這世界只是他一個人在帶領億萬人民走向美好的彼岸，其他人都會在獲得權力後陷入腐敗。然而在現實中，他又離不開一個從事社會日常管理的行政集團。這使他對那集團有一種無奈——那是夾在他和人民之間的、熱中特權並隨時可能變質腐敗的龐大既得利益集團。他深知靠他一個人的眼睛看管不住他們，因此他必須尋找一種方式，能夠讓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監督和制約，形成以多制少的局面。才是打破官官相互、防止腐敗的保證。為了達到那個目的，他做了許多努力和嘗試，深入地分析他執政後的所作所為，這其實是一條最深層的貫穿脈絡。
毛澤東烏托邦的失敗已是有目皆睹，但是不能不承認毛的這種理想在底層群眾中曾經具有並且現在仍然具有相當的道義感召力。他賦予人民的造反意識和鬥爭手段，被那個年代的群眾廣泛接受和普遍使用。從年齡來講，對那一套最為熟悉和善用的一茬人，恰恰就是今日淪落困境的"絕望者階層"。他們對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保留某種程度的懷念，不僅由於他們曾居身虛幻的"領導階級"地位，還有至少在那個年代，他們眼睛所能看到的基層官僚確實大都夾著尾巴做人，今日的滿目腐敗在那年代少而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希圖超度幾億中國人成為賢哲的想像力和勇氣，也使他在一部分中國精英眼中始終保持著超凡脫俗的魅力。
毛以犧牲了幾千萬中國人的生命為代價進行社會試驗。他為證實"天道"而拋棄人道，他不在乎犧牲人，也毫無公平可言，凡被證明失敗或沒用了的試驗品（農民、民主人士、知識分子、黨內當權派、紅衛兵、造反派……）立刻就被拋棄。也許對於只見森林不見樹木的"偉人"心理，"天道"應該比"人道"重要，歷史結果更高於眼前情理。毛心目中的"人民"不是由個體的人組成的，不過是一個給其偉業提供宏大基礎的抽象概念。
不過這裡暫不進行價值判斷，僅從對統治穩定之利弊的"技術"層面綜觀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應該承認它是有相當說服力的，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亦與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並彼此加強，因而當時的整個中國才能被那意識形態征服。其對統治穩定起到的效果，可以從這樣一個反面的例子中得到證明：在毛摧殘了一百萬知識分子（反右）、餓死了數千萬農民（大躍進）、把整個國家搞到瀕於崩潰（文革）的情況下，其政權還照樣保持著令世界瞠目的高度穩定。
做為一種意識形態，毛澤東思想的失衡不是在其體系之內，而是在其體系與客觀世界之間。他要把人性改造為完全無私的，註定只能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幻想。那種失衡導致的後果，就是勞動效率的極端低下。在與市場經濟的競賽中，凡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社會都被甩在後面，而企圖以思想革命和群眾運動解決這一問題的中國，更是落到了後而又後。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不管其意識形態一時顯得多麼強大，最終一定難以堅持下去。
分裂的鄧小平理論
鄧小平應該說是一個與理論幾乎不沾邊的人，中共"第三代"推出"鄧小平理論"，目的純粹是在理論之外。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我們可以借用這個概念分析鄧小平的政治路線，但只是談他的實踐而已。
改革開放使中國人的生存狀態獲得巨大改善。在這方面，鄧小平的歷史功績是不能不承認的。然而，從意識形態的技術層面上看，所謂的鄧小平理論卻存在一個根本上的分裂——那分裂既是鄧小平時代導致諸種社會矛盾的根源，也將在鄧後時代繼續構成越來越危險的挑戰——即，在繼續供奉毛澤東"天道"的同時，鄧把毛的"公有經濟加極權政治"（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經濟換成了資本主義經濟，而保留下那個極權政治的部分，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加極權政治"的新組合不但無法與毛的"天道"相合，並且正好是最被那"天道"所否定的。
在中共黨內，鄧小平一直是務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即使在毛澤東時代，對於毛追求人類社會化私為公、將所有社會成員改造為大公無私之人的理想，務實派也是不以為然的。他們在治國的具體實踐中體會到，每當給人的"私"開放出空間，經濟立刻就活躍，效率也就立刻大提高，一"私"就靈，千真萬確。所謂中共黨內的兩條路線（一般用"左"和"右"的概念進行劃分），執政後的分歧說到底就是如何對待"私"。被歸為"右"的務實派寧願相信經濟是社會的主體，而經濟的發展即使不是永遠離不開"私"的動力，至少在"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也需要對其加以利用。他們不一定在在理論上爭執，但是他們利用實際掌握的治國權力，或砍合作社，或反冒進，或搞"三自一包"，一有機會就按自己的意思暗中修正毛的虛無幻想。他們追求實際而不是浪漫，看重眼前進展而非長遠神話。在毛死後，鄧小平掌握了中國的大權，他必然會引導中國脫離毛澤東那種"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的軌道。
雖然有錯綜複雜的過程和理論上的種種曖昧，但鄧的改革主幹是清晰的，大部分改革集中在對毛之化私為公革命的逆變——即化公為私。改革思想的靈魂就是以"私"為槓桿，推動經濟發展：打頭陣的農村改革，所謂的"一包就靈"完全可以把"包"字換成"私"字；解散"人民公社"是從"一大二公"向私有小農經濟的回歸；城市改革也是首先起於對個體經濟的鼓勵和開放；國有企業的改革則首先從獎金、計件等"物質刺激"手段開始，而後的自主權下放是個把"大公"不斷分解為"小公"的過程，最終通向股份制和私有化；"對外開放"則是逢迎海外資本家之"私"，以種種利益轉讓和政策優惠吸引他們到中國來投資掙錢；而一旦私有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企業也已經自主，計劃經濟就再也不可能不轉為市場經濟了……
鄧使中共從毛時代的原教旨意識形態黨變成了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主要追求的實用主義執政黨，本來是一個向現代國家和政府轉變的進步，也是對毛澤東思想的否定，然而鄧卻要保留下毛意識形態的外殼，當中國民間發出否定毛澤東的強烈呼聲時，他還要針鋒相對地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充當毛的捍衛者。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原因就在於他要保留毛澤東的另一半——極權政治。如果徹底否定了毛，極權政治就會隨之遭到否定，也會對中共及他本人的權力形成挑戰，這是他絕對不允許的。
雖然鄧小平人格中的專制特色很鮮明，他親自領導"反右"運動把中國幾十萬知識分子打入人間地獄，也不惜殘酷地用坦克對付天安門廣場赤手空拳的示威者，但是我們暫不從他的個性而是從共產黨的共性去尋找其捍衛毛澤東的原因——由此也就能看出今天已處於"鄧後"時期的中共為什麼仍然要繼續保留毛意識形態的外殼。
這和中共繼承的歷史遺產是分不開的。儘管世界不乏資本主義經濟加專制政治的社會結構，但只有中國有這樣的現象——中共各級黨組織理所當然地把持著社會大部分機構的最高權力。其所以是理所當然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先鋒隊"和"歷史規律"所代表的"天道"之上。這種絕對命令的不可挑戰和不可競爭，中國人已經習慣於不假思索地默認，而一旦失去了這種"天道"的佑護，其如此廣泛地把持權力就失去了依據；包括中共受國家財政的供養、其各級組織多年無償占有的大量房產、由人民納稅供養的軍隊被規定為中共黨軍等一系列中共的特權也會受到質疑。不難想像，中共當然不願意看到這種局面，因此無論是鄧小平還是"第×代"，都不能不按照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繼續把中共標榜為代表"歷史規律"的"先鋒隊"，宣稱其天然地代表人民利益。只有這樣，它才可能保住其神話，以及被那神話所承載的一切特權和打擊別人的權力。哪怕在誰也不相信那神話的時候，它也不能改口，因為靠著成千上萬遍地重複積累，那神話已經具有了話語上的霸權以及名正言順的特性，只要它不改口，就有維持下去的慣性。
然而共產主義的"天道"不改，以資本主義手段對中國經濟實行的改革，就要與那"天道"產生出無法彌合的分裂，導致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的脫節。雖然以"私"為槓桿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同時失去了"大鍋飯"式的經濟平等，社會出現日益嚴重的兩極分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毛後中國之所以能夠產生經濟活力的政策前提。然而這種政策的邏輯結果必然要使"先富起來的人"、企業主和高級管理人員們超越"天道"中的"領導階級"——工人及其它勞動者，成為社會新寵兒和主導力量。中共為了實現其經濟發展目標，不管口頭如何說，實際只能與"先富者"站在一邊，維看護商社會的秩序，取消成為經濟發展包袱的福利政策，沒收毛澤東時代賦予群眾的特權，打消群眾自以為至高無上的幻覺。在這種新經濟秩序中，普通勞動者只能重新回歸底層——而那正是當年共產主義"天道"要"解放"他們的原因。
因此，鄧小平的改革與其繼續供奉的"天道"之分裂是一目了然的。
改革初期，由於毛時代對"私"一概拒絕利用，從而使太多有效的經濟手段白白閒置。那本用不著"設計"，都是人類自古使用的，只要意識形態的限制放開，隨手拈來都會產生巨大效果。所以那時出現一個經濟迅速發展的階段，改革成本極低而效益極高，貧富分化只體現為相對差距，全社會普遍得利，因此上述分裂還不導致問題，勞動者也有容忍餘地。不過那並不意味著群眾不能認識到其中的分裂，毛時代的意識形態在每個中國人心目中都打下深刻烙印，只是人們更願意要實惠而沒興趣追究意識形態問題而已。然而保持這種不追究的前提是必須有實惠做為交換。一旦到了改革收益耗盡、實惠減少甚至需要倒付改革成本的時候，絕對貧困逐漸成為大眾面對的生活現實，就業、醫療、養老等原有保障化為烏有，人心惶惶，前景渺茫，同時另一面是富有者的驕奢淫逸、權錢結合和對公有財產的巧取豪奪，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就將重新回到底層群眾的意識層面。
這時，他們就會用中共供奉的"天道"去挑戰中共自身了。
毛何以不死
論殘害人的規模，毛澤東超過希特勒，但是為什麼毛沒有像希特勒那樣遭到普遍唾棄，反而今天又在相當廣泛的範圍被中國民眾重新視為精神偶像了呢？
鄧小平應該是此種現象的始作俑者。
文革後的中國，對毛澤東的否定在八十年代幾乎一直是社會思潮和人們心理的主流。社會各階層在那時對苦難記憶猶新，如果能在那時打開黑箱，對毛澤東時代進行一次總清算，對其進行體系上的解構，是有可能從此在中國歷史上消滅毛澤東神話的。
但是鄧小平沒有那樣做。
不做的原因前面已經談過，為了保持共產黨及他本人的專制權力，他對毛的否定只能是部分的，用他的話說叫"三七開"——否定三，肯定七。這樣一個比例可以使他從兩邊各取所需，既能保持住毛的極權政治主體，又能否定毛的"文革"以及對"黨內走資派"（包括鄧自己）的批判。
不觸及極權專制制度根源的"思想解放"，把一切曾經發生的罪惡都推給"左"去承擔，"左"成了極權制度的替罪羊，也就成了極權制度的擋箭牌和共產黨清洗自身的垃圾桶。一個"左"字，給人傳遞的內涵不是必然，而是一種選擇，是以個人為代表的一條路線。有選擇就意味著有別種可能存在，批"左"的誤導就在這裡——有"左"的路線，也有"正確"路線，所以問題不在制度，而在於錯誤路線，只要執行了正確路線，共產黨就仍然可以"偉光正"（偉大、光榮、正確）。
即使是劃給毛錯誤一邊的"三"，也被歸結為林彪、"四人幫"的欺騙利用。這樣，本來不可分割的一體，被人為地分離成兩部分，其在實踐中必然產生的惡果被推給非必然的"左"去擔當罪名，而其思想中動聽的口號和不可實現的烏托邦仍然歸於毛。"三七開"割斷了二者聯繫，人民大眾因此就不能明白毛的理想與其結果在極權專制結構中的必然相關。當時間使他們淡忘了往昔痛苦的經歷，尤其是新的社會現實使他們產生不滿之時，他們就會為毛時代和毛思想中那些能夠打動他們的部分而產生緬懷，而把發生在那時的災難視為偶然——只要不再有"左"的路線搗亂，一切就都會很好。甚至當年那些罪惡也已經被長年塵封的黑箱所消隱，留存在記憶中的只剩下一些個別人的小故事。
鄧小平在毛的意識形態外殼下繼承了專制權力。但卻無法掩蓋他在經濟方面與毛背道而馳的分裂。他採取的方法一是提出一個似是而非、毫無哲學根基的命題——"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唯一標準"；二是發出一個被他自詡為"發明"的思想領域的專制命令——"不爭論"。前者是他的"貓論"（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之體現，後者是他的"摸論"（摸石頭過河）之延伸。這"貓"、"摸"二論即為"鄧小平理論"的基本構成。鄧精於解決眼前問題，缺乏長遠戰略。這或是因為他不屑瞻前顧後，也可能是他缺乏構建體系所需要的哲學意識。他是個不設計的"總設計師"，有一個無理論的"鄧小平理論"。他生前成於此，身後也將敗與此。長達二十年的鄧小平時代幾乎沒有思想建設。不立不破，新的意識形態不產生，舊的意識形態就不會讓位。僅僅靠淘空過去的意識形態（空殼化）是不能最終解決問題的。當年的意識形態曾經那樣廣泛和頻繁地自上而下地運動過群眾，如果不能成功地將那種意識形態解構，一旦形成相應的社會條件，就不能避免群眾用同樣的意識形態自下而上地進行自發運動。
1989年天安門運動雖不能認為全部屬於這種性質，但肯定有相當的成分。在當時響亮的民主口號之下，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其實是那洶湧海面下的潛流。而在六四以後，隨著改革進一步"深化"，"鄧小平理論"的分裂就更加清楚地擺到中國人民面前。
歷史表現出的幽默感，在於它往往製造一些南轅北轍的邏輯和結果。六四之所以成為一個轉折點，既不是中共"左"派趁機掌握主導權，使中共回歸毛澤東意識形態的原教旨，也不是民主派期望的藉此喚醒人民推翻專制政權，恰恰相反，它的轉折卻是"左"派從此更加被排擠出中共權力核心，中共在行為上更徹底地與意識形態分離，而中國民眾不但沒有從此心向民主，反而開始懷念起比鄧小平更為專制的毛澤東。
六四後的中共一度確實有回歸意識形態原教旨的跡象，那時的經濟改革處於停滯，"左"派借六四得勢，民眾也的確因為流血與專制政權更加對立。鄧小平在那段時間沉默地思考，不管對外說的是什麼，他內心深處一定撞擊著巨大的痛苦。屠殺自己的人民，對現代世界的任何一個政治家都是犯了天條，何況他還是一個一生把"為人民"掛在嘴上的老共產黨人。面對全世界的指罵，他無法不產生被釘上歷史恥辱柱的恐懼。像他那樣的人，別的還有什麼可求，圖的不就是能名垂青史嗎？如果落得一個遺臭萬年的結果，那是視榮譽為生命的他不能容忍的。
因此，他必須為改變即將蓋棺的定論最後一博！既然已經發生的不能再改寫，他就只能去向世人和歷史證明，六四鎮壓是對的——中國社會從六四鎮壓得到的是巨大進步！不管這多麼不合邏輯，他必須做到這一點。
鄧小平要向世人和歷史證明六四鎮壓是對的，卻不能回到毛澤東那裡去找說法，雖然毛那裡肯定可以找到大量的理論支持，但那是極左派的專利，回去就是向極左派投降，等於承認以前的改革開放錯了。鄧小平所要的證明，只能是一個確鑿的事實——中國的經濟在六四後有了更上一層樓的飛躍。鄧推動的改革開放之所以為世界矚目，本來就是因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只有讓中國經濟在六四後發展更快，他才能在以經濟論成敗的世界面前挺起胸來，理直氣壯地說：如果不是當時果斷地採取了"保持穩定的措施"，中國就會亂，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發展！
"發展才是硬道理"，這就是結論。1992年春天，鄧小平以近九十歲的高齡到象徵中國新生資本主義的深圳去"南巡"，打破六四後意識形態的冰封，重新把中國推上資本主義化的進程，而且比以前更加徹底、廣泛和迅速。如果說八十年代鄧的經濟改革還難免顧忌意識形態，還是半遮半掩地搞資本主義，這一次則是徹底放開，怎麼能讓經濟發展得最快就怎麼來，再也不顧及其他約束。對於想親眼看到證明六四正確的證據擺到世人面前的鄧來說，他的高齡已經沒有再兜圈子的時間。他仍然讓毛澤東意識形態的牌坊立在那，但除了"貞潔"二字留在上面，其他的不貞全都可以在其之下赤裸裸地大操大辦。
鄧小平一方面進一步加強"黨的領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兩手硬"地"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中"；另一方面，還必須同時抵擋極左派對實行進一步經濟自由化的反擊。他成功地將黨內極左派清除出權力核心。從極左派今天只能以"地下萬言書"發表意見的現象看，"左"派落到如此與權力絕緣的地步，在中共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鄧小平的苦心終於被他的後任者領會（六四後他們曾一度以"反和平演變"為己任），並且看出推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不僅是鄧小平的歷史證明，也是他們自身合法性之所在。因為他們的權力既然來自鄧，鄧的歷史地位就是他們的權力基礎。他們上台得益於六四，證明六四鎮壓正確，也就是證明他們上台的合理。在這個利益鏈上，他們與鄧小平是綁在一起的。那些認為鄧一死中共就會發生變化的預測忽略了這層關係。六四後的中共已經從過去的信仰集團轉變為利益集團，中共領導人必然會一如既往地堅持鄧的路線，經濟上繼續推行資本主義，政治上既反"右"又反"左"，因為只有這樣，才有利於保住他們的權力，而其他任何變化都潛藏著風險。
六四以前，中共幾十年歷史從來都有"左"的路線，"左"派也始終有代表人物處於權力中心。這使得"左"派一直可以以黨內鬥爭的方式表達自己，以往的"搖擺律"——往復循環地一"左"一"右"——除了是一種內耗，也起到平衡作用（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即是靠此種搖擺獲得平衡）。當極左派被徹底排斥於權力核心之外，一方面避免了中共路線發生時"左"時"右"的搖擺，表現為政治上的一種穩定，但也同時產生出另外一種危險——當"左"派不能再以黨內鬥爭的方式表達自己，其能量就會下移到黨外，通過在社會上充當人民代言人的方式進行表達。
而中國的社會不滿正是在1992年以後開始大幅度地增長。在鄧小平推動下迅猛加速的資本主義化導致了大量社會問題，一方面以"致富"為唯一目的行為受到最大程度放縱，另一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約遲遲不能推上日程，這種失衡關係必然大大促進權錢交易、官場腐敗及社會不公的程度。六四前全體中國人從改革受益的狀況不再，改革成本開始支付，眾多社會成員的利益受到絕對值上的損害，尤其是當年的"領導階級"——工人逐步淪為最失落的階級。懷念毛澤東的思潮就是在1992年後的"改革"高潮中開始流行的。不死的毛重新回到人們心中，成為底層社會表達不滿的理論根據和捍衛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們不再去記得過去時代的政治壓力和普遍貧窮，而是為今天所失而去懷念那個時代的對應物——社會平等、生存保障、意識形態賦予群眾的地位、對官僚主義造反有理的權利，以及社會的相對廉潔等……。時間距離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人們寧願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在這種情況下，下移的"左"派正好可以給這種思潮提供思想指導，"左"派的能量因而得以通過民間放大。這其中蘊涵的威脅不僅在於"左"派可以不斷從理論上向中共當局發起挑戰，更大的危險還在於他們所具有的領袖條件和政治經驗，一旦與廣泛的社會不滿結合在一起，就容易掀起動亂式的社會運動。
空殼意識形態下的專制權力與腐敗
不僅是中國社會保持穩定需要意識形態支持，執政集團自身更需要靠意識形態進行凝聚。今天中國看似穩定，然而鄧小平對毛澤東意識形態的空殼化本身就是一種危機。不錯，只要能給社會各階層不斷提供利益，有沒有意識形態支持無關緊要。但是如果不能繼續提供利益時，再靠什麼保持社會穩定？——那就只剩下強力。
強力是什麼？首先是強力機器的"內部人"，他們靠有效的組織和對武器的壟斷，才能以鎮壓之力維護對社會的治理和穩定。這種鎮壓的前提首先在於權力集團內部的穩定，只有當"內部人"保持忠誠並積極效力之時，權力才具備可以用來穩定社會的強力。
而"內部人"的忠誠靠什麼維繫？顯然，意識形態是最有效的因素。具有信仰性質的意識形態可以造就高度的意志統一、形成堅強的信心和維持強大的團結、以及產生敢於犧牲和樂於奉獻的精神。這些品質對一個政治集團來說，是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乃至無往而不勝的基礎。當年的中共曾在這方面登峰造極。然而今非昔比，今天它已經喪失了這種資源。
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空殼化對這種喪失起了重大作用。鄧把"實踐"奉為唯一標準所導致的掛羊頭賣狗肉，對於迴避行為與意識形態的分裂固然是聰明一時，卻由此腐蝕了意識形態得以立身的基礎──即真誠。"不爭論"進一步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國官場的一大特色——集體心照不宣地"打左燈向右轉"。犬儒主義成了主流價值觀，"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把戲被當作公開的遊戲規則。官員們兩副面孔毫無障礙地輕鬆轉換，普遍風氣則是把任何對信仰的真誠和對理論的認真都視為可笑。
喪失了意識形態的維繫，還能靠什麼保證"內部人"的忠誠和效力呢？——只剩下利益。當不能讓社會普遍得利之時，需要倚重強力穩定社會，這時就要給"內部人"足夠的利益，才能換取強力機器的效忠。然而在這個問題上，中共又陷入與其"天道"相矛盾的困境。雖然它的意識形態已被化作空殼，但仍然是始終掛在口頭上的原則——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官員是人民的公僕，它若是太明顯地給其"內部人"利益，如何能與"人民公僕"或"奉獻"一類的宣稱相一致呢？何況隨著統治機器的規模越來越大，它的財政也不堪重負，所以表面上，中共不能直接給其"內部人"太多超乎尋常的利益，官員們的帳面工資也不能比勞動者高太多。
那麼靠什麼利益來維繫忠誠呢？不難想到就是權力的腐敗。"內部人"保持效忠，吸引他們的不在於工資，而是附加在其權力之上的利益。往往是工資的百倍甚至千倍。那些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規定的各種待遇），有非法的（貪污受賄、權錢交易），也有介於合法非法之間的"灰色"部分，但總之都是權力帶給他們的。不奇怪，官員首先是人，當整個社會都使用"私"的機制時，唯獨要求官員"一心為公"，邏輯上是不通的。沒用了意識形態的自覺約束，官員隊伍不可能不腐敗。
儘管中共高層不斷加大反腐敗"力度"，規模和數量都達到中共有史以來空前水平。但是專制制度的反腐全靠自上而下推動，只能以少制多，因此不可能最終奏效。當年朱元璋反腐的"力度"遠超過今天，何嘗又阻止了明朝成為最腐敗的王朝之一？
何況這種反腐敗只能是有選擇和有限度的。原因在於既然必須用利益去"羈縻"失去意識形態凝聚的"內部人"，如果不讓他們得到利益，他們憑什麼效忠就成了問題。真要是徹底杜絕了官場腐敗，結果就是不痴不傻者全會去別處尋找私利，統治者將無人可用。這是失去信仰凝聚的統治集團不能真正消滅腐敗的根本原因。
腐敗失去民心，是當前中共高層對腐敗的主要擔憂所在。同時腐敗還有另一個值得擔憂的後果，即導致政權的"內卷化"——面對社會壓力不斷增強的政權，增強控制力就得擴大政權機器，而腐敗謀私使得擴大政權機器不能帶來正比增加的控制力，用於擴大政權機器的支出相當部分被新增加的腐敗吞食，新增加的人也是增加政權內部的蛀蟲，政權機器擴大增加的控制力，很大部分會內耗在由此增加的新問題上。
如果說從失民心的角度還只能在理論上描述腐敗瓦解政權的趨勢，更多是道義上的定性，不能定量分析，"內卷化"卻可以清楚地說明為何腐敗一定瓦解政權。"內卷化"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邊際效益遞減過程，擴大政權機器對加強控制力的效益越來越小，最終使政權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負擔不起的地步，引起財政破產甚至整個社會的經濟危機。那時社會的不穩定還在繼續增加，無力控制的政權就會必然瓦解。
喪失意識形態忠誠和信仰還會產生另一個現象，就是"內部人"唯利是圖導致的投機。有利益之時，政權看似鐵板一塊，一旦有一天利益消失就頃刻間眾叛親離。這種戲劇，前蘇聯和東歐那些一夜變成共產黨掘墓人的共產黨高官早已做了生動表演。
"經濟文革"
今天，中國社會已經進入繞不過去的"深水區"，鄧小平的"貓"論和"摸"論埋設的隱患開始浮出表面，前面占的"便宜"都要開始償付代價。其中，國有企事業職工下崗和喪失社會保障成了最突出的問題。對中國社會，這不僅僅是一個難以解決的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深刻的社會變遷。
有社會學家認為，從社會功能角度，國有企事業職工相當於毛時代的"中產階級"，具有與西方中產階級相近的特點——收入可靠，生活穩定，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且認同社會的主流價值，構成社會的主要穩定力量。毛時代的社會穩定，這是主要基礎之一。
然而今天這些人很多收入低下，飯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他們對社會的主流價值也不再認同，卻沒有一個有足夠穩定性的新中產階級取而代之，因而失去了保持穩定的社會基礎。
一方面是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另一方面是中國原有中產階級淪落，經濟發展的成果大部分被少數暴富者攫取。多數人收入低下使社會消費力萎縮，導致市場蕭條、開工不足，企業進一步虧損、更多職工失業下崗、"絕望者階層"不斷擴大、絕對貧困也隨之蔓延，中國一定程度上開始進入了這樣的循環。
伴隨著地位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證，民眾心理失衡與日俱增。對比權錢合污的腐敗和國有資產被瓜分，很容易使他們回想毛澤東的論斷和那些當年熟悉的術語——"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新生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法權"、"走資派還在走"……在今天都已是活生生的現實。
毛的極權專製程度雖然遠高於鄧小平以後的中共，但毛出於其改造社會的理想，給群眾對官員表達不滿和進行監督提供了日常渠道。如果說"反潮流"或"造反有理"還屬於抽象鼓勵，"七八年搞一次運動"的允諾也有點鞭長莫及，"大字報"卻是憲法保證的權利。雖然那頂多算是小範圍的言論自由，卻因為隨時可以被每一個人運用，對各級官員（尤其是基層官員）構成了相當的威懾。以至在那時的專制大局之下，群眾的確可以在小範圍對官員進行監督和約束。
文革的痛苦經歷使中共官僚集團在毛死後立刻採取措施，一方面推行程序化、制度化等"黨內民主"，防止再出現黨的領袖直接發動群眾整肅黨自身的現象，另一方面則是廢除毛澤東給群眾提供的渠道，鄧小平上台不久就取消憲法中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等群眾權利，群眾被重新歸位於權力金字塔的底層。
當然，今日中國人獲得的自由與毛時代不可同日而語。這種進步主要來自於階級鬥爭被放棄。中共官僚集團文革中在階級鬥爭名義下受到廣泛衝擊，使他們從過去用階級鬥爭整人變得厭惡階級鬥爭。而一旦"天天講"的階級鬥爭不再籠罩社會，政治就失去了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統治位置，恐怖也就沒有了針對每個社會成員的手段，這是中國社會變得自由寬鬆的主要原因。
然而今日勞動群眾卻不被允許"犯上"，違反這一點，寬鬆立刻不存在，鎮壓也會降臨。這使得從階級鬥爭的被放棄獲得了自由的群眾，因為在否定階級鬥爭的同時取消了他們的"領導階級"地位和對"當權派"進行監督制約的權力，反而認為階級鬥爭正是當年他們曾擁有的政治權利，是他們今天唯一能為自身鬥爭的武器。過去受階級鬥爭之苦最多的群眾，今天反而有了再進行階級鬥爭的衝動。
這應該成為一種提醒，堵塞群眾表達不滿的渠道不能消除不滿。那就像把鍋爐的所有出口焊死，最終結果只有爆炸。當群眾的不滿無法通過程序化方式解決時，出路就只剩下造反。而對造反，沒有什麼會比毛澤東思想更對路。毛成為今天凝聚民眾表達不滿的旗幟和政治共識，從這一點而言一點也不奇怪。
從目前看，中國社會如果發生危機，十有八九將是在經濟領域發端，並且很可能以金融危機為先導。那時，一旦危機使多數社會成員的財富變成廢紙，生活陷入無著，人們的反應將不僅只限於擠提存款或搶購用品，還可能會重新祭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進行清算！
毛時代的中國人從來被告之，國有資產屬於全體人民。在這種堂而皇之的前提下，他們多年領取極低工資，勞動成果的主要部分被轉化為國有資產——至少在理論上他們相信那是自己的資產，因此他們的生活穩定、房子、醫療、養老以及相應的福利，也都應該由國有資產支付和保證。這種合理性就像把自己的錢存進銀行到期後再提取一樣。然而鄧小平時代的改革卻告訴他們，以前是國家養活你們，大鍋飯慣壞了你們，從此你們自己養活自己，國家也再不承擔過去許諾的保障了。當職工痛切地感受被拋棄的同時，國有資產卻被揮霍瓜分。如果職工生活還有保障，他們對這種現象可能僅停留於口頭抱怨，然而當基本穩定和起碼安全喪失時，積累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恐懼就可能一塊爆發。
那時對信奉毛的群眾，最為順理成章不就是早已耳熟能詳的剝奪剝奪者！不用詳細設想運動會怎麼發展，凡是了解群眾運動的人都不難在腦海展現一幕幕熟悉的場景。以"鬥爭"哲學為核心的毛澤東思想一旦重新當道，群眾運動的走向只可能是造反、批鬥、群眾專政、紅色恐怖……把當年文革的政治內容換成經濟內容（當然也會延伸到政治），那將是一場重演文革的"經濟文革"。
而到底誰是應該被剝奪的剝奪者？那也將跟文革一樣不會分出青紅皂白。毛的意識形態早提供了分明的邏輯——天下烏鴉一般黑。只要是有錢人，錢肯定來得不乾淨，不是靠腐敗就是靠瓜分國有資產！最終將是再一次窮人對富人的剝奪；企業家階層剷除一淨；各級官員（用老百姓的話說"哪個屁股上都有一堆尾巴"）也將大部分被打成"腐敗份子"、"新生資產階級的庇護人"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清算一旦開始就會迅速波及社會其他階層，與農村基層政權一直尖銳對立的農民長期積累的不滿，會起來報復自身受到的迫害，清算幹部對集體財產的貪污，進而可能波及到"先富起來"的群體，當年"土改"鬥殺地主的方式如果再現，"痞子運動好得很"的造反精神也將再次橫行鄉里。
毛澤東哲學中的破壞性、專制性和烏托邦特色，對舊社會可以進行有效破壞，卻少有建設意義。一旦群眾與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結合在一起，即使初心僅為反腐敗反不公，接下去的步驟必然一環套一環地重現毛的其他事物——階級鬥爭、公有制、計劃經濟、大民主、反西方等。那無疑將是中國的又一次劫難，因為即使毛在中國還有思想基礎，卻已沒有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也不可能再靠它實現社會穩定，結果只能是連續地崩壞。
回歸毛將是中國的災難，雖然當局只是為了執政便利把毛當成空殼固守，但於空殼一樣可以被群眾當成旗幟，並成為他們以虛幻檢驗現實的尺子，因此這種便利無異於飲鴆止渴。
事實上，如果不是自上而下進行煽動放縱，群眾從來不會樂於"造反"，只有走投無路才被逼到那一步。群眾運動的最大受害者從來是群眾自身。要避免"經濟文革"的前景，只需要用民主化給群眾提供表達意見的合法渠道，他們便會和平地參與選擇並對權勢集團進行監督。
中共雖已遠離毛澤東的精神實質，仍本能地對毛保持同一血緣的不設防，將西方民主視為主要威脅。六四後中共把事件根源歸咎西方思潮，全力鎮壓民主要求和醜化民主形象。它在這方面做的相當成功，蘇東轉型後的經濟困難和社會危機幫了忙，民運內部的分裂和醜聞也起了作用。中國民眾本來對民主就不甚了了，很容易被"民主－動亂"一體論所迷惑，從而為了"生存權"寧願放棄"政治權"。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市場化過程中，中國知識精英不像八十年代那樣被排擠在外，有了分羹機會，很多人便放棄當年的激進立場，唱起革命有害論和民主過早論的調子。
然而這些不能消除人們對社會的不滿，不給民眾民主，別無選擇的民眾就只能重回毛澤東，以毛的方式發泄不滿。群眾一方表現的極端和激烈並不是出自民主，恰是出自毛。毛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滲透於中國民眾的血液，成為集體無意識，隨時可能暴烈地發作。民主卻與中國民眾隔絕太遠。即使八九天安門運動中民主因素也只如鳳毛麟角。仔細分析那時真正屬於民主的因素，會看到無一不是在呼籲理智、妥協與尊重法律。如果從天安門運動中看到危險和感到恐懼，該做的不是消滅民主，相反是用民主消滅毛澤東，才是中國的福音。
在這方面，中國的上層階級和精英階層尤其應看到主動進行政治變革帶來安全和穩定。民主制度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法治原則、民意表達的程序化過程等，亦同時有利於中國社會的各階層。不錯，民主和法治將不再允許一黨專政，但是它同樣不允許群眾專政，而對當今中國上層階級來講，總有一天群眾專政的威脅要大於一黨專政對他們的保護。可以說，只有中國向民主與法治社會儘早轉型，才能使中國將來免於遭受"經濟文革"的疾風暴雨。
王力雄丨中國的敘拉古與柏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