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吃下這個苦果的具體政治意義是甚麽呢？有人已經將這次協議與歷史上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相比，以強調其歷史意義之重大。我的看法是，雖然這個「階段性貿易協議」的「名頭」不如那兩個條約的「規格」高，但就其歷史重要性而言，確實可以相比。不過，就實質性的政治內涵而言，恐怕更為貼切的，應該是把這次的「階段性貿易協議」與鴉片戰爭導致的《南京條約》相提並論。

今日中共治下的大陸，之所以陷入「改革改不動、革命革不成」的困境，根本原因就在於「黨天下」消滅了社會和地域的自治，必然造成道德資源的全面枯竭。在這個大背景下，港人居然能實現如此大規模的持續抗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是一個社會自治的共同體，社會自治為這樣持續的大規模抗爭提供了必須的道德資源。

1124選舉的結果告訴世界，香港危機不是中國善變的南方文化危機的結果，而完全是僵化的北方皇權文化危機的產物。這固然給香港也給世界帶來動盪的風險，但也意味著南方文化再造中國、也再造香港的機會。

我並不認為支持「中國之治」的人真信中國能以輸出奴役秩序代替西方的自由秩序，他們相信的是，中共能以「同歸於盡」的威脅來維持中國現存的奴役秩序。但香港治理危機的全面爆發和新疆治理危機的深度暴露，充分揭示了「中國之治」反人類的惡治本質，從而為支持自由秩序的人說服那些仍在自欺欺人的「愛國者」們，提供了重要的契機。我們可以對他們說，你可以不愛自由和民主，但你真的不在乎你的未來和你子孫的未來嗎？

現在我們都看到，北京當局找不到人來接林鄭的特首職位，因為即使是對北京最忠誠的人都知道，不能有效地約束和控制警察，有天大的本事也無法平息香港市民的抗爭。而要全面整肅香港的警察，重建法治權威，北京當局必須承諾，政治上對香港市民做出重大讓步，實行真正的政治民主。而很難想像，習近平敢做出這樣的讓步。

沒有發不出「軍餉」的問題，並不等於就有了「鐵打的江山」，因為中國經濟已經不是傳統的自給自足經濟，而是高度依賴全球貿易的現代經濟。也就說，沒有了「硬通貨」，北京當局雖然可以通過電子貨幣給維穩力量無限發餉，但會面臨買不到東西的問題。我以為這才是理解習近平大談區塊鏈的「初衷」之關鍵所在。中國現在是全球初級產品的最大買家，也是製成品的最大賣家。理論上，似乎沒有美元，經濟也可以玩得轉。

美國就有不少人認為，川普使用不斷加關稅的策略是錯的。但我們看到，正因為川普堅持使用加關稅的高壓策略，才迫使習近平做出一系列重大讓步；很難想像，如果川普不用這個策略，美國能迫使中國如此快地做出如此大的讓步。

香港今天面臨的是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困境。求生不得，不僅因為中共當局絕不會讓香港獨善其身、高度自治，更重要的是，大陸民眾支持香港高度自治的人也是少數。欲死不能，是因為香港某種形式的「自由」，對維繫中共今日的經濟運行，以至權貴的利益都不可或缺。北京當局充分認識到這樣一種風險，讓香港「速死」，很可能導致中共政權「速亡」。因此，他們最希望的，是讓香港「腦死亡」——即處於植物人狀態。

習近平直面「我將無我」，以生死為注進行權力豪賭，無疑加速了黨國的解體，但這會不會帶來一場生靈塗炭的大難，以至讓中國也「國將不國」？這個問題其實已非常現實。我當然希望中國有機會避免重複歷史的劫難，而實現這個願望的一大關鍵和最大變數，恰恰是習近平在權力面臨終極挑戰的時候，會不會或者有沒有機會以犧牲億萬人的生命來保個人權力。十一閱兵以展示最新戰略核武器為重心，顯然不是甚麼好兆頭。

加快這個進程的另一個重要背景，就是中美貿易戰正在給中國經濟帶來自89六四以來最嚴重的衝擊和危機。豬肉價格的飆升和多年來糧食生產的萎縮，很可能令中國陷入惡性通漲，而中共當權者絕對不會忘記的就是，當年國民黨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丟掉大陸的。也就是說，無論從政治看還是從經濟看，中國經濟已瀕臨危境。

讓許多人最感憂慮的，就是中共的核威懾。沒有了核威懾，中共專制的倒塌對美國不至構成太大的挑戰，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進程自然也可能更順利些。習近平和中共的權貴曾希望，在核威懾下，美國人會接受中國要求外國不干涉中國人權事務的主張。我不相信美國會在中共的核威懾下放棄自由的價值，但畢竟中國的核威懾是籠罩在自由國家人民頭上的一個巨大陰影。如果美國能夠利用這一輪美中對抗擴大的經濟優勢，進一步削弱中國的核威懾，這將是最重要的實質性成果。

四十年前，如果沒有香港幫 大陸克服對外部世界的無知和溝通障礙，中國的經濟奇蹟是不可想像的；今天，很多 大陸人已經完全忘記甚至不知這個事實。但香港危機一日不解決， 大陸危機只會繼續惡化。因為香港危機從來就不是港人的危機，而是中國當權者與外部世界打交道能力的危機。在美中對抗危及國祚的高壓下，香港危機將迫使中共當權者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否則就走不出困境。

香港的「勇武派」的歷史角色會更接近那個刺殺費迪南公爵的青年，還是迎擊德國轟炸機的駕駛員？我以為他們有後者的機會。我的理由是，這個資訊時代的技術條件對他們成為後者有利。正如當年的航空技術給那幾千個青年駕駛員帶來拯救英國的機會一樣，資訊時代給香港的「勇武派」青年帶來了創造歷史的機會。這個機會就是教育所有參與到這場決定無數人命運的大博弈的參與者。

隨著中國崛起和美國相對衰落，全球秩序正在瓦解，這是一個不爭的基本事實，同樣不爭的事實就是，美中對抗將主導和決定21世紀全球秩序重建的過程和結果。作為中國人，我當然希望中國能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一個非常積極的角色，為人類文明應對21世紀的重大挑戰做出輝煌貢獻。但我不能不面對的事實就是，中國在美國幫助下崛起之後，雖處於空前有利的國際環境，卻選擇了一條自毀和毀人的邪路。

因為統治者和抗爭者所看到的和所經歷的一切都告訴他們，「和理非」在中國行不通，而雙方越是這樣相信，就越是以自己的暴力行為導致「信以成真」。因此，此次香港「8.18」「和理非」抗爭的重大勝利所提出來的最有意義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文明現在是否有機會走出這個暴力循環的文化陷阱？

這個「新招數」的大背景，就是北京雖然決意要摧毀香港的自治和法治，卻知道要儘可能保住「一國兩制」的外觀，因此要採用有別於大陸的「手法」，從精神上打擊和摧毀港人的自由意志。體驗過自由、不放棄自由的港人，會面臨種種不易想像的考驗。在我看來，對自由人最困難的考驗，就是你的政治對手甚至是隊友不能理解甚麼是做人的尊嚴，甚麼是做自由人的尊嚴

我總的判斷是，雖然21世紀的革命和戰爭不可避免，但香港還有不錯的生存機會。我的基本邏輯是，正如20世紀一樣，21世紀革命和戰爭之源頭，是新崛起的強國挑戰舊的全球秩序。也就是說，中國正在成為21世紀革命和戰爭的重要源頭，21世紀的中國，不發生某種「大事」其實是不可能的。

當港警與抗爭市民關係越來越緊張，部分抗爭者決定進一步升級挑戰中央權威的時候，許多人都有了強烈的不祥預感。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元朗事件發生了。這個令人哭笑不得的「恐襲事件」，雖然嚴重傷害了一些無辜市民，但對圍繞香港未來的博弈大局而言，起了意想不到的警醒作用。歷史事變有時會令人不可思議地奇妙，元朗事件恐怕是最新一例。

讓我深感恐懼的，首先不是三峽潰壩的風險究竟有多大，而是公眾和精英對這個問題的普遍麻木，好像這件事與他們毫無關係，或並不重要。事實當然並非如此，三峽大壩果真崩潰，不僅會禍及幾乎所有中國人，而且引發的難民危機也將禍及不少國家。那如何解釋中國人普遍的麻木呢？是他們真的知道潰壩風險不大嗎？或者，是他們確信政府對大壩安全的承諾嗎？我認為對許多人來說，冷漠是因為他們知道關心這件事「毫無意義」。

越來越多的人都希望危機和衝突能用理性的辦法來解決，但多方面的利益集團都缺乏有政治權威的領袖，必然結果就是難以進行真正的對話和談判。對這一危險狀態唯一的責任方，就是中共當局。因為香港作為一個自治和法治的共同體，各個利益集團是有機會產生比較好的政治領袖的。但無論是對反對派還是建制派，對那些具有領袖潛質的人中共都一概不信任，一概加以排斥。現在的中共當權者，正在為此而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