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並不是真誠的左派。因為汪暉「通過一系列語言幻術將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美化為一種超政黨和超國家的政治制度安排」，這不僅遠離右翼一貫倡導的自由憲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終堅守的政治民主立場相去甚遠。因此對汪暉的批判絕不是左右之爭，而是文野之爭。

近三十年來，在西方左翼思想界，影響最大的中國學者莫過於清華大學教授汪暉先生。他的著作被西方一些名校出版社競相出版，還獲得了幾個重要的學術獎項。他不但被視為中國新左派的代表，而且也被視為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言說者。與此同時，那些受到更大壓制的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卻在西方的學界無足輕重。汪暉的著述在西方頗受重視，但是在中國卻幾乎沒人對之進行認真的批評。很多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都認為汪暉的思想不值得評論。榮劍不贊成這種態度。榮劍認為對汪暉的著述應該進行全面系統的學術批評。

作者按：本文是《世紀批判三書》第一部《世紀的歧路——左翼共同體批判》上卷第三章第七節，亦是關於中國新左派批判的收官之作。中國新左派看上去幾乎都是民族主義者，他們闡述的中國現代性理論、帝國理論、天下理論、革命理論和普遍性理論，均具有深刻的民族主義動機，試圖把中國的特殊敘事塑造為關於世界的普遍敘事。本文從五個方面展開論述，最終證明，中國新左派的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國家主義，他們的政治歸宿是淪為國家主義的附庸。本文27000餘字，系作者今年推出的第二篇重要文章，敬請各界讀者批評指正。

本文首先從費正清的中國革命史敘事中那些需要被"超越"和"從頭開始"問題出發，旨在深入研究中國革命史的一個新問題：中共革命與中國左翼運動的關係，致力於探尋中國的左翼運動是如何在中共革命的光譜中日趨喪失了自己的本色，最後從革命的同盟者淪為了共產主義的附庸。這也算是對費正清史學"衝擊"的一個建構性和反思性的"回應"。

近三十年來在歐美左翼的思想論壇上可以經常看到汪暉發表演說的身影，他不僅被看作是中國新左派的代表，而且也被看作是一個從專制國家中脫穎而出的自由言說者，那些在中國遠比汪暉承受著更大的政治壓力且已經被官方徹底剝奪了言論與出版權利的自由知識分子，則在西方的學術體制中同樣變得無足輕重。歐美國家一些著名大學的出版社競相出版汪暉的專著，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學術獎項被頒發給汪暉，以表彰其在建構中國話語以對抗西方自由主義話語時所作出的特殊貢獻。

在進入中共建政時期以後,知識人以兩種方式來延續他們的學術生命:一種像陳寅恪先生那樣,成為那個時代最稀缺的思想資源,最後因為沒有傳承而自然枯竭了,在他死後再也沒有人能來繼續他的傳統;大多數知識人像何茲全先生一樣——其中有許許多多我們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廬先生,他們都自願選擇「投降」,或者是努力地按照國家的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來延續他們的學術生命。

從孔子以來，漢族共同體一直有夷夏之辨和夷夏之大防的政治正確，總是企圖以漢民族的文明教化夷狄之邦。但宋元崖山之戰，中原首次全面淪為夷狄之手，士大夫哀嘆崖山之後無中國。朱明王朝的崛起，卻又打破了這個定論，使得漢民族主義又一次主導中國。然不到三百年，龐大的明朝政權居然毀於一個蕞爾小邦，中原再次被異族統治。和宋朝亡於強大的蒙古軍隊相比，明朝實在是找不出客觀的理由來為自己的滅亡辯護。

翁永曦的問題（也許是別人的問題）是"我們就是不改，你們怎麼辦？"這三個問題是我在這次聚會結束之後幾天裡，經過反覆回憶和思考後整理出來的，它們之間的關聯性何在？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對我來說，老翁的那個問題其實我一直都在思考，我現在無法回答"怎麼辦"，是革命還是聽天由命？我無法預測。但是，我是試圖找到他們可能"不改"的原因，他們有五個重大關切，或者說是改與不改的五個約束條件。

胡教授十年前提出的「九總統制」，那可是如雷貫耳的重大理論創新，他說九個常委就是九個總統，也可以稱集體總統。人多力量大，智慧廣，中國九個總統肯定比美國一個總統好。老百姓戲言九龍治水，到了胡教授嘴裡，成了制度創新。按理說，這項黨建理論的重大成果，涉及國家領導制度的核心配置，如果成立，那真正是國師級的貢獻，應該重獎；如果不成立，近似妄議，那不就是「胡說八道」嗎？！

看完這十條規定，不能不佩服浙江大學這個百年+大學，真正做到了與時俱進，周小平同志完全可以在該校當一級教授，此人每一篇文章都在10萬+以上。環球時報因為被該校選入「主串流媒體」而成為一個學術平台，該報在第一時間裡喜不自禁地宣布，它將嚴格把關發表文章的門檻，不讓花錢買閱讀量的文章混入進來。完全可以相信，浙江大學通過打造一個網紅大學而居世界大學排行榜首位，指日可待。

灰犀牛這個詞彙在中國也已經成為熱詞，隨著渥克的這本書被翻譯成中文出版，灰犀牛成了預言中國下一個危機的最佳詞彙。不僅是經濟學家在普遍使用這個詞彙，而且連官媒也開始頻繁引用。《人民日報》在今年7月17日的頭版上刊發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其中提到，「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

腦子一半是空的，說明學習不夠，知識不夠。沒有知識做依託，就沒有自己的主見，沒有正確的事實判斷，容易人云亦云。腦子一半是錯的，說明沒有正確的價值觀，沒有正確的是非判斷，容易顛倒黑白。這兩方面缺陷，可以說是既缺少良知——沒有好的知識，又缺少良心——沒有好的道德。永久性缺了良知和良心，肯定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腦殘了。

說實話，放在四十多年前，論證馬克思主義在臭氧檢測中的應用和馬克思對巴赫的指導作用，那不過是小菜一碟；用毛澤東思想指導養豬和治療精神病，也不過是普羅愚民的心得體會；在全民皆二的大合唱中，領唱的聲貝最高的往往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林彪同志說了，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柯慶施同志說了，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到盲從的程度。從上到下，二比比皆是。

對於共產主義的憧憬和想像，從馬克思描繪出藍圖以來，在國際共運史上有過各種不同的現實化版本。列寧同志提出的版本是「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到了赫魯雪夫時代，共產主義變成了土豆加牛肉；到了中國，我的少年時代，對共產主義的想像是「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是早上吃餃子，中午吃餃子，晚上還是吃餃子，這是中國式的餃子共產主義。當時的預計是，中國可以在15年內實現共產主義。

從深紅到淺紅，再從淺紅到深紅，執政色譜的變化反映了這幾十年來的執政邏輯是一以貫之的，這就是要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前些年重慶「唱紅」，不過是拉開了紅色總動員的序幕，在面臨著淺藍話語甚至深藍話語日益深入社會各個層面的態勢時，重振紅色話語就成了惟一的選項了。

如果要比賽誰更二，商家和教授肯定是比不過官家的。從官場上看，大致有個規律，官位越高者，權力越大者，二性也就越大，權令智昏使也。許多官僚，私下裡聊天，妙語連珠，思想火花四射，惟獨上了講台，人就如同木偶，表情呆板，身體僵硬，只會照本宣科。由此看來，許多官人二，並不是天性愚鈍，其實他們的智商和情商均不低，之所以屢屢犯傻，實在是因為制度愚人。

在壞政治的條件下，國民能不能「我惹不起，我還躲不起？」對不起，你就是躲不起！因為法治不全對所有國民權利和利益的破壞都是相同的，許多人在沒有受到政治迫害時會認為政治離自己很遠，而一旦面臨政治的衝擊時，他們又會發現政治其實離自己很近。就在兩年前，首富肯定不會有任何政治性擔憂，現在他的擔憂難道不就是來自於政治嗎？

這十幾年對朝鮮來說是關鍵性的，它的核武技術突飛猛進，肯定形成了實戰能力。如果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或者三年前，外部力量——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對於朝鮮的核設施實施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如同以色列以前打擊伊拉克核試基地那樣，是完全不會導致核污染等災難性後果；而現在再對朝鮮發動外部攻擊以徹底消滅它的核力量，朝鮮半島周邊國家——當然包括中國，極有可能要承擔難以承受的巨大代價，甚至都可能是滅頂之災。

蘇聯模式的最後崩潰，宣告了一黨執政模式的破產，也宣告了計劃經濟制度的徹底破產。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人類根本不可能通過計劃、理性計算、數據化處理的方式來進行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計劃經濟作為權力經濟的一種方式，從根本上束縛了人的創造性和發展動能。

在那裡幹了這麼長，難免不會有驕縱獨斷行為，利益輸送和交換更是一念之間的事，防不勝防。而貪慾一旦激發出來，便不可收拾，最後會把人引向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