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無牌可打的情況下，川普為甚麼不選擇再加一把火呢？一種解釋就是他的高關稅策略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國內和國際阻力，對他競選連任不利。這雖然是一種合理的解釋，但在我看來並不是川普的最大關切。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從美中對抗的大格局來看，川普的貿易戰已經取得比預期更大的勝利，這一點可以從美國已經獲得完全的戰略主動權看得非常清楚。不僅如此，美國方面通過貿易戰的最大收穫之一，就是對中國的內情，尤其是對中共，包括對習近平的弱點，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

台灣人相對最幸運，有社會自治，有政治民主，但法治傳統略顯不足；港人有法治傳統、有社會自治，但沒有真民主；大陸危機最深重，屬於三無：無法治、無自治，也無民主。其中因沒有地方自治帶來的社會潰敗，蘊含著極大的動亂風險。中共當局正在推動的「掃黑除惡」運動，說明他們意識到了這個危機，但他們反社會自治、反地方自治的價值取向，決定了他們對治理危機的反應，只會加劇治理危機。

如何理解中共當權者這種近乎「脆弱」的表現？是他們害怕殺人、害怕流血？我並不這樣看。我的理解是，中共當權者發現，他們的支持者和利害相關者，也就是中國權貴無法接受切斷與自由世界千絲萬縷的聯繫，而香港正是這種聯繫最重要的樞紐。中共雖然可以憑強力接管香港，但香港自由的死亡，同時也意味著中國權貴利益有喪失殆盡的巨大風險。也就是說，香港人民的自由，與中國權貴的財富和機會，有著一種奇特的共生關係。

習近平陷入空前危機最重大的原因，是他決定收回對川普的承諾，致使中美貿易談判失敗，這不僅帶來美中衝突進一步升級的風險，更重要的是，加劇了中國經濟下滑完全失控的風險。那麼，習近平為甚麼要收回對川普的承諾？有消息說，習近平的對手抓住了他對川普的有些重大承諾公布出來會對習不利這個問題，迫使習陷入兩難的困境：或者對美採取更強硬的立場，或者承擔簽「賣國條約」的政治後果。權衡之下，習近平選擇了前者。

在紀念「六四」慘劇三十周年的今天，所有倖存者都應該感恩那次運動的犧牲者和受難者，他們的理想雖然沒有實現，但那場抗爭運動畢竟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對中國人來說，這個時代帶來的學習和獨立思考的機會是前所未有的。在這三十年裡，中國人所看到、學到和領悟到的，是否能幫助中國避免歷史上多次發生的大劫難，恐怕用不了多久，就將迎來決定性的考驗。

任正非通過中外媒體表達的，不僅有代表華為的辯白和反擊，也有對當權者昏庸誤國招致華為夢想破滅的憤懣和哀鳴。我相信國內多數人都能看懂他的真情流露，只不過在中共高壓下，人們只有心照不宣而已。此時此刻，理解任正非的無奈，對於理解為甚麼國難當頭時的中國英才總是難免悲劇性命運，倒是頗有價值的。

總的邏輯是，在貿易戰問題上，習近平不僅把自己的生死押上，也把黨國生死押上的選擇，會增強美國內部團結一致，增強美國人把美中貿易戰進行到底的政治決心而不是相反。因為會有更多美國人相信，這場與中國的經濟戰，具有超越經濟利益的性質，因此願意為此付出更多的代價。

我想強調許多評論都不太重視的一個看法，那就是川普與習近平走向今日的攤牌，兩人都有相當不情願的成份，但結果是又不得不走到這一步。我認為理解這其中的政治邏輯，對於理解美中兩國關係今後的走勢，有重要價值。

實現富國強兵的中國，正在迎來「文明衝突」的挑戰。沒有深入解讀歷史的能力，意味著中國對未來會再度缺乏理智選擇的能力。當權者已經擺出了不惜與美國全面對抗和打仗的姿態，刺激美國把中國視為21世紀最危險的對手。就在上周，美國的「應對中國當前危險委員會」對未來的美中關係，發出了嚴重警告。

有一點可以肯定，當郭台銘帶著他有限的本錢和人脈與中國地方政府合作，利用中國的廉價農民工搞貼牌加工的時候，無論是他自己，還是當地官員都不會想到，他們的合作打開了一個改變世界的金礦。創辦超大規模血汗工廠的想像力無疑是打開這個金礦的一個關鍵因素，但這個想像力之源頭究竟來自郭台銘還是中國的地方官員，其實是值得史家去考證的。郭的真本事，應該是在利益分配上比競爭對手更高明地「搞定」了國際資本和中國官員，讓他們都能從農民工血汗中分得巨大「實惠」。

中國則代表了對美國民主政治最危險的外部挑戰。中國不僅有巨大的財力腐蝕美國的精英和商界，而且還有軍事實力以同歸於盡來訛詐美國。川普的勝利會讓一些人更相信他是某種神意差遣來應對美國面臨的這些挑戰的，我倒是更願相信，美國社會還有足夠多的道德和智力資源，幫助美國，也包括幫助川普，渡過這個歷史難關。

習近平為了保住中共政權，或僅僅是為了保住他個人的權位，願意在突破道德底線方面走多遠？他又能走多遠？現在已經沒有懸念的是，他願意走很遠，至少比許多人原來相信的要遠很多。在我看來，正是他不惜生靈塗炭、不怕中國與美國同歸於盡的「底線思維」，導致他在外交和內政方面犯了許多重大的戰略錯誤，反而大大增加了在他的任內中國發生顏色革命的可能。

容易被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進入老年的這一代人所忽略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迅猛發展的資訊技術，尤其是人工智慧，而習近平和中共當權者對此卻十分重視。他們高估中國技術能力，也是導致誤判的一個重要因素。儘管如此，習和中共當權派依然深信憑藉新技術還有機會與美國一搏。李開復認為，中國在人工智慧方面的研發能力，與美國已旗鼓相當。我不知道這個判斷有多可靠，但它支持了我的一個判斷，那就是中共會把網絡作為與美爭鋒的下一個主戰場。

與2019年的現實風險相映照的，是這一年引發的歷史記憶。2019是五四運動百年，六四屠殺三十年，也是中共建政七十年。每一個紀念日都刺激中國人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經過百餘年努力，付出了無法估量的生命犧牲和財富代價，中國人還是沒有解決建構現代國家的所謂「基本問題」，不僅「民主共和」之夢難圓，而且那個主導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的「改朝換代」幽靈，又開始在這個飽經「亂世」的大陸徘徊。

不理解自己的幸運又如何？對個人來說，把幸運理解為「本事」意味著失去機會，而對中國這樣一個深度捲入世界體系的超級大國來說，後果將不止於此。正如近年中國表現出來的，一個不理解自己幸運的大國，是一個很難合作的大國，它在失去國運的時候，還會給世界帶來厄運。

未來90天，習近平將面臨什麼樣的國內挑戰，其實是美中對抗最大的變數，或者說是外人最看不清楚的地方。在這方面，這次習近平與川普的會晤並沒有給外界帶來太多的新信息。我的觀察是，川普沒有特意削弱習近平在國內權力鬥爭的地位，而是比較中性。但是，從川普依然保留對貿易戰升級的選擇來看，我以為習近平並沒有在一些敏感問題上，也就是南海問題、台灣問題和朝核問題上，做出讓川普滿意的承諾。

像許多創造歷史的政治人物一樣，韓國瑜看到了幾乎所有人都沒看到的歷史機會，那就是台灣選民，尤其是台灣青年人，不再被意識形態綁架，而願意追隨務實的政治家，重新打造家園，打造自己的未來。韓國瑜崛起的一大原因，就是他非常透徹地看到了這個綁架選民的趨勢不僅正在置國民黨於死地，也正在扼殺民進黨的生機。

中國經濟政策的決策者還是決定去強力救市，說明了什麼呢？一種可能固然就是反映了決策者對中國經濟的憂慮。但也不排除另一種可能，那就是當權者對中國經濟也不抱幻想，因此有意識地對中國經濟的調控機制進行調整，他們越來越不在乎金融市場的全面失效，而正在探索一種以貨幣數碼化為技術基礎，由國家全面管制和操控的金融體制，以應對所謂「最壞的情況」。

沒有戰爭和匱乏，無論是出生率的急劇下降還是死亡率的快速上升，背後都是極為嚴重的社會危機，尤其是道德危機。不難理解的是，人口再生產與道德秩序的再生產是密切相關的，人口再生產的失衡，必然是道德秩序再生產的機制出了問題。一個道德敗壞，或道德不能進步的文明之所以會滅亡，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當年毛對身後的中國局勢是很不樂觀的，那為什麼他死後並沒有天下大亂，而習失去大權後的中國則有「天下大亂」的可能呢？可以說出的理由不少，但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共的政治領導力已今非昔比。如果從物質和技術條件上看，中國應對各種危機的能力前所未有，但沒有了政治領導力，一手好牌也可以打成滿盤皆輸，這就是習近平執政6年給迷信權力、尤其是給迷信皇權的中國人最大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