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無路，開始了長達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在這種險惡背景之下。支撐家庭生活重擔的是無怨無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舊未能清靜，大約在1933年前後，郭沫若在外尋花問柳，染上性病，並且傳染給安娜，一時間手足無措，為此不得不寫信給恩師小野寺直助先生，懇求他介紹關東地區的專家名醫給予治療。
萬年郭沫若
郭沫若曾經在日本渡過漫長的留學生活，並且，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整整十年，可以說，郭沫若青春最好的時光奉獻給了日本。這個被魯迅罵作「流氓加才子」的大文豪，由於其文化大革命的騎牆草作風，更加上要把骨灰撒在大寨的做作表現，留給後人諸多詬話。
事情回到1911年的一天，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說，母親已給他訂了婚。女家是蘇溪鎮的張家小姐張瓊華，和遠房的叔母是親戚。因為是門當戶對，母親又親自去看過本人，說女子人品好，在讀書，又是天足。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沒經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舊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絕，只好趁這一年的年假回故鄉草草完婚。
喝了交杯酒後，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見面。揭開新娘頭上的臉帕時，郭沫若心裡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個仔細，但昏昏然只見一雙三寸金蓮，一對翹天的猩猩鼻孔。郭沫若在極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張瓊華從入門的第一天起，就嘗到了「無夫即無主」的難處。
婚後第五天，鬱鬱寡歡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這一年的暑假他曾回家居住，但每晚都睡在廂房的長凳上，絕不和張瓊華同房。這位被重重封建禮教緊緊束縛的女子，獨守閨房，孝敬公婆，對郭沫若從未產生過哀怨的情緒。
1916年8月，在日本東京的聖路加病院，郭沫若認識了年僅22歲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即後來的郭安娜)。佐藤富子的父親是牧師，母親出身於日本士族家庭，雖說談不上富裕，但在明治四十年代能夠讓女兒接受中等教育並脫離農村走向都市，可以看出佐藤的家族是開明和富有遠見的。
當時的郭沫若，是官費留學生，每月從國民政府那裡享受33日元的獎學金。在當時，幾個人合租一屋，租金只需1.5日元，而每月的伙食費8.5日元也綽綽有餘。正是在這等寬鬆的環境下，郭大文豪詩興大發，並有閒情逸緻與佐藤小姐花前月下、甜蜜私語。應當說，當時兩個年輕人走到一起是體現了自由愛情的力量，郭沫若為追求佐藤寫了100多封情書，而佐藤小姐陶醉於郭沫若的才華橫溢，毅然辭去工作與郭沫若同居，為這，在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出世後，佐藤甚至與父母斷絕了關係。
這段浪漫甚至富有一些傳奇色彩的愛情故事，最終以安娜的人生悲劇而告終。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後，安娜甚至連追悼會的新聞報導也沒有看。安娜膝下的子女，對郭沫若更是不敬而遠之。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面前這樣評價父親：「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一言既出，四座皆驚。
安娜一家，為何對郭沫若如此感冒?如此不願諒解呢?
現在許多專家學者將原因歸結為郭沫若的私生活問題。確實，郭沫若在個人私生活方面是相當糜爛的，當年他作為官費留學生，在日本拈花惹草，這裡不多詳述。典型的案例如：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安琳，1927年10月，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兩人度過短暫的蜜月時光，後來此事無疾而終，安琳下落不明。
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走投無路，開始了長達10年之久的日本流亡生涯。在這種險惡背景之下。支撐家庭生活重擔的是無怨無悔的安娜，而郭沫若的六根依舊未能清靜，大約在1933年前後，郭沫若在外尋花問柳，染上性病，並且傳染給安娜，一時間手足無措，為此不得不寫信給恩師小野寺直助先生，懇求他介紹關東地區的專家名醫給予治療。
郭沫若在日本玩得更大的當屬和於立忱之間的一段情。於立忱出身於名門，是民國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出身於書香門第的於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閏秀。作為《大公報》記者，大約在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在東京的日子裡，郭、於兩人過從甚密，據說於立忱後來參加東京的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於立忱突然自殺，留下了「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的絕命詞。
於立忱之死，至今仍是一個迷，但與郭沫若有密切關係，這點不容置疑。據謝冰瑩的回憶，於立忱曾經為郭沫若而墮胎，郭沫若拼命追求於立忱三年，口口聲聲稱與安娜沒有感情，決心要擺脫安娜，但於立忱懷孕後，郭態度突然改變，吞吞吐吐敷衍。於立忱由此大徹大悟，明白郭原來是這麼一個人格掃地的人物。謝冰瑩的回憶是一家孤證，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繼續考證。但於立忱的自殺，是郭沫若一塊難以擺脫的心病。郭回國第四天，就前往中國公墓憑弔於立忱，並很快與其妹妹於立群相識，當於立群將於立忱的遺詩轉交郭沫若時，郭沫若雙手微顫，竟一句話也說不出。出於對於立忱的負疚之情，郭沫若坦言要將愛她姐姐之心轉移到於立群身上。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郭沫若對於立忱是投入得很深的。
因為於立忱的關係，郭沫若對《大公報》的感情變得相當複雜。起初郭對《大公報》欣賞有加，後來《大公報》當家人張季鸞追求於立忱，郭非常感冒，兩人遂成為「情敵」，郭就再也沒有說過《大公報》一句好話。於立忱既逝，抗戰期間張季鸞和《大公報》主編王芸生到武漢，郭陪同遊玩，正當小船離開小島之際，王芸生開玩笑說：「郭先生，可不要腳踩兩隻船啊」。一語雙關，搞得郭沫若「滿臉通紅」，從此留下對王的憤恨之心。王芸生在文革期間吃足苦頭，這是後話。
有必要指出的是，郭沫若既然如此喜歡於立忱，那又為何臨陣脫逃呢?許多人將之歸結為郭沫若的家庭責任感，郭沫若曾經也作過詩，說自己就象是只風箏，欲往高處飛，但最終仍有繩子束縛著。
在這裡許多學者將之歸結為郭沫若的家庭責任心。但只要看看郭沫若1937年回國後，斷絕與安娜一切聯繫，與於立群再結秦晉之好，就可以看出所謂郭沫若的家庭責任心是虛幻的。筆者的推測是：不是安娜的賢妻良母，也不是孩子們的嗷嗷待哺牽住了郭沫若的心，而是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對郭來說是塊有用的擋箭牌。當時的郭沫若有其算計，如果拋棄安娜投入於立忱的懷抱，那麼說不定日本憲兵哪天就會驅逐他們出境。而當時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對郭的通輯令仍然有效，因此，出於保身的目的，郭沫若選擇了留在安娜的身邊。
對於郭沫若的風流本性，安娜作為傳統的日本女性，抱有相當寬容和忍耐的立場，據郭沫若自己寫的文章回憶，安娜當時對郭沫若與安琳之間的「革命伴侶」關係了如指掌。安娜非常平靜地向郭問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認愛安琳。安娜望著熟睡的孩子們說，是我阻擋了你們的結婚，如果沒有這幾個孩子，我會成全你們的。
在男女問題上，安娜的忍耐是有目共睹的，既便是郭后來患性病，即便是郭與於立忱鬧得風風雨雨，安娜能忍都忍了，能寬容的也都寬容了。但人到晚年，安娜及其家人為何要「冷眼」面對郭沫若呢?這其中仍有隱情。
1937年，郭沫若獲得蔣介石的恩赦，終於可以返回中國。蔣介石為何寬恕他，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可信度比較高的一種是：郭沫若在甲骨、金文研究方面的成就引起了日本政界頗具發言力的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注意。1934年上海《社會新聞》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園寺》一文，稱西園寺十分讚賞郭的古文字研究才能，特地在別墅中親自設宴招待郭等等。1937年，國民黨內的親日派張群、何應欽等人希望進一步溝通與日本的關係，郭沫若與西園寺的特殊管道或許派得上用場。因此請示蔣介石取消對郭沫若的通緝令，讓他回國再作安排。
郭沫若接此消息，樂不可支，回到國內，蔣委員長親自接見，郭大文豪頓時一股暖流湧上心頭，連夜寫就美文《蔣委員長會見記》，此文雖不長，但以肉麻的口吻稱頌蔣的手是如何的溫暖，眼睛是如何的明亮，抗日的決心是如何堅定等等，文革中郭吹捧毛澤東的那一套，在這裡已顯現雛形。
郭沫若在文章中描繪了他如何依依惜別，如何親吻安娜的額頭，如此凝視熟睡的孩子，如何忍痛拋家棄小投身抗日洪流等等，寫得纏綿，寫得摧人淚下，有詩為證：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余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的這套春秋筆法，安娜在晚年給予明確的否定。郭沫若是瞞著安娜，偷偷回到了中國。作為安娜，身為郭家的人，死為郭家的鬼，風風雨雨那麼多年，共度難關，對於郭沫若回國抗日的主張，安娜肯定會做出尊重的選擇，至少，她決不會將郭沫若出賣給日本憲兵，在這裡，郭沫若為何又要如此匆忙地落荒而逃呢?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郭又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祖國，安娜這張日本牌，在郭眼裡已沒有太多的利用價值，當年他想和於立忱結秦晉之好而不可得，這回他終於有了機會。郭沫若在抗日的崇高口號下，實際上是堂而皇之地將安娜與孩子們無情拋棄掉。
郭沫若回到中國後，馬上與於立群搞得火熱，在漫長歲月中，他竟未給安娜寫過一封信，寄過一文錢，任這群孤兒寡母輾轉掙扎，受盡人生磨難。1947年，《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在東京見到安娜，當時安娜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飢。安娜悲極哽咽，痛訴郭沫若的無情與冷酷：「鼎堂(郭沫若)不應該是這樣。……他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能，這也是藉口胡說，這裡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蔣介石……」
安娜的這段哭訴，已明明白白地透露出郭沫若是存心拋棄安娜與孩子這個客觀事實。在這裡，有這樣一個問題：郭沫若為何要做得如此絕情?如果他要追求愛的自由，當年和安琳、於立忱之間的事，安娜根本就無力阻攔，郭沫若根本無需如此興師動眾。再說，郭沫若可以甩掉安娜，那五個孩子畢竟是親骨肉，虎毒不食子，何況人乎!
要解開這個謎底，仍需聯繫當時的政治環境。郭沫若回國後，他很快積極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創作素材，這是郭從十九路軍的指揮者陳銘樞那裡聽來的。這素材說的是十九路軍有位團長與日本女子結了婚，兩人相親相愛，家庭美滿。「一·二八」事件那天晚上，是他在閘北打響了對日抗戰的第一槍。「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他決心奔赴國難，與妻子離婚。在離婚席上，妻子當著證人的面對丈夫說：「你是軍人，處在國難嚴重的時刻，正是你應該效命疆場的時候，請你不要顧慮我……」
郭沫若說起這悲劇素材時情緒相當激動，可以想像，這裡多多少少滲透著他的影子，但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在這裡有明顯地將拋棄安娜的行為合理化的潛在動機，同時，這對恩愛的團長夫妻，為何一定要走向離婚的結局呢?難道不離婚就不能去抗日嗎?在這裡，郭沫若沒有做出具體的解釋，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將給他的未來政治仕途帶來負面影響，這點郭沫若有相當的認識，因此，快刀斬亂麻，儘快與於立群結合，徹底切斷與安娜的一切聯繫成了郭沫若自我獨善的最佳選擇。
知書達禮的大家閨秀安娜，他可以寬恕郭沫若的不檢點，但當她徹底明白郭沫若這種自私的本性時，她的忍耐也達到了極限，她至死無法原諒郭沫若，大概在這裡可以找到真實的答案。
郭沫若對不住安娜，他實在是沒有臉面面對安娜。1951年，安娜要求見郭一面，郭託辭拒絕。當時的安娜可能是氣不過，直接衝到了北京西城大院胡同五號郭家大院。郭沫若回家見到安娜就如老鼠見了貓，推託去換衣服從後門「落荒而逃」，並向有關部門求助如何「擺平」安娜。安娜徹徹底底看透了郭沫若的為人，以後再也沒去找郭的麻煩。倒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看不下去，先是給了安娜一個副部級的待遇，並將她安置在大連，委託大連大學的校長李一氓全面照顧安娜的生活，毛澤東在開會見到郭沫若之際，偶爾還會關心地尋問郭是否給安娜寄了生活費。
上世紀70年代，安娜曾回日本省親，主要是為了處理留在日本的房產。回中國後，1975年她去北京見了郭沫若一面。彼此年紀都大了，許多事只能封存於記憶中。安娜面會郭沫若的目的是向他通報日本房產處理的事情。這多多少少有點先斬後奏的味道。但安娜有相當的主見，在日本受了那麼多苦，她有權來處理這房產，但處理完畢，向郭沫若通報一下，安娜認為這是必要的禮節，這裡可以看出安娜的良好修養和素質。郭沫若在這個問題上，對安娜的做法沒有任何不滿，他一直保持沉默，或許這是他最好的選擇。這是兩位老人生前的最後一次見面，他們回憶了當年在日本的生活片斷，氣氛是相當好的。
1994年8月，安娜在上海去世，享年百歲。安娜結束了她波瀾起伏的一生，但她對郭沫若的愛與恨，作為一個永恆的話題，仍將延續下去。
1988年，北京文藝版《郭沫若傳》詳細記錄了郭沫若的幾位婚外情人：
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下落不明;
於立忱(1912-1937)，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
黃定慧(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定居山西省;
妓女×××等，姓名不詳，只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並殃及安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