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因言論罪被抓捕，最後被判了3條罪名：「惡毒攻擊中央首長」，因為講了領導人的笑話、傳播「小道消息」；「裡通外國」，因為和一些法國留學生聊天；「陰謀叛國投敵」，因為曾經想留學法國學西方藝術史。就這樣，他進了死刑號。2010年4月12日《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吳虹飛、覃憲秋，原題為《張郎郎在死刑號的日子》。
遇羅克全家福，文革期間遇羅克與張郎郎曾是獄友
2010年2月，共和國國徽設計者張仃辭世，兒子張郎郎從普林斯頓大學飛回奔喪。談論生死，共話往事，原來這個還有些英俊的、喜歡說笑話講故事的老頭兒，曾經是詩人郭路生（即食指）的引路人、遇羅克在死刑號的獄友、陳丹青的教員，並與國大陸下詩歌運動淵源深切。
1943年11月，張郎郎出生於延安，在「馬背搖籃」里長大，是名副其實、根紅苗正的「紅二代」。他跟著一路打仗的部隊進了北京，在像「育才」、「一〇一」、「四中」這樣幹部子弟成堆的學校上學。那個飢餓而又狂熱的年代，無數少年被壓抑住的光芒，他卻輕輕巧巧、活活潑潑地如數綻放出來了。
1962年，還是中學生的張郎郎在母親陳布文（曾為周恩來秘書、國務院秘書，當時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文學）支持下創辦「太陽縱隊」地下詩社。
詩社成員多半出身於幹部家庭或藝術家庭，對社會上的殘酷和嚴峻「不甚了解，至少覺得與我們無關」。而他們享有的書籍、畫冊、電影等「精神資源」則遠遠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創作欲極強，很想找機會表現一下」。
這原本只是一個文藝沙龍。「秘密寫詩，只是怕別人破壞我們的遊戲。但我們也沒想用詩來反對『現政』。我們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張郎郎完全沒有料到，此時關於大學動態的內部資料早就把他描繪成了流氓般的「資產階級文藝青年」。
在當時諸多的文藝小組中，上面認定了兩個「成形的組織」，一個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個就是「太陽縱隊」。
1964年，有關方面發現「X社」策劃到法國去，馬上實施抓捕。郭世英被送去勞動了一段時間。1968年，他被隔離審查、毒打，最後墜樓而死。據稱死時身體仍綁在椅子上。
「太陽縱隊」的命運不比「X詩社」強多少。
張郎郎因言論罪被抓捕，最後被判了3條罪名：「惡毒攻擊中央首長」，因為講了領導人的笑話、傳播「小道消息」；「裡通外國」，因為和一些法國留學生聊天；「陰謀叛國投敵」，因為曾經想留學法國學西方藝術史。
就這樣，他進了死刑號。
後來張郎郎撰文回憶：「可能和我天生好說笑話有關，可能和我曾經組織過一個寫詩的沙龍——『太陽縱隊』有關。前者屬於『亂說』，後者屬於『亂動』。前者是企圖『言論自由』，後者是企圖『結社自由』。」在那個年代，這顯然是奢望。
和「太陽縱隊」沾邊的人，都被批鬥、關押、審查。和張郎郎接觸較多的親戚、同學、朋友幾乎無一倖免。許多人因此改變了一生。
坐了10年牢，「文革」結束，張郎郎獲得平反，死裡逃生。
在中央美術學院教了兩年書之後，1980年，他去了香港，9年後去了美國。
他成了一個流浪者。「我的心最寧靜的時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動旅行，還是被動逃跑。」
期間，張郎郎曾在深圳駐足。寫作的欲望蠢蠢欲動，一氣兒寫了幾篇東西。同時，和日本人合編有關中國商業法律的書。每天，他背著手走來走去，口中念念有詞，兩個打字員就瘋狂打字記錄。上半天，找3個人的飯碗；下半天，找他自己的夢。
在美國時，他曾和兩位朋友商量，每人出兩萬美金，在紐約上州買一個老農場，在那裡當專業作家。沒事兒就使勁寫，寫累了就去干農活兒，「鍛鍊身體的功夫，就生產出每日的糧食」。
兩位朋友興奮萬般，他們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怎麼上班，怎麼上學？誰陪你們瘋啊？
不管怎麼說，張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我將來一定要有一塊大自然中的、屬於我的土地。我將和它血肉相連。重要的是只要有這麼一塊地，你可以從心底自然地、實實在在、時時惦念著它。」
如今，那麼多年波折磨難過後，他還會不時笑出聲來。到處有人請他喝酒，健康自在地遊歷，時不時揶揄荒誕的時光，這是歲月給他的最大的優待。
「反動分子張郎郎逃脫不了」
「太陽縱隊」不是政治組織，而是一個詩歌沙龍。後來，郭路生和另一個朋友郭大勛也加入了。那時我們已經是大學生了，他們還是中學生。郭路生很樸實、很謙虛，覺得我們已經算詩人了，很願意跟我們玩兒，我們就覺得他太小——誰也沒想到他以後會變成挺有名的詩人。後來他寫了《魚兒三部曲》，我看了就覺得，哎，這孩子真有點兒靈氣。他也特高興，覺得找到了詩的感覺。
「太陽縱隊」還有我的弟弟張寥寥。他跟芒克、北島他們都是朋友，一塊兒寫詩，還有魯雙芹。我被抓到監獄後，他們又組了一個沙龍，現在有名的詩人基本都在那裡。包括根子、多多，都是和他們同一撥開始寫詩。
北島初期的詩歌，像是格言體，有些憤怒，要講一些深刻的話語。北島會寫詩，但他是個老實人，特木訥。我們搞活動，一般要有北島的詩，他是個符號人物嘛，有人會說：「郎郎，北島的詩你來念吧，他念沒勁。」北島也沒轍。我們是好友，但也不客氣，說，這麼有名一個詩人，一不會浪漫，二不會幽默，好像慘點兒。
1968年春天，有我照片的通緝令出來以後，我就決定離開北京了。有一陣藏在石油學院附中，郭路生經常到我那兒去。一次他和另一個詩人王東白一塊兒來。王東白拿來一個本子，讓我給他寫首詩帶走。我正要逃跑，哪有靈感啊，我說，就給你們寫個題目吧，就寫了「相信未來」。後來有一次聚會，郭路生還說那個本子應該給他，因為最後是他把這個題目寫成詩的。現在也不知這個本子藏哪兒去了，也許王東白還留著。但他和郭路生「文革」中都受了一定刺激，我被抓了之後，他們也被抓了，後來精神都有點兒不太健康。
我離開北京前，郭路生和一個朋友非要送，約的是在北海見最後一面，喝杯啤酒算是告別。但我沒去。滿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標語「反動分子張郎郎逃脫不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掌」，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點兒不太現實。後來郭路生的朋友回憶，他們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沒有出現。其實我已經跑了。
通緝我的原因一是「太陽縱隊」這個組織，還有一個，是我愛給「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組織者是北大附中、清華附中等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的負責人，多為高幹子弟、烈士子女。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衝擊公安部，要求釋放其成員，被判定為反革命組織，遭到打擊。）那些小孩講故事，「江青和毛主席結婚時組織不同意」，那些小道新聞其實大家都聽說過。「小聯動」到處去散布，江青很憤怒，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就查到背後有大學生，說我是「聯動的思想後台」。實際上我只是教他們念詩、唱歌，之前他們接觸不到那些。現在，都過去50年了，當年我教的歌，有些歌詞他們還背得下來。
通緝令出來時上面有我的兩寸照片。一夜之間，被北京的「聯動」全都劃拉下來——就沒有照片啦，上頭非常憤怒。後來想想，這種古典的情義，現在這個物質社會是不會發生了。《血色浪漫》跟我們那些故事比差遠了。只是我們的故事還不能拍成電視劇，因為牽扯到很多意識形態。
我就和女朋友蔣定粵（抗日名將、淞滬抗戰中方指揮官蔣光鼐之女，後嫁給萬里之子萬季飛，生有女兒萬寶寶，現定居美國。）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個好地兒，就藏在龍井村，真正產龍井茶葉的地方，以為能躲過這一劫：全國那麼多村子，誰會知道我們在那個村子裡？
蔣定粵犯了一個技術性錯誤。她怕父母不放心，寫了一封信，說我們現在很安全，在什麼什麼地方。她母親覺得我們在外邊跑不合適，那時候中國還是很傳統的，就回信說，你們倆結婚，免得別人說話不好聽。我想，沒有家裡人來參加也不能隨便結婚，5月1號，找一些朋友作為證人訂了婚。
我們以為通緝我們的就只是「聯動」的敵對派，沒想到是警局。所以信馬上被他們拿到，按圖索驥，5月14號就把我們抓了，最後婚也沒結成。
被抓回來前，全國為這個案子抓了沒有1000人也有幾百人。我跑了50天，大家以為我逃到國外去了，不管是不是我說的，全都說是我說的，我被抓進去時已經不需要我的供詞了。「這條說過沒有？」「好像沒說過……」打！「說過說過……」當時講3條攻擊中央首長的就可以判死刑，給我弄了100多條，夠槍斃幾十次了。
他們來審我和「老七」，清楚地說，那麼多反革命謠言，你告訴我們誰告訴你的，你就是傳謠者；找不出造謠者，那你就是造謠者。造謠的罪行跟傳謠可不一樣。我們不知道會判死刑，覺得要是咬出別人這輩子良心過不去，反正我們是倆學生，頂多判個10年，不約而同咬定是自己編的。
馬列原教旨主義者遇羅克
1968年6月被關進牢裡。
關在我旁邊那個人是個「歷史反革命」，瘦得很。我剛進去，他就跟我說，你要沒什麼殺人放火的事兒，該招就招，因為你受不了刑。我說，好，知道了。結果沒兩天那人就被打死了，報上去說，這人是自殺。他有了這個經驗也沒用。
那年10月或11月開始和遇羅克關在一個房，到第二年5月，差不多一塊兒關了半年。我們是兩個陣營里的人，關在一起是有意讓我們在爭鬥中互相揭發，因為我們24小時在對方視線里，比夫妻還親密。
遇羅克身高一米七幾，有點羅鍋，深度近視，微微謝頂；後腦勺很大，從側面看，就像一個平行四邊形，或一個大冬瓜；長手長腿和大螳螂似的，動作可笑。別人笑他，他也一塊兒笑。一看就知道他是很聰明的人。
遇羅克笑眯眯走過來：「聽說你是中央美院的學生？咱們認識一下。我叫遇羅克，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一走字的遇，羅霄山脈（井岡山根據地所在山脈）的羅，克服困難的克。」
我知道他是因為一篇轟動全國的《出身論》而被捕的。他父親是「右派」，學習再好他也考不上大學，就感覺這社會不平等。而我父親當時是中央美院負責人，沒被打成「右派」過，但「文革」受衝擊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他當年坐過國民黨的監獄，「文革」中只要坐過國民黨監獄的都是「叛徒」，反正所有罪名都有了。如果他沒出事，我可能也不至於進監獄。
熟了之後，遇羅克說，一聽我要和他關在同一個房他特高興：過去在社會上競爭不公平，現在終於平等了，都是犯人。很多幹部子弟在外邊趾高氣揚，他想看看誰厲害。所以一開始他對我不算友好，只是好奇我為什麼會被抓進來。
他以為我肯定是血統論的支持者。我說我從一開始就沒同意過血統論。他很意外，問為什麼。我說我看過一部德國電影，講的是二戰之前德國排斥猶太人的情況。血統論跟德國法西斯排猶沒什麼區別，印度用種姓劃分人的高低都是錯的，現在要以出身來劃分，不是倒退了嗎？這成了他和我化解敵對情緒的轉機，但他還是半信半疑。
然後，他就跟我談人的哲學思想和基本框架。我發現他其實比我馬列主義得多，他相信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我說，你說的那些都多少年前的事兒了，我們都看薩特、存在主義。他根本沒聽說過，在我解釋之後說：這叫什麼哲學！這是一幫法國小知識分子的狂熱！你根本沒有真正讀懂過馬列。要是想真正了解馬列主義，我可以給你補課。他的意思，他是捍衛革命理想的人，馬列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
所以我們沒有變成敵人，而是變成了思想辯論的對手。他發現我並不是個以革命貴族子弟自居、被慣壞了的紅孩子——他後來和同一階層的犯人聊不到這層次。
當時牢房裡很多來自底層的犯人特別崇拜他，覺得他代表他們的利益。我去之前，遇羅克已經給他們辦班，普及馬列基本原理。我們辯論一緊張，他們以為我們要打架，想收拾我。遇羅克就說，「算了算了。」
牢房有個老幹部有一部延安時期出的《毛澤東選集》——解放後出版的改了很多。他是個老紅軍，知道我是延安生的。遇羅克就說：「你跟他借，他肯定借給你，他不肯借給我。」我就跟老頭借，悄悄給遇羅克看。他認真地把兩個版本的差別全記下來。
在牢裡都要學《毛選》。我倆挨著坐，一人一本《毛選》，好像在讀，其實在說話。有時其他犯人知道我們要交談，就把牆角看守看不到的座位換給我們。
監獄裡的營養是不夠的。北京的條件已經比外地好很多，也就是早上兩個窩窩頭，下午兩個窩窩頭，偶爾有點鹽水煮的菜湯。極度飢餓中，見到任何東西，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東西能不能吃啊？抓到壁虎，大家立刻問：「這能吃嗎？」要是鳥飛進來那肯定要吃掉的，老鼠也一樣。但那麼飢餓的時候，遇羅克照樣聊形而上。
他的預審員外號叫「丁大個兒」。他說：「遇羅克是個花崗岩腦瓜兒的獄油子！」因為他簡直是一個訟棍：了解中共的各種法令、規定、條例，審訊的各種方式、手段以及不成文的程序，所以往往能找出預審員違法、違章的破綻。他甚至知道預審員們的姓名、背景、性格、脾氣，還幫助犯人應付提審，免費當律師。
我和他訂下合同：每天休息時間，輪流選擇一個自己熟悉的題目，講給對方聽。我給他講「西洋近現代美術史」，抽象派、印象派之類，他全背下來。他給我講「世界電影現狀」，講得那麼內行，術語和統計數字運用自如。我說你又不是學電影的，怎麼知道那麼多？後來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間房從別人那兒換來的。他一直在學，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知識。但我給他講《麥田裡的守望者》、《向上爬》、《在路上》，他越聽越不高興：什麼亂七八糟的這是。
他特別天真，特別愛幻想。有人告訴他，陳毅看了他寫的東西，覺得不錯。他就給陳毅寫了封信，托弟弟妹妹交給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後來他了解了我的案子，說：「你的案子很複雜，等我出去了，幫你去找找陳毅。」
當時我們把可以想到的最重的罪行都加在一起，也沒想過對方會被判死刑。客觀地說，遇羅克根本不用死，他是自願去赴死的。他經常跟我說，他最喜歡的詩是「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他有種盜火者的心理，覺得像他們這樣所謂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犧牲的勇氣。他想做這樣一個先例。
隨時會被槍斃的愛人
我們一起呆了半年，1969年夏天，被分到不同監獄。1970年2月9日大年初四，又一起到了死刑號。
那天晚上，我以極快的速度，在腦子裡把一輩子的經歷過了一遍。也許明天早上就要走上刑場了，現在不想，以後就沒機會了——到底我做錯了什麼？
死刑號里，每個人都是單間，見不到面，只能通過聲音交流。我們這些新來的人處在一種強烈的震撼中，竟然用開晚會的方式抵禦恐懼。檢查的人來了就裝睡，走了我們就小聲地哼唱。我唱了蘇聯歌曲《光榮犧牲》，「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你英勇地拋棄頭顱……」一時之間，一股熱血衝到胸前，我不能自已地用義大利文高聲唱道：「哦，我的太陽，我的太陽，那就是你！」
沒有人睡覺，因為不久就要長眠了。我們平靜地聊著各自的案情，有人忽然說，「要是家裡人知道咱們最後還開了晚會，樂樂呵呵的，那就好了。」於是我們挑了個最有希望活下來的孩子，讓他出去後把最後的晚會的情況轉告我們的家人。
但事情沒這麼簡單，我們還得接受各界人民批判，我馬上明白了：殺雞儆猴嘛。
那陣，每天除了睡覺時可以短暫地忘懷，醒來一剎那，看到陽光，喜悅了幾秒鐘，立即明白，我是一個隨時要被槍斃的人。
睡著也是在做噩夢。黑暗中，被橫七豎八的水泥、鋼鐵碎塊夾在縫中，被漫上來的地下水漸漸淹沒、窒息，無法逃脫。那種痛苦是非常具體的。
後來「老七」的叔公王鶴壽（曾當選為中央委員、中紀委常務書記、第二書記。參加領導審查林彪、江青兩個集團案件，及平反劉少奇、瞿秋白、潘漢年等重大冤假錯案的工作。十三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說，其實我們的槍斃決議已經通過了兩次，幸虧周恩來說要留下活口，才沒有槍斃。所以，我總懷疑我做那些噩夢時，中央正在開會決議。
很多人在垂死掙扎。有人向上面報告說有祖傳的秘方要獻給國家。寫完了交上去，他又報告了，說胃寒的病人才能吃，胃暖的不能吃，就怕弄錯了到時候更不行。我們就想，這完全是生死一線的事。有的人當時就瘋了，也有可能是裝瘋，看看能不能用這個辦法求生。我當時想，一定不能讓人覺得我有多慘，一定要給大家一個微笑，優美地走完那一步，保留最後那點尊嚴。
死刑號里有一個女囚叫孫秀珍，長得很美，溫柔優雅、毫不張揚。她曾嫁過一個男人。從北京醫士學院畢業後，分配到挑花廠當廠醫，認識了同是廠醫的田樹雲。田樹雲展開激烈的追求，立誓娶她。她和丈夫離婚，廠里家裡罵聲一片，田樹雲卻跟另一個出身好的姑娘結了婚。「文革」中，田樹雲日子不好過，又來找她，說他已經和蘇聯接上頭了，讓她幫他定期把信投到蘇聯使館的汽車裡，以後一起遠走高飛。孫秀珍投了19次信，最後兩人雙雙被捕。
還在監獄學習班時，我就被她迷住了，開始給她寫情書。我們聯繫的方式是在倒土時用圖釘把情書釘在裝土的箱子下面。
她寫給我的情書也很熱情。我們都知道這種愛沒有任何結果。她比我大，還有個孩子——我出來了才知道。她跟同房的李世佺說過，就算我們出去了，郎郎知道我的情況之後也不會娶我。
但當時我們覺得，至少還有人愛你，是很大的安慰。
現在我們已經是死囚了，她給我的感覺是心如止水。
她被槍斃的前夕，我們作為同一場批鬥的主角，終於有了一次肢體接觸——之前我們寫了那麼多的情書，卻沒有機會相互觸碰——那是在去體育場參加批鬥會的車上。我們背靠背坐著，儘量地貼近對方。在那些日子裡，這是我們惟一的甜蜜。後來我跟北島他們講這件事，他們說，這是生命和鋼鐵機器在作不對等的抗爭。
孫秀珍，這麼美的女性，連自己幹了什麼都不知道，最後完全是被無謂地犧牲了。像這樣傻乎乎的女孩兒，在那個時代死了千千萬萬，沒人為她們說話。最慘的是，李世佺出來以後，去找孫秀珍的父母，說可以申冤。她的父母不同意，說這是個恥辱，我們要永遠忘掉。如果我不提，你們根本不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叫孫秀珍。
在大的政治動亂中，個人就是犧牲品。你最好當一個旁觀者，或者當一個記錄者，那比犧牲更有意義。你犧牲了，當時很多人哭了，完了大家都要過自己的日子，誰還會記得那些死的人？只有他媽媽爸爸才知道。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白鼠，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我們年輕的時候，常常什麼都不知道就被犧牲掉了。
我堅信的一點是，要抵抗暴力、抵抗醜惡，而不是比它更厲害，否則在這個過程中你也會變得暴力、變得醜惡。
你就喜歡那個美的東西，別弄髒自己。你老是要跟它鬥爭，最後會發現你和它沒有什麼區別。
我們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許多人被拉走了，我記得名字的有：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濤、王文滿、朱章濤等。最後兩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執行了。那個我們還指著他給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帶走了。
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靜。我預感到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要是眼睛累，你就閉上」
監獄裡每年都有一個節目：過年前一天有個寬嚴大會，槍斃幾個，或者提前釋放幾個。1977年12月31日，正在牢裡分糖吃，監獄的人對我說，我可以回家了。
我到門房脫下囚服，換上自己的衣服。到了門口，看到一輛吉普車，哥哥和母親站在那兒。我說，你們已經來很久了？他們說，來了一會兒了。沒人哭，也沒人說那些傷感的話。
監獄裡的顏色很單調，回來這一路上，看四周的環境真是眼花繚亂。我媽就說：「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閉上。」我說：「沒事兒，挺好看的。」
到了家門口，我爸來開門，說：「郎郎回來了。」我爸媽很細心，給我收拾了一間屋子，裡面是素色的。還買了個磚頭式的錄音機放在那兒，有兩盤俄羅斯民歌的帶子。說：「你先躺躺，休息休息喝點兒水。」就這麼到家了。電視劇里應該抱頭痛哭，我們家沒這事。
剛出來的時候不適應的太多了。晚上睡覺，我媽過來看，要給我關燈。我說別關，我10年沒關過燈了，突然黑了會不適應，覺得一下陷入深淵。
出門根本不會過馬路，而且不習慣後邊沒有人跟著。在監獄裡你到哪兒都有警察跟著，覺得他們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突然沒了，空蕩蕩很奇怪。
我變得不怎麼會說話了。其實在監獄裡經常跟別的犯人聊天，只是語速和說話的內容跟外邊完全不一樣。艾未未的哥哥接我出去吃飯，他們說那會兒我面色蒼白。
好在沒過多久又沒事兒，變回來了。
出獄兩年之後，1980年，我就離開了中國。原因特別簡單：這批案子的幾百人到警局要求銷毀審訊記錄和檔案，就我和「老七」的他們不肯銷毀，說是我們並非「判決無罪」，而是「證據不足」。那意思就是這案子還沒結。我們當時也想不到中國變化那麼迅速，要是過幾年又折騰一回呢？就決定，為了安全，合法地飛走。
當時很多人出去都是為了安全。出去後大多數人都過得不行，靠各方面的救濟，後來允許回來，又大批跑回來。我屬於特別能謀生的人，能混入各個大學去教書。一次北島來普林斯頓，我們給他安排了一個演講，他講的是流浪者的心態。有人說，「你到美國了都有飯吃，多好啊。」他就說，「你不明白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真正的心理。」很艱難，活不好。後來「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楊沫之子馬波）他們為什麼千方百計想回來？就是實在熬不下去了，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