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中共的「聯合戰線」
早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寧亡命在布魯塞爾。當時社會主義的「人民報」發表我們 國父孫先生宣示「中國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國目標之論文。列寧乃在「火星報」發表其「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論文，把國民革命比之於俄國民粹主義，並且說這是「亞[16]洲的資產階級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健全的民主政治」。（注）到了民國九年（一九二零年）七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訂定各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其第八條指使各國共黨「從殖民地驅逐帝國主義」，並且「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煽動其武裝部隊，反對其對殖民地的壓迫」。同時，列寧在大會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規定了共黨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策略。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更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目標。
民國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與中國國民黨組織聯合戰線。在他的宣言-，有如下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為工人與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 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 的聯合戰線。」
「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不至為小資產 階級的附屬品。．．．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 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 ，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17] 於對抗的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 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就是說，中共目前與國民黨合作，組成聯合政府，並且使他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但是中共必須保持獨立組織，不做國民黨的附屬品，並且防制國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中，以「農民革命」來造成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注）列寧「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選集（英文版）第四冊， 叄零七頁。
第六節 國父聯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為了進行這一秘密計畫，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馬林特到桂林謁見 國父，提出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合作的建議。
馬林為了取得 國父的同意，向 國父陳述蘇俄並不實行共產主義，而改取新經濟政策。當時 國父致廖仲愷等的電報說道：「俄國經濟狀況，尚未具實行共產的條件，故初聞蘇俄實行共產，甚為詫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實業計畫，相差無幾，至為欣慰。」
[18] 到了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國父離粵赴滬。十二月越飛到上海謁見 國父，商談中俄兩黨合作問題。十二年（一九二叄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條就是 國父聯俄政策的根據，其條文如下：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 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 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急要之問題 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及完全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 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 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國父與馬林談話後致廖仲愷的電報，和他與越飛共同宣言，對於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顯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國父認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二、中國最急要的問題是民國統一的成功及國家完全獨立的獲得。蘇俄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援助，乃對於此項大事業的援助。中國國民黨與俄共的合作，也就是為了此項大事業的成功。
孫文越飛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國共和平合作的根據。這個宣言發表之後， 國父又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著手於本黨的改組。其時滇粵桂諸軍討伐陳炯明，歡迎 國父回粵。 國父回到廣州以後，既遭沈鴻英的叛變，又受陳炯明的牽制，尤其是[19]外受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實行；而黨的組織渙散，訓練缺乏，雖有叄十萬黨員散布全國，而有志者人自為戰，不肖者掛名投機，革命建國事業更是無由著手；因而決心改組本黨，並派我到俄國去考察俄國革命後的黨部與政治軍事的組織，以資參考。
第七節 我的游俄觀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國父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報聘，並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雲、張太雷等，由上海啟程。二十五日從滿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啟程回國，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這叄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的資料和印象，寫成「游俄報告書」，寄奉 國父。這時候， 國父屢次催我回廣州親自詳報，十叄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廣州即向 國父再作口頭的說明。
在這叄個月的期間，我們曾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組織，參觀其設備，並聽取其負責者對於實況的說明。其黨務方面，我們考察俄國共產黨中央黨部，由其政治局秘書羅素達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說明俄國革命的經過，及其當時建黨的情形。[20]我們又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在會議時，說明中國國民黨以叄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目標，自信其在兩叄年之內必有成功的把握，並指出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及實際工作，還有隔膜，希望其國際共黨幹部多到中國來考察。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他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殊不勝其慨嘆。
軍事方面，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及軍隊黨部的組織。我們在彼得格勒，考察海軍大學等各級學校，並參觀克隆斯達軍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艦隊。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陸軍學校和部隊，組織嚴密，軍容整齊，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卻是精神頹唐，士氣消沉。兩年前，克隆斯達軍港曾以海軍軍士為中心，發生革命，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專制獨裁，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殘暴措施。這一革命不久即歸失敗。當我們到彼得格勒考察時，其地方當局和海軍官員對此亦諱莫如深，但是我從當地軍民的精神上，還是看的出其創痛的痕跡。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21]，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在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著；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叄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無論其黨政軍各方面，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是我和他們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我訪問蘇俄，正是加拉罕發表其對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言之後，他到中國來與北京政府談判新約的期間。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飛亦聲明蘇俄「決無在外蒙古實施其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離之意」。但是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這一點不-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蘇俄所謂援助中國獨立自由的誠意所在。
當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重，陷入沉迷狀態，不能晤面。我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他們說到蘇俄的國家政策和革命戰略，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斯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22]最後與托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他又特別提起其在德國與波蘭革命失敗的經過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談到援助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托洛斯基托我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 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一九二零年對波蘭戰爭結束以後，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上與物資上予以儘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所以他又鄭重的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及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他並且代表列寧對我 國父致敬。他這一段話，使我特別注意。
在蘇俄黨政各方負責諸人之中，其對我 國父表示敬重及對中國國民革命表示誠意合作的，除加密熱夫、齊采林是俄羅斯人之外，大抵是猶太人居多，他們都是在帝俄時代亡命歐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回俄國的。這一點引起了我特別注意。我以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拉迪克、與越飛等，比較關切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可是越飛自中國回俄之後，已經失意了。我並且注意到當時列寧臥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黨內，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23]導的國內組織派，暗鬥如此激烈，我就非常憂慮他們這樣鬥爭，必於列寧逝世之後，對於中俄合作的關係，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綜括我在俄考察叄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但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至於共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們訪俄代表團內組織而言，本團四人之中，叄人都是國民黨員。只有張太雷一人是共產份子。訪問團一到俄國，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誘到他一邊，與我們對立起來。於是代表團各種計畫、考察工作、對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國之後，共黨以訪俄代表團內部意見分歧為藉口，來抵銷我們對蘇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報告書。
我在報告書-，陳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並向 國父面陳我對於國共合作的意見。十叄年叄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凱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並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游俄報告的意見：
[24]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 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信仰，而乃置事實於 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 有叄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 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中之 黨員也。而我國黨員之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 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 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 ，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 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能有成者，決無此理。 國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 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 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
我們了解 國父當時聯俄容共的政策，乃是為求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如果中共願為國民革命努力，那我們盡可把中共這一分力量納入本黨領導之下。至於當時革命的形勢，我們要為國民革命建立一個根據地，-有廣州是最為理想的所在。但是廣州，乃為英法匍殖民地主義的勢力控制之下的商業都市。我們中國國民黨在這[25]-集結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從這-出師北伐，求得國家的統一與獨立，必須爭取國際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強若不是與我們革命政府為敵，就是對我們國民革命袖手旁觀，更無仗義援手的國家可覓。適於此時，俄國共黨初得政權，以聯合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扶植東方民族獨立為號召。我們國民革命得到他這一消息，無異認為是中國革命的福音來臨，幾乎視為人類的救星。故對於他的援助，自是竭誠歡迎而並不有所致疑。 國父聯俄政策的決定，當然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我回到廣州報告之後， 國父認為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 國父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叄民主義就可以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26]，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但是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發現共黨份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惘心理，深以本黨不能達成 國父所賦予的任務為憂。於是代表大會閉會以後，我力辭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並將籌備處交給廖仲愷，而離粵歸鄉；直至當年四月，復感於 國父函電的催促不已，重責我革命黨員，應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而堅不准辭；復派戴季陶同志來奉化，轉達其准許我不聞黨政，專辦軍校的要求相約，我乃重返廣州，接受黃埔軍校校長的任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