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如今的中國社會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就象赤道與北極，許多事情是正好恰恰相反的，如果我們把那個時候比作炎炎夏日的話，那麼現在就好比是三九隆冬；如果那時是南極北極，現在就恰恰正處在赤道熱帶。
不說別的，就說一個小小的「怕」字吧，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最怕什麼？怕的是「禍從口出」，一個不小心說錯了話，那怕只是一個字一個詞，也會剎那間禍從天降，一下子變成個十惡不赦的「現行反革命」，不但自己要皮肉受苦挨批遭鬥，還會讓全家一塊兒跟著墜進萬劫不復的地獄。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經常上演，例如那年因為領呼「誰反對X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時，不小心掉了個「誰」字，我們地委機關一夜之間就多了三個「現行反革命」，領呼者一分鐘以前還在聲色俱厲地痛批別人，一分鐘後就角色轉移，自己反倒成為批鬥對象，一時間偌大個機關人人自危，大伙兒全都大眼瞪著小眼，徹底傻了眼。
我讀初中時，還親身經歷過這樣的一件事：那時候滿大街不閒著，到處都貼著老人家紅光滿面的大小畫像。一天狂風驟起，只見我們的數學老師急急跑過來，一見到我們就慌慌張張地說：「快，快，那邊有一個毛主席掉下來了。」
這話一出口，在場的人全都驚得呆若木雞，天哪，這是什麼言論？「毛主席掉下來了！」多麼反動透頂。怔了好一會兒，才有人反應過來，那肯定只是一張毛主席像被風吹掉下來了。於是立刻有兩個學生上前點著老師的鼻子一聲斷喝：「你在胡說些什麼？偉大領袖怎麼會掉下來？」
滿頭白髮的數學老師楞了一會，這才突然發現自己剛才說漏了一個字，頓時臉色變得象紙一樣蒼白，他慌不迭地低下頭，嘴裡連聲地說：「對不起，對不起，我有罪，我有罪，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請罪。」說罷，老頭子轉身在一張領袖像前連連躹躬請罪。幸好那時在場的人不多，又都是他班裡的學生，大伙兒沒有繼續深究下去。不然學校長長的「牛鬼蛇神」隊伍里，毫無疑問又要增添一個我們熟悉的老頭了。
可是改革開放以後情況恰恰相反，中國人不再擔憂「禍從口出」，卻整天在提心弔膽，擔憂「禍從口入」了。而且那「入」的，也不再是什麼空泛的話語，而是實實在在吃進肚子裡去的東西，譬如什麼三聚氰銨、地溝油、瘦肉精一類。搞得許多人情願餓著肚子混充減肥，也不願去敞開肚子一飽口福。
一個「出」，一個「入」，僅僅一個字，卻象一個個十分奇怪的輪迴，既反映出這個社會巨大的進步，也折射出轉型時期普遍的無奈與隱憂。
不過話說回來，當年我也偶爾遇上過幾次「禍從口入」的風波，回憶起來至今仍然記憶猶新。
一、「肥肉」風波
1966年的「雙搶」到了，這又是一個當年曾經如雷灌耳，如今卻再也難以聽見的名詞。它的全稱其實應該叫做「搶收搶種」，是江南農村一年四季里最為忙碌的時節。田裡的早稻這時金燦燦地熟了，必須馬上收割入庫，晚稻的秧苗綠油油地泛青，要在剛剛收割的稻田裡馬上插下去。「人誤田一時，地誤人一季」，這個時候那怕只稍稍延誤一天，都會直接影響全年的收成。
因此那時每年到了這個時候，信奉「以糧為綱」的舉國上下都會象是又在經歷一場人民戰爭一般地緊張忙碌。農民自然是首當其衝，整天忙得連軸轉。城裡的機關學校也不閒著，必須休學停工幾天，組織人馬打著紅旗戴著草帽去鄉下割稻子插秧。通往鄉村的主要幹道上此時墮胎如織，金黃色的田畈里到處紅旗飄揚，歌聲震天。那場面，那氣勢，用宋丹丹小品的語言來形容，就叫做「那是相當的壯觀！」
可要命的是，這「壯觀」雖然好看卻是不大好熬，因為那時正當七月中旬，是炎熱江南一年四季中最為悶熱的時節，中午氣溫常常會上升到攝氏37、8度乃至更高。成熟的稻田此時密不透風，上邊炎陽烘烤，下邊水氣蒸騰，置身其間，猶如走進了一個碩大無比的蒸籠，在裡面揮汗如雨地勞作，那滋味、那煎熬自然可想而知，直到今天讓我回憶，還常常後怕不已。
農民們勞作慣了，可能稍微好點。而城裡的幹部職工這時候就遭罪了，雖說有時只下去一、二天，但那份煎熬卻非常可怕，曬得黝黑的不說，中暑的暈厥的哪一年都少不了幾個，有時甚至還會出現個把「烈士」。我記得那年劉姓縣長的夫人去參加「雙搶」，不幸中暑死了，就被評了個烈士。不知是不是因為她丈夫是縣長，人家把喪葬規格弄得偏高了一點，還是其他的什麼原因。反正不久後「文化革命」來臨，此事成為縣長「腐蝕變質」的一樁莫大罪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眾口一詞，都說他是在假公濟私，濫用職權給自己的臭老婆臉上貼金。
說到這裡又有一個謎團浮上心頭，讓我至今都百思不解，你說當年「以糧為綱，」整個社會都在圍繞著農田忙碌，那份重視，那份壯觀，那份辛勞，那份煎熬是真真切切，可實際效果怎麼卻適得其反。越是重視，就越是年年都填不飽肚子吃不飽飯，遇上個不好的年景，還得絞盡腦汁整天尋找什麼「瓜菜代」。甚至還得提上打狗棍，拖家帶口地去逃荒要飯。可自從土地承包到農戶，一切就似乎是迎刃而解了，機關學校再不用敲鑼打鼓一年年去農村支援「雙搶」，農民們也再不用一年四季混天黑，還仍然填不飽肚皮，反而還有閒空外出去打工，去辦家庭工廠，糧食產量仍然在一年年往上增長。這裡面的變化實在是太大，我至今還說不清究竟是個什麼原因。
不過這樣在炎炎烈日下「雙搶」，還幸虧就發生在那時，如果放在今天，那肯定是不得了了不得，又成為驚天動地、牽動全社會神經的一件大事。你想想，如今嬌滴滴的「小皇帝」在太陽底下站上一會，都會昏倒暈厥一大片，假如說還要拉到農村去「雙搶」，那幾乎沒有懸念，肯定會變成一個個「站著出去，躺著回來。」再說啦，如今的孩子日常上學放學都要家長接送，一旦去農村勞動會是個什麼場面？我這兒早都替大傢伙想好了：家長們聞訊全都陪同出動，爺爺奶奶在田埂上為「小皇帝」打傘搧扇子，外公外婆餵他們喝飲料吃水果。而早已在單位請好假的爸爸媽媽們挽起褲腿，搶著下田去替子女們勞動……
行，扯遠了，還是接著回頭說那年「吃」出來的風波吧。
就在那樣一個赤日炎炎「雙搶」的日子，我們汗流浹背地幹了整整一個上午，好不容易才把那個懶洋洋卻又熾熱無比的太陽送到頭頂，可以去喘口氣吃午飯，慰勞一下自己早已飢腸轆轆的肚皮了。
不過那個時候不能自帶飯食，必須要和貧下中農「三同」，也就是一塊吃飯，一塊幹活，有時還要一塊住宿。當然吃飯不能白吃，要按照「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象當年傳說中的紅軍八路軍一樣交伙食費糧票。於是按規矩，我們分組由老師帶著去各戶農家吃飯。
記得那天一進門，幾個同學的眼睛立刻亮了，只見迎門八仙桌上放著三四碗菜，雖然大都是青菜豆腐，但中間卻亮汪汪醒目地放著一碗燉肉，那肉毫無例外是大肥膘，切成一塊塊大約兩寸的長條，在碗裡整齊地碼放著。
飢腸轆轆的肚皮不分好歹，只要是吃的都會香甜，更何況農家柴火燒的米飯格外香甜，於是同學們人人盛滿飯，等主人和同桌老師一聲招呼，便立刻如狼似虎地大嚼起來。一雙雙小眼睛全都骨碌碌旋轉，不時偷偷瞄向中間的那碗肥肉，有兩個人的筷子還不知不覺就向了那兒。
可是在我們和那碗肥肉中間，分明還橫亘著一座高山，一座很難逾越的高山，那就是老師嚴厲的眼睛，那天的支農活動由造反派組織，帶領我們的是從別處來的不熟悉的老師，年紀不大卻格外嚴肅，看見誰的筷子靠近肉碗，就會狠狠瞪那人一眼，嚇得他趕快把筷子轉向了豆腐或青菜。
這樣的攻防戰持續了好一會，中間那碗肥肉依然毫髮未缺，弄得我們心裡象貓撓一樣著急。要知道那可是香噴噴的大肥肉哇，我們已經好久沒能與它們親密接觸了。
那時候城裡的豬肉需憑票供應，普通人一周也難得吃上二次豬肉，更別說這樣香噴噴油漬漬的大肥肉了，不，那不是肥肉，而是仙丹妙藥，能好好滋潤一下我們乾涸己久的腸胃，可惡的老師，你為什麼不讓我們享受一塊呢？
機會總是垂青有準備的腦袋，中間老師要離桌去添飯，只見他剛背過身，就有一個男同學快如閃電一般伸出筷子，挾起塊肥肉三口兩口便下了肚。其他同學也不甘落後，等老師坐回桌上，就只見半碗亮汪汪的肉湯了。
老師的臉色剎那間變得很難看，狠狠瞪了我們每人一眼，只是當著主人的面沒有發作，等到離開主人家，他立刻劈頭蓋臉給了我們每人一頓狠狠的訓斥。
原來那時農家的生活更加貧困，只是逢年過節或家裡有人來幫忙，才能費盡心思搞來點肥肉，不過那很大程度上只用來放在桌上擺擺樣子，藉以表明主人家的誠心與好客的，作用就象今天祭祀時的供品差不多，只能看不能吃，當然更不能吃光的。譬如今天桌上放的這碗肉，本來是在農忙時有人來家吃飯，才每天端上來作作樣子，然後又端回去的。如今卻被我們風捲殘雲般一頓吃光了，主人家還不知該怎樣地犯愁呢。
批評到這兒，老師又挨個查問了我們的家庭出身，看樣子如果有人家庭成份不好，他還會上綱上線地狠挖「階級根源」。幸好那天除我以外，組裡的同學們大都來自鐵路新村，屬於在工人階級中也是響噹噹的「鐵老大」，成份比老師本人的還要好，所以老師只好悻悻地不再作聲了。
不過那以後等我再去農家吃飯時，都會注意不去踫中間照例會有的那一碗肥肉，因為我知道在那些油汪汪的亮光里，其實包含著那時社會太多的規矩、太多難以表露的酸辛。
二、一個饅頭惹出的風波
我曾經挨過一次狠狠的批判，那是在一個今後說起來都沒人會相信的年代。我們一群十四、五歲的孩子自己背著鋪蓋，跋山涉水幾十里路去到一個偏僻的小山村。
我們如此千幸萬苦地趕去，並不是因為那裡有什麼奇麗的風光，或者是什麼名人大家的故居。而是因為那裡的貧下中農當時正有一些十分驚人的創舉：他們在自己破舊的茅屋裡貼滿了偉人的畫像，從牆根一直糊到了天花板上。他們讓六七十歲的老太太上台背誦毛主席語錄，張著滿口沒牙的嘴高唱《學習大寨趕大寨》。他們為我們樹立了「三忠於四無限」光輝的榜樣，所以我們要頂著風冒著雨，一步一步地踏著羊腸小徑，走進那個空前絕後特殊的氛圍。
你猜對了，那個年代確實絕無僅有，是在「文化革命」高潮時期的1968年。
那個時候的人們吃不起麵包香腸，礦泉水、方便麵、肯德基什麼的，更還在大洋彼岸某個遙遠的地方徘徊，要到幾十年後才能與中國人見面。發到我們每人手裡的乾糧是「兩白」，兩斤白面饅頭，再配上一行軍壺「涼白干，」那就是我們一路的口糧。隊伍到達目的地時開水早喝完了，最後剩下一小塊干硬的饅頭實在咽不下去，我瞅瞅四下里沒人注意，就悄悄把饅頭向身後一扔，然後又聽老師們訓話去了。
也是合該我那天有事，那小半個饅頭「骨碌碌」地一滾，正好滾到了一個人腳下，那人穿一身「山寨」得很像一回事的草綠色准軍裝，胸口戴著個比飯碗還大的偉人像章，樣子雖然不太威武，卻有著一個當時在學校里至高無上，如今卻是踏破鐵鞋也覓不出來的尊貴頭銜：校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其地位與今天的校長實在不差上下。
於是在老師講話結束後工宣隊長就上台了，他把目光先威嚴地朝我所在的角落掃一眼，然後才開口說道：「革命的同學們，我們今天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可有人竟然一進村就犯了個大錯誤，大家看！」
他藏在背後的右手這時突然高高舉起，於是我的眼球就差點從眼眶裡跳躍而出了，因為我看見剛才被我扔掉的饅頭，現在竟然在他的手裡高高地出現了。
「千萬別小看了這麼一塊饅頭」。工宣隊長這時放慢了語氣，十分沉痛地說：「舊社會咱們窮人吃糠咽菜，只有地主老財才能吃上這樣雪白的饅頭。如今雖然翻身解放，可我們絕不能忘記，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勞動人民沒有解放，還在挨餓受凍，根本就吃不上這樣好的白面饅頭。今天我們就是要小題大做，狠狠批判從這塊饅頭上暴露出的資產階級思想。小王，站起來！」
我在幾百雙眼睛的聚光燈里畏畏縮縮地站了起來，心裡暗暗怨恨那座深山裡竟然全是些堅硬的石頭，沒有一條地縫可以讓我鑽進去。我有點無師自通地低下頭，聽老師和同學們爭先恐後地發言，有的說我翻身忘了本，有的說我家庭出身本來就不太好，更應該好好挖掘思想和階級的根源……
這件事讓我一直耿耿於懷，以後那個工宣隊長調離學校，我很想去校門口放上一串鞭炮，以表示對這個瘟神終於滾蛋了的無比興奮。再以後徹底否定「文革」，我又常常現身說法，用這件事說明「文革」時期的無法無天和蠻橫無理。想想看，那年我才十五歲呀，又沒有做錯什麼事，卻遭受到了如此無情無義的批判。
可是近年來不知怎地，我的心境突然間就有了些奇異的變化，如今再看見賓館飯店裡那些整桌整桌倒掉的酒席，學校餐桌上那些滿目狼藉的飯菜，海濱路旁那些慘遭遺棄的半拉子工程……我的眼前就會常常閃現出工宣隊長當年那幅嚴峻的面容，還有他手裡高舉著的那半拉饅頭，殘酷的血色在歲月的衝擊下漸漸消褪，歷史的帷幕里悄悄地閃射出來幾縷理性的光焰。
當年那種批判的形式無疑是錯誤的，上綱上線的分析也著實蠻橫無理，更別說那些憑空臆想出來的「三分之二人民在受苦」。但那位工宣隊長的話卻至少有一點是對的，那就是不能奢侈浪費！
或許我們今天的收入已經足夠買上幾千幾萬個饅頭，但遠方貧困的山村里畢竟還有貧苦的孩子缺吃少穿，許多災區的孩子至今仍在睜著無助的大眼晴。也許今天世界上沒有什麼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可非洲的荒漠裡，貪婪的兀鷹仍然在整天守侯著那些行將餓死的饑民……在這樣天差地別的世界上，我們有權利浪費麼？有麼？
「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當年老祖宗們的話如今會常常地迴響在耳畔，讓我有些惶惑有些畏懼地開始思索：是不是又該開上幾次那樣的批判會了，狠狠地，毫不留情地、上綱上線地，在我們這個乍暖還寒、卻已經開始暴殄天物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