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人抵制中共企圖通過教科書進行「洗腦」的同時，徹底揭露大陸教科書中的毒素，是一個需要許多人參與的啟蒙工程。如果說「欲滅其國，先毀其 史。」那麼「欲控其人，先控記憶。」中共對民眾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過歷史教科書篡改歷史，操控記憶，包裝和維護一黨專制的所謂「歷史合法性」。本 文針對部分大陸教科書，選擇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些重要專題，根據史料進行簡略辨析。一個人的啟蒙就是一個民族精神成熟的開始。
生活在信息開放、新聞自由環境中的未成年人，一旦被要求把來自專制體制下的謬論和謊言，當作文化知識來接受，在自由文明的地方，接受培養奴隸意識 的教育，預備接受和適應專制者企圖在未來安排的「屁民」生存。這些未成年人和他們的父母會作何反應?什麼樣的人能夠接受如此荒謬的「教育」?這就是為何香 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準備以生命為代價，堅決抵制中共企圖借「國民教育」之名通過教科書進行「洗腦」。
在大陸網友聲援港人的網帖中，「老榮成人」在新浪微博說：「香港人的『不認同』，大陸幾十年中堅持不懈的『愚民教育』是根源之一。我會去檢查一下 鄰居孩子的教科書，看看是否有愚民的問題。抵制愚民教育，我是支持的。」所以，徹底揭露大陸教科書中的毒素，是一個需要許多人參與的啟蒙工程。
以史為鑑、以史為鏡。但是任何專制者都不希望民眾觀看時，通過歷史的鏡子了解真相，審視現實。他們要把鏡子變形，按他們的意志有隱有現，按照他們 的需要任意捏造，為現實服務。如果說「欲滅其國，先毀其史。」那麼「欲控其人，先控記憶。」中共對民眾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過歷史教科書篡改歷史， 操控記憶，包裝和維護一黨專制的所謂「歷史合法性」。
由於後極權時代專制的衰退，大陸文化管制有所鬆動，因此形成一種轉型期的矛盾現象：一方面，一些本土和引進的學術性書籍，能部分披露歷史真相，突 破官方意識形態的禁錮;但另一方面，由於當局的管控和教材編輯的素養所限，教科書中對歷史的瞞與騙以及各種謬誤，與一些學術界的書籍形成鮮明的對立。可見 教育界依然被「黨」字招牌獨霸著，歷史教育仍在繼續製造幾代人蒙昧的歷史觀。
在此，我針對部分大陸教科書，選擇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些重要專題，根據史料進行簡略辨析。
一、義和團運動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對義和團運動缺乏全面客觀的介紹，對其迷信蒙昧、濫施暴力的史實沒有提 及，依然按官方觀點稱其為「反帝愛國運動」。大學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只是簡單地批評：「義和團運動存在著籠統的 排外主義的錯誤……還存在著許多迷信、落後的傾向。」近年來許多史書還原了義和團的歷史真相，進行了新的評價，在此不贅，相信了解史料後，任何人都不會認 同教科書簡單片面的結論。
二、《新青年》和五四運動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同上)109頁寫道「《新青年》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歡迎，1917年，每期的發行量已達一萬六千多份。」實際 上，陳獨秀和該刊早期不僅無知名度，而且學者根據史料證明，《新青年》當時每期賠本印刷僅1000本(在不支付編輯費的情況下，至少印2000份才有可能 賺錢)，「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後，因發行不廣，銷路不暢，群益書社感到是在難以為繼，一度中止出版。後經陳獨秀極力交涉，書社到年底才 勉強應允續刊。」(《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王琦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1月)在此之前，魯迅在《<吶 喊>自序》中稱當時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周作人晚年回憶早期的《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陳獨秀 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我看了卻覺得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知堂回想錄》，周作人，香港，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新青 年》名聲鵲起，是從將編輯部遷到北大並進行人為炒作開始的。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同上)以官方觀點稱五四運動為「愛國」運動。雖然運動的直接目的是「外爭主權」，但長期以來不同黨派和人士對其意義 的闡釋各有不同。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學生領袖之一傅斯年公開聲稱「我是絕對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若說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贊一詞了。我對這五四 運動所以重視的，為他的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孟真：《隨感錄滯留：中國狗與中國人》，《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 月)另一位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說：「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高叫『愛國』、『賣國』的聲浪，我都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 他認為，學生的犧牲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眾自決的精神才是五四運動的實在價值。(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 潮》2卷4號，1920年5月;《晨報》1920年5月4日)當時的學者和運動親歷者都反對將「國家」偶像化。1917年胡適在《藏暉室札記》中說：「愛 國是件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在五四運 動之前，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的文章中提出「國家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武漢地區五四運動主要領導人之 一、後來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惲代英更激進地說：「國家是離間人與人的惡魔」。(《論社會主義》，《少年中國》第2卷第5 號，1920年11月)五四運動中北大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德珩回憶，1918年北京高校一部分學生組織了一個團體，最初名稱是「學生愛國會」，因許多學生認 為「愛國」是落後思想，於是更名為「學生救國會」。(《五四運動在北京》，《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3月)
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文中就公開宣告：「工人無祖國」，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1919年11月24日發出的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邀請書》中，列寧明確提出：「共產國際要使所謂國家利益服從世界革命的利益，它要體現各國無產階級的相互支援」。列寧在共產國 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國際章程》中還宣稱;「共產國際的目的在於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紅色恐怖或武裝鬥爭)，為建立一個作為完全廢除國家 的過渡階段的國際蘇維埃而進行鬥爭」。
專制者從來不是愛國者，他們心中只有權力。如今，中共把「愛國」當作五四運動的唯一標籤，不過是用權力壟斷歷史的闡釋權，把「國家」當作綁架、操 控的偶像，煽動、利用民族主義，借「愛國」之名，遮蔽自由民主思想，維護一黨專制，奴役、迫害追求自由民主的真正「愛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