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1959年至1961年的中國大地上，曾發生了在沒有戰亂的和平年代餓死至少四千萬人的慘劇。當時在城市，老百姓們憑票購買食物，每天食不果腹；而在農村，農民們在有限的口糧吃完後，不僅吃起了草根、樹皮，甚至還吃起了人。
這樣駭人聽聞的慘劇難道真如中共所言是由於發生了歷史上罕見的自然災害嗎？當然不是。根據國家氣象局當年的統計資料，雖然那三年並非是風調雨順，但仍屬於正常年景。至於蘇聯逼債，更是無稽之談。
根據荷蘭學者馮客的研究成果，造成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在於兩點，一是體制上的原因。「中國的一黨制消滅了社會和人民的所有自由，沒有言論、遷移、旅行、信息……的自由，老百姓只有聽命令，按黨的指示去做，錯了完全沒有辦法去糾正，連幹部也是不自由，一點辦法也沒有，全國像一個軍營一樣，農民只有等死，死路一條。」
二是毛澤東的責任。正是毛髮動的「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才讓全國各地浮誇風盛行，並將農民的口糧徵購。而沒有了口糧和遷徙權的農民只好在原地等死。
除了體制和毛的責任外，餓死人最多的五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因掩蓋大饑荒真相，也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可以說，他們的個人責任使其所在省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死亡率。他們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而他們也都是在「廬山會議」上猛烈攻擊批判「大躍進」的彭德懷的高官。
可嘆的是，為了迎合上意而導致治下百姓大量死亡的這五個省委第一書記，最終也沒逃過文革的迫害，有些甚至家破人亡，而這焉知不是天理昭彰？因果循環？
餓死幾百萬人不在乎李井泉從未認錯
李井泉是於1952年任四川省省長和省委第一書記的，直至1965年。其在主政期間，推動了四川經濟的發展。如他主持重修都江堰，合理開發和利用水利資源，使農田灌溉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不斷提高。毛對此曾誇讚過李井泉。
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在三年大饑荒時期，李井泉不顧四川糧食儲備少的情況，依舊全力完成中共中央下派的糧食徵購任務，三年共為全國各地輸送糧食147億斤，但四川省卻造成了大量民眾被餓死的慘況。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鑑顯示，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而1962年5月《省委行政機關編制小組關於全省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工作的意見（草案）》的附錄上寫有的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減是一千萬人。
通常，在人口不遷徙的情況下，人口減少必然是死亡的人數超過出生的人數。人口減少1000萬，可見死亡人數不止1000萬。雖然這裡面不一定都是餓死的，但在「天府之國」的四川餓死6百萬人仍駭人聽聞。
對此，李井泉並不在意。1957年7月廬山會議前，在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毛的私人秘書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在可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
而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四川隱瞞災情成功，甚至沒被列為災情嚴重省份——最初只有河南、甘肅、山東和青海四省被列為重災區。其後因高層收到舉報信，李井泉的問題被曝光。但與其他省份處置不同的是，在鄧小平的保護下，李井泉只是做了檢討，並未被追究責任，而且他至死也沒有表示認錯。
與他同時任職的分管農業的四川省副書記廖志高曾表示：「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執行有關政策或工作中失誤主要有三條：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復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後果嚴重。這三條失誤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沉痛教訓。」
1966年文革爆發後，李井泉被打倒，其罪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並被關進監獄，慘遭迫害。他的兒子申再望在回憶文章中記述道：「1972年，我們得到『上面批准』，從江西去北京看望他，當時他被『特護』，關押在北京政法幹校的秘密監獄。見面的地點被安排在西郊八里莊一個軍營，他每次坐車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於他被長期單獨關押，沒人說話，加之腦血管硬化，記憶力衰退，第一次見面時，他不認得我們幾兄妹，完全忘記了我們的名字，講話的能力也嚴重退化，半天講不出一句話……。」
不僅如此，與李井泉相濡以沫28年的妻子、四川省輕工廳廳長肖里，在監獄裡被迫害致死。其二兒子李明清，在北京航空學院則被造反派毒打致死。
1989年，李井泉在北京病逝。據有人回憶，從文革至其死，從未聽到任何人說過李井泉的好話。也是，因其被餓死的幾百萬人冤魂能放過他嗎？
糊弄高官曾希聖治下安徽餓死至少407萬
曾希聖是在1949年開始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的。1958年「大躍進」期間，他下令興修水利，計劃8億土石方，最後上報數字卻是64億土石方，典型的造假能手。他還提出這樣駭人的口號「端起巢湖當水瓢，哪方乾旱哪方澆」。
1959年4月份，毛在《黨內通訊》發表文章，要求生產隊長抵制過高的生產指標，但是曾希聖扣發文件不往下傳達，他還將反浮誇風的副省長張凱帆打成「反黨集團」。
《炎黃春秋》曾發表過尹曙生撰寫的文章《曾希聖是如何掩蓋嚴重災荒的》，文章稱1960年，中共中央先後派鄧小平、彭真、董必武、朱德、陳雲等高官視察安徽，但他們沒有一個人發現彼時的安徽正處於極度艱難的時候：每天都有人被餓死、整死；大量饑民拖兒帶女外出逃荒，流落城鎮街頭、交通沿線，死於中途者不在少數，整個農村呈現出的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情景。
這當然與曾希聖和安徽省委嚴密封鎖、刻意隱瞞有關。也因此，安徽餓死人的情況一直延續到1961年下半年。而曾希聖不僅沒有丟官，反而於這一年的10月兼任了因餓死人多而被解職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的職務。一人擔任兩省省委書記，在中共歷史上沒有先例。
曾希聖和安徽省委究竟採取了哪些措施封鎖消息呢？尹曙生的文章通過查看安徽公安廳檔案保存的警衛工作總結報告摘要，發現具體措施是這樣的：「對××的警衛，是在省委統一領導下進行的，成立了專門辦公室，下設接待、保衛等組，由省公安廳廳長、省人民檢察院院長、省人民法院院長和省委統戰部部長分別擔任組長。
「省公安廳抽調相應人員，分赴沿線路段，調查情況，採取安全措施，通過基層組織，監控壞分子，沿途每5至6公里有一名縣委委員，每1至2公里，有一名區、鄉黨委委員負責，市、縣警局則分段包幹，各負其責，進行保衛工作。對住地、參觀點首長可能接觸到的人員事先進行政治審查，保證絕對可靠。食品、衛生等均作周密部署，確保視察期間的安全。
「對已經決定前往視察的地、市、縣，事先通知，交底，提出具體要求，做到心中有數。對參觀單位和晚會演出人員中有問題的人要妥善處理；對危險分子，要調整班次，或以下去勞動的辦法，暫時調離；對一般複雜分子，由黨、團員，積極分子夾起來的辦法加以控制。
「對中央首長要參觀的合肥、淮南、蚌埠、馬鞍山等16個較固定的單位，從中挑選1500名積極分子，來歡迎、接待中央領導；這些單位其他職工一律不准出現在領導視察的現場。對首長乘車參觀途徑的地方，一切有礙觀瞻的都要在首長到達前清除完畢。」
在這樣的嚴密封鎖下，中共高官們看到的自然只是曾希聖希望他們看到的而已。
文章還特別舉例說明董必武考察時，曾希聖是如何搞欺騙的，如在其參觀江淮人民公社食堂時，有意將事先燜好的米飯放在簸箕里晾曬，給董老解釋說這是社員吃剩下的米飯，為預防變餿而晾曬。實際情況是從1959年下半年開始，公共食堂就沒有供應過米飯，而是雜糧、大鍋清湯。
此外，董必武在參觀蜀山人民公社一個食堂時，看見食堂案板上放著米粉肉，炊事員說這是明天給社員吃的。事實是公社臨時從肉聯廠買來幾斤鮮肉，拌上米粉放在案板上讓董看的。董必武走後，米粉肉被公社、大隊、生產隊幹部們分掉了。而董必武接觸的那些所謂公社社員，都是從大隊、生產隊幹部和基幹民兵中臨時抽調來的。
然而，百密一疏，舉報曾希聖的信件不斷飛往北京。中共中央監察委因此派出龐大的調查組前往安徽，蓋子才有此被揭開。1961年1月中旬，曾希聖兼任的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被免，安徽官場震動。1961年2月18日至3月4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地、市、縣委書記會議，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到會講話，他輕描淡寫地批評了安徽省委的錯誤。而省委則檢討了過去三年的錯誤，但仍然不承認餓死幾百萬人的事實。
其後，中監委又派員去安徽調查，得到了更為確鑿的事實和材料，表明安徽至少餓死了300萬人，但曾希聖拒絕承認。
1961年2月，公安部發出通知，要求各省市公安廳、局於6月底前，上報1960年人口統計數字。安徽省公安廳上報的當年非正常死亡人數是210多萬。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曾希聖仍然在捂蓋子，被毛不點名批評後，被迫作了兩次檢查。至於安徽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官方出版的《安徽省志·人口志》承認為407萬，也有人說更多，達800萬。顯然，曾希聖的罪責難免。
大會之後，曾希聖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職務，調離安徽，專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實際上為虛職。1965年，曾希聖調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文革爆發後，安徽造反派將曾希聖從四川揪回安徽批鬥。1968年7月15日，他在北京遭批鬥致死，終年61歲。
餓死甘肅130萬人張仲良欠下血債無法還
天津作家楊顯惠撰寫的反映「右派」悽慘生活的《夾邊溝記事》一書中所說的「夾邊溝」，就位於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被強迫勞動改造。《甘肅省志·大事記》中記載：據1959年7月統計，甘肅省共定「右派」分子11132人。也就是說，甘肅省近三分之一的「右派」被送到了夾邊溝農場。
如果說艱苦的條件還可以克服的話，那麼沒有糧食吃只能將人逼上死路。在三年大饑荒中，三千「右派」在吃盡一切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後，只剩下三四百人。1961年1月，倖存者才得以陸續遣返原籍，而那些2000多名死者的死因都被貼以各種名目的致命疾病：心力衰竭、心臟病復發、肝硬化、肝腹水、腸胃不適、中毒性痢疾，而非飢餓而死。這中間就有國民黨時期北平最高指揮官、後投靠中共的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1960年冬天，傅作恭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一頭倒下，再也沒能起來。傅作義知道後，淚流滿面，卻又無可奈何。
「夾邊溝事件」就發生在張仲良主政甘肅時。張仲良自1954年至1960年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大躍進時，他緊跟毛，不顧當時的技術水平和經濟條件，主持建設「引洮工程」，最終因工程規模過大，國力民力不支被迫於1961年6月停建，造成了極大的人力物力浪費。
「反右」時，張仲良還採用軍事手段管理社會，造成大批冤獄，夾邊溝餓死兩千多知識分子的始作俑者不能不說正是張仲良。
到了1958年，條件本就惡劣、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當年國家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37.5%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
1959年廬山會議上當彭德懷指出「大躍進」的錯誤時，張仲良馬上駁斥彭德懷道：「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1957年之前，我們甘肅不產一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五萬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41%，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
然而，就在張仲良理直氣壯說這番話時，甘肅已有十幾個縣份嚴重缺糧，不少人被餓死。但是廬山會議後，張仲良和甘肅省委為了討好中央，變本加厲搜刮糧食，收走了占當年產量47.6%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
農民整村整戶的餓死，連掩埋屍體的人都要從外面調派。官方統計，全省至少餓死130萬人，占全省人口十分之一，餓死人的比例居中國之首。
最終，甘肅大規模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了解到真實情況後，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張仲良也於1960年12月被免職。1965年8月，張仲良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
史載，文革爆發後，江蘇的兩派群眾組織認為張仲良在江蘇沒有犯什麼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為「革命幹部」的身份參加革命委員會。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要將他揪回甘肅批鬥，說「張仲良欠了我們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張仲良因此沒有當上革委會委員，後被打倒。
而隨著中共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遂找到當時主掌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請他支持張仲良復出。冼恆漢的回答是：「我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
文革後張仲良任中顧委委員，1983年去世。
吳芝圃自承欠河南人民的債還不清
歷史學家范文瀾曾說過：「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哪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省就是如此。
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河南省委卻高估為702億斤。1959年河南全年糧食實際產量為217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1,000億斤。1952－1957年間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在產量下滑的情況下，河南卻向農民高指標徵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徵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
也因此，河南餓死了不少人，民間估計有幾百萬，僅信陽地區就餓死近100萬，很多村子成了絕戶村。據信陽地委官方的報告，1959—1960年冬春，正陽縣死人8萬，息縣死人10萬，新蔡縣死人10萬，「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總人口的10%，有的隊的死亡率達30%。而這一切都與時任河南省省長、書記的吳芝圃密切相關。
吳芝圃是在中共建政後到河南任職的。1957年，他先是通過「反右傾」運動向早已與自己有分歧的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以及支持者發難，將他們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後，在毛的支持下，吳芝圃成為了河南一把手，在河南大力推行「大躍進」的同時清除異己。
為了博取毛的歡心，吳芝圃大放衛星，並很快成為「大躍進」的「標兵」。在農業「大躍進」方面，吳芝圃治下的河南在「大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上走在了全國的前面。
1958年元旦剛過，吳芝圃就召集河南省、地、巿、縣領導和農林水負責人開會，提出「全省改種水稻700萬畝，灌溉面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針」。不久，「衛生大躍進」、「工交大躍進」的號召以及有關的指示、倡議也一個接一個地出台。
吳芝圃緊跟毛的「大躍進」行動贏得了官媒的讚揚，毛也在講話中對河南工作中的「轟轟烈烈、高高興興」讚賞有加，稱讚「河南水利全國第一」，提出要「讓河南試驗一年，讓河南當狀元」。
很快，吳芝圃又在河南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大煉鋼鐵，而糧食產量放衛星也就不足為奇了。除了前邊所言，1958年6月8日，《河南日報》還曾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農業「高產衛星」。隨後，河南各地畝產都大放衛星，如信陽雞公山公社，省委於是宣布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
……
災難很快降臨。1959年河南大旱災，「大躍進」、「公社化」、「共產風」的災禍開始顯現，全省農業生產出現大滑坡，按官方公布數字，1959年農業產值35.55億元，比1958年下降8.9%，糧食總產97.45億公斤，下降22.9%，尤為嚴重的是密縣在1959年上半年已經發生浮腫病和餓死人的事件。
可怕的是，深知內情的吳芝圃在當年夏天舉行的「廬山會議」上仍然高唱「大躍進」之歌，並狠批吐露真相的彭德懷。
隨著高指標、高徵購、高調撥和極大的浪費，河南的糧食越來越少，農民連餬口的口糧也沒有了，鄉村中浮腫病、婦女病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但是吳芝圃仍然謊稱「形勢大好」，堅持不要救災糧款，仍維持72.58億斤的高「徵購」，甚至還堅持外調糧食8億斤。
當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向吳芝圃報告當地有人餓死時，吳芝圃卻不以為然，稱中國歷史本來就是「人相食」的歷史，餓死農民是很正常的。在吳芝圃的支持下，路憲文搜颳走了信陽地區最後一粒糧食，並嚴令不許農民逃荒要飯、嚴禁家裡冒炊煙。信陽淪為了人間地獄。
最終，河南餓死人的真相被捅到了北京，「震驚了中央領導」，開始派人前來調查。1961年1月，吳芝圃不得不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承認河南發生了「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他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欠河南人民的債還不清」，「對我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是否是真心話沒有人知曉，但他總結的主要原因卻是「階級敵人、蛻化分子」的「破壞」。其隨之被降為第二書記。
1962年4月，吳芝圃被免去在河南的一切職務，並被貶到中南局任文教書記。
文革爆發後，河南人打算借著「造反」的狂潮，開始清算吳芝圃的罪行。他們稱他為「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並打算派人赴廣州把他「揪」回河南來「批鬥」。計劃最終沒能實行，1967年吳芝圃最後死於廣州的醫院裡，不過死前他還是被當作「走資派」而受到了批鬥。
據說在今天河南鄭州北郊黃河岸邊還留有吳芝圃當年建造的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河南省委第三招待所」，其最初用意是為毛建造行宮。而這座背後由累累白骨堆砌的別墅群，也成為吳芝圃餓死老百姓的見證。
山東人口減少500萬舒同認為餓死人不必大驚小怪
曾在1954年至1960年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舒同，更多的是以其書法家的身份為人所知。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三年大饑荒時期其治下的山東餓死了幾百萬人。
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主編楊繼繩在其撰寫的《墓碑——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一書中對山東餓死人的狀況有詳盡的描述。
書中提到，根據《中國人口·山東分冊》中的歷年死亡率資料，可以計算出山東從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184.43萬人，少出生225.66萬人。薄一波則告訴趙健民（時任山東省第三書記）山東餓死了300萬人。但從當年山東省飢餓的嚴重程度來看，300萬人可能是一個最低數字。
當年因講真話被舒同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趙健民在接受楊繼繩採訪時表示：「舒同這個人，你越說好，他越高興；你說實話，他不高興。舒同在南郊賓館蓋了七棟小樓，毛、劉、周、朱、陳、林、鄧，一個一棟。我當省長時修了泰山普照寺，批判我時還是一條罪狀。1958年撤了我的省長，讓我到濟南鋼鐵廠當副廠長。濟南鋼鐵廠搞擴建。」
除了批判趙健民等省級領導外，舒同在「反右」結束後又以「整風補課」在省直機關54個廳局打右派34,800餘人、開除黨籍11,900餘人，藉此樹立自己的權威。
1958年「大躍進」，山東青壯勞力都被派去煉鋼、修水庫，當年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好在1959年老天幫忙，夏糧長勢很好，但因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種，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
8月廬山會議後，舒同緊跟毛，繼續「大辦水利」，大片土地荒蕪無人耕種。「1959年、1960年兩年，全省共荒地5,000萬至6,000萬畝。」此外，共產平均主義盛行。勞動力、資金、土地、山林、房屋、車馬、機器、作坊、農副產品、建築材料、鋤頭、鐮刀、鐵杴、豬、雞、鴨、水桶、燈籠、尿桶等大大小小的財產，都可隨意從老百姓家裡拿走。農民的積極性更低了。
在這種情況下，舒同不顧事實，繼續高報農業產量，如1959年糧食總產量上報400多億斤，後來落實為270億斤，後來又變成了243億斤。1960年省委計劃糧食產量550億斤，各市、地委報的數字是374.74億斤，比省里計劃減少了31.9%。後來落實為總產量為182.34億斤，實際只有160億斤。其中還有不少水分。
糧食產量的虛報導致大量人員餓死。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一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
衛生部報告則稱，1959年「入春以來，腫病又有上升趨勢，涉及面也比較廣。其中山東最為嚴重，1月至4月10日，發生腫病人77.9萬多人。死亡618人，僅4月1日至10日，即發生腫病人17.3萬人。」
1957年山東人口5,400萬，1960年只有5,200萬，從1954年到1957年，山東每年新增人口100萬，以1957年為基數，1960年應有人口5,700萬，而實際只有5,200萬，少了500萬。壽張縣一個村莊沒有生小孩的。
王兆軍的《皺紋里的聲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餓死！那時的山東，真可以說是餓殍遍野，屍橫村巷……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從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腫和其它因飢餓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了。」
當有人向舒同匯報說淄博地區死了11萬人。他還滿不在乎地說安徽、江蘇也死了許多人，不值得大驚小怪。
事實上，舒同認為糧食缺乏的問題在於各地普遍發生的瞞產私分、大鬧糧荒，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因此，他下令在全省開展了「以反瞞產私分為內容的兩條道路鬥爭與社會主義教育」。各社隊、村莊，都翻箱倒櫃，蒐查糧食。老百姓餓得都到了吃人的程度，又怎麼會查出私藏的糧食？
舒同的問題被不少人反映到了中共中央。196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宣布中央決定：免去舒同職務，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1960年12月中旬，山東省委擴大會議和五級幹部會議，集中批判舒同的錯誤。山東省檔案館保存有這次會議的全部材料。曾希聖作了長篇發言，指出：「舒同的錯誤應由他自己負責，與黨中央領導毫無關係。」顯然，這樣的說辭是不符合事實的，毛對此需要承擔首要罪責。
舒同被免職後，被降為章丘縣縣委書記，但在1963年又升為陝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期間，舒同被打倒，被批鬥和長期監禁，焉知不是報應使然？
結語
直接造成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餓死幾百萬人的中共高官李井泉、曾希聖、吳芝圃、舒同和張仲良，不過是中共官場中為迎合上意、罔顧老百姓死活、撒謊成性的官員們的縮影。他們與造成幾千萬人死亡的罪魁毛澤東一起，載入了中共罪惡的歷史，也在他們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頁。而這樣的官員迄今仍有不少，歸根究底，是這個一黨專政的制度層出不窮地打造了這樣畸形的官員，而這樣官員銷聲匿跡的前提就是解體中共。
2018-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