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想到在《明報》參觀，我還有幾分感動。它的印刷廠在樓下，編輯部在樓上。走進印刷廠，一股久違的油墨氣味。多年前我在《成都商報》做夜班編輯的時候，去印刷廠做過幾次第一讀者，就是這種味道。樓上編輯部也和成都商報差不多，就連新聞獎的設置也相似。這讓我想起以前在報社上班十幾年的日子一一本來...

這也是我選擇開書店的一個原因：一家書店的意義，可能要很久之後才能體現出來。即便是活兩三年的書店，也能從根本上幫助到一些年輕人。2019年我在日本訪學的時候，井奎在哈佛法學院做訪問學者。後來，我去哥倫比亞大學訪學，也專門去過兩次哈佛，走在校園裡，想起他發給我的在哈佛雕像下的照片。我們都是河南鄉下的孩子，能走這麼遠是一種幸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直相互鼓勵和支持，我還記得去哥大訪學前，第一個電話也是打給他，諮詢在美國的生活問題。

不管是什麼大輿論核力量讓書店活了下來，我都心存感激。因為我過幾天準備去成都，原以為是去告別，去填補遺憾。到現在，可以堂而皇之的說，我是來逛有杏書店的。

秋天，我們收穫著有杏越來越棒的活動。冬天，有杏書店終於說告別。在各種情緒退去後，我心中是從未改變的相信：去做，就是去成為。張豐讓更多人看到人可以活出人的樣子；有杏書店的存在，則讓更多人知道，這個社會的公共生活應該是這個樣子。有杏書店消失了，但新的一切，開始了。

他們可能看「打仗」很敏感，書店要和誰打仗呢？其實，我更在乎的是「美好」這兩個字。昨天上午知道書店必須關門的指令，按照常理應該保持沉默，過幾天再「平靜告別」，但是，這不符合我的性格和習慣。店員在等待，「是怎樣的消息？」我回答：書店要關門，一個月內。她們開始以為是玩笑，後來就不怎麼笑得出了。

很多人時常感到焦慮和憤怒，不過是因為常識不足。就像前段時間的預製菜風波。我專門去吃了一次西貝，在成都它當然算是難吃的餐廳，但是如果從健康角度，很多「美味」的蒼蠅館子，肯定要糟糕得多。連鎖餐飲比路邊攤更健康，因為它有監管和流程控制，也時常受到監督。我認為這就是常識。

董明珠說格力堅決不用歸國的海外留學生，因為留學生里可能有間諜。這當然很愚蠢，但是對格力未見得有什麼不好的影響，因為很多買空調的人，也許也是這個認知。我看新京報專門發了一篇評論批評董明珠，觀點我很贊同。但是我有一個問題是，新京報現在招聘記者，會不會用留學生？之所以有這個疑問，是因為...

這個書記喜歡「高端化、綠色化、智能化」，這也是三河縣的發展戰略。手下搞成這樣，因為他們就是這樣理解綠色的。這是領導的本意嗎？我們無法確定。但是我們能猜到的是，他一定是知道下面這種做法的，並且沒有禁止。手下人不知道這很荒唐？一定是知道的，但是他們不在乎，因為重要的「貫徹」領導的意思，領導喜歡的是「貫徹」。獲許他們還會想深一點：領導搞的這個荒唐做法，本來就是要考驗大家，看貫徹得是不是徹底。

只要你騎行在道路上，你就會感受到自由。這不是約翰-穆勒或者核心價值觀中的「自由」，而是更本質的肉體移動的自由。有些學校向同學們發放「臨時出門證」，這又讓人想起過去幾年的時光。它也解釋了為什麼很多年輕人會騎行。是啊。一切都是臨時的，都不被自己掌握。那麼，就讓我們去受累、去流汗，用父母給的身體和體力，證明有一個東西是自己的。

在當下環境中，堅持寫作也是一種行動，而且是很重要的行動。寫作是危險的，也是艱難的，經常受到攻擊——而項棟樑看上去還那麼健康，旅行，享受美食，這對人實在是一種安慰。

我明白勞教授想留在加拿大沒有多大困難，如果真的留下也完全理解，應該祝福。但是當她說「我已經回國」時，我也為發自內心地為她高興。我想告訴她：真正的遠方，也許就在腳下。這是我最近的感悟。回來後，我認真經營自己的小書店，發現它是一個無比豐富的世界。就在眼前，但它有那麼多動人的、荒謬的，甚至是危險的東西。

當下，很多人出於一種恐懼或「假想的最壞結果」來行事。這是中國智慧，但是正是因為這種智慧，才讓一些事變得更壞。反過來說，如果你選擇「有所作為」，又會怎樣呢？實際上，成都失去了美領館，又失去了何偉，終究是損失。如果換算成錢，值多少個億？當然，撤銷領館不是成都能決定的，但是「失去何偉」，卻是一個失誤。

朱學東老師在江蘇老家的書房要拆掉了。老家房子要拆遷，考慮到父母的承受力，弟弟已經簽了字。我完全理解朱老師對弟弟的理解。但是那種痛心也是真實的。朱老師說，以後和故鄉的關係，就只是和父母親人的關係了——土地，鄉土，和文化記憶，這些附加值就沒了。前些年，朱老師把...

很多人可能會認為，只要自己不穿和服，就不會有事。但是，如果和服被全國各地禁止，下一個攻擊物件，可能是西裝——看這名字就傷害了中國人感情。實際上，80年代我還很小的時候，確實痛恨穿西裝的人，因為那個時候普遍的衣服是中山裝。後來我了解了一點歷史，知道「中山裝」也不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服裝。如果完全正確，或許是該穿漢服？中國歷史上對服裝、髮型非常在意的時候，往往都是「歷史的壞時刻」。

現在人們談到的「青年失業者」其實比上述的「農村青年」處境要好。他們要麼是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農村考上大學找不到工作的一定會去送外賣），要麼是「不急於就業」，他們住在家裡，和父母住在一起。事實上，他們重塑了和父母的關係。按照前些年的觀念，他們應該從家裡搬出去，「成為自己」，獨立生活，在父母幫助下買房。現在他們要和父母在一起，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單位」。

學生搶話筒，說他崇洋媚外，而且高喊「要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讀書」，很多學生跟著大喊口號，而且走了一大半。如果最後老師和學生都不被處理，這不算什麼大事。但是，很明顯老師會因為講座而受到懲罰，而全網輿論沸騰，基本上都是對老師的指責。很明顯，那個老師不是什麼「反賊」和敵對分子，他能經常去中學演講，說明思想是過關的（知識水平則可疑），他應該不會想到小將們現在這麼激進了。

到處都是葬禮。火葬場很忙，而操辦葬禮的廚師開始短缺——有大量死亡，也有大量悲傷，但是，卻沒有媒體所號召的‌‌「少聚會，少辦紅白喜事‌‌」，人們反而更執意地要送別親人。葬禮中，可能有大量的人處在發燒中，人們並不在乎；可能也有人會在葬禮中感染，他們也不在乎，反正遲早都要感染。這是一種純粹前現代的、自然主義的面對瘟疫的態度，人們向命運呈上自己的生命。存在一種奇怪的悲壯情緒。

印尼一對夫妻日前舉辦婚禮，不料妻子在洞房花燭夜時，進房就看見新郎坐在床角啜泣，緊張的立刻上前關心，並詢問對方哭泣的原因，沒想到新郎竟回答我太想我媽媽了，讓她既傻眼又無奈。影片曝光後立刻引發網友熱議，有人說感覺像嫁給一個小學生。綜合外媒報導，印尼女網友@sfitmly在TikTok...

我們可能不會意識到，生活和周圍的社會，已經在悄悄改變。晚飯後，一位外地過來的朋友問我：經歷封控之後，成都有什麼變化嗎？我支支吾吾。‌‌「沒有太大變化‌‌」，但是沒把握，又補充道：‌‌「也許，有的人的狀態還是不同。比如，很多人在管控中發現了開心的一面，會喜歡這種管別人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