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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市委書記出醜說被膜拜的延安真相

延安整風。

5月24日,陝西延安日報社一片混亂,不僅忙著刪除一則報導,而且竭力要追回當日發行的《延安日報》。原來在當日頭版頭條的“延安5·23音樂節盛大開幕”報導中出現了眾多錯誤:陝西省常委、延安市委書記徐新榮在致辭時稱,正是在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下,冼星海等藝術家才創作出了如《黃河大合唱》這般“振聾發聵的時代強音”。另一個致辭的教育部藝術委員會秘書長曹瑛的發言稿則更為搞笑,也點出了徐新榮出醜的原因:“77年前,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第一次……80年前,慷慨激昂的《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

原來,《黃河大合唱》是1939年創作的,而毛的講話則是在1942年。兩個中共官員在捧臭腳的時候,卻不小心讓毛穿越了三年,去指導冼星海等人。這難道不是咄咄怪事?雖然極有可能是秘書們的漫不經心讓兩個官員丟了臉,但他們又何嘗不是漫不經心?或者說根本就不把中共的黨史放在心上。這樣的中共官員在八千萬黨員中絕對不是少數。

兩個官員在出醜後是否會被中共處理,並不值得關心,筆者倒覺得在中共一再推動紅色旅遊的大背景下,應該說說被中共洗腦後,對所謂“紅色聖地”延安頂禮膜拜的中國人不知道的發生在那裡的一些事情。

中共在1935年北上逃跑,最終在陝北落腳後,就將延安當成了其盤踞的根據地,直到1949年竊取政權後進入北京。在延安的十三年中,中共是七分發展,兩分打國民黨,一分抗日,留下了很多不光彩的印記。

一、毛利用延安整風運動,確立了自己的權威,為文革做預演。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2000年由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撰寫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和中共黨史專家何方所撰寫的《黨史筆記》已然做了詳盡的敘述和分析。簡單來說,就是在毛1942年發表若干講話後,中共開始了在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各解放區的整風運動,即審查幹部作風。

在這場運動中,毛是極盡其所能,甚至採用了一些流氓手法,比如公然篡改黨史,將有礙自己形象的如吹捧“蔣委員長”的文字刪除;不顧政治道德的“引蛇出洞”;使用流氓語言,批判其他中共留過蘇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稱他們是“連豬都不如的蠢貨”。

而在運動中,中共還採用了欺騙恐嚇、詐騙口供和酷刑折磨、刑訊逼供等手段,使不少人屈打成招。據說,當時偌大的延安城,晚上聽不到一點聲音,完全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

通過整風運動,與毛持有異見的人如張聞天、王明等,均遭到了清洗,毛初步確立了自己的權威,當時的延安就響起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吹捧毛的《東方紅》也是那時改編的。

此外,整風運動中還出現了大量冤假錯案,錯殺了至今尚無確切統計數字的無辜者。後來逃亡蘇聯的王明在其《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就指延安的整風運動是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演習”。不過,二者不同的是,文革是處在毫無外患內憂的和平時期,而延安的整風則是處在全民抗戰、國家存亡絕續的關頭。中共之所以在國難當頭之時,膽敢如此整風整人,大興冤獄,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因為它不抗戰、假抗戰所致。

也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毛和中共還為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齷齪的經驗,如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像“引蛇出洞”、“另起爐灶”、採取激烈手段在達到目的後道歉等。上述種種手段和經驗,在中共其後六十多年的專制統治中得以不斷運用,甚至登峰造極。

二、中共在延安種鴉片,並通過毒販賣給國統區,戕害中國人。

中共為了獲取資金,喪盡天良在延安秘密種植鴉片,中共宣傳的所謂“大生產運動”和中國人熟知的那曲“花籃里花兒香”,其實說的就是種鴉片。而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的任弼時,在當時任鴉片專員;那個被毛說成其死“重於泰山”的中央警衛團戰士張思德,也是死於燒制鴉片。

關於這段歷史,蘇聯和台灣的秘密檔案均有記載。而5月2日,海外明慧網的一篇題為“老伯終生保密的故事”更披露了一個不見於史書、但卻令人震撼的真相,那就是七十多年前為中共效力、幫助延安販賣鴉片的所有毒販,在中共竊取政權後,全部被秘密處死。這位老伯是一個地區販煙土的負責人。他所謂的“特殊任務”就是把延安轉來的煙土批發給毒販販賣,賺取銀元,用於招兵買馬。

三、中共的特權制度始於延安,當時的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

早在延安時期,中共各級掌握權力的官員們,就利用手中的權力,在現有條件下,獲取物質上的享受,而這樣的特供製度伴隨著中共進駐北京更加變本加厲,直到現在已完全超過了普通人的想像。

當時畢業於北大、受到中共宣傳吸引的王實味,來到延安後,發現了許多與宣傳不一致的地方,並寫下了為自己招來殺身之禍的一組雜文《野百合花》。在文章中,他除了批評“革命聖地”缺乏人際之間的溫暖外,還直言不諱地批評等級制度:“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它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有所謂‘捕耗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

他感嘆道,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

王實味披露的應該是中共最早的特供製度。據說,當時延安有嚴格的等級供給制,其中小灶僅面向部長級別及以上的官員或十年以上黨齡者。

另據大陸《南方周末》2014年4月23日的《蕭軍不滿延安等級制度致信毛澤東》一文,在延安工作生活一年多的作家蕭軍,經過親身的體會與觀察,對延安的一些現象,產生了很多憤慨與不滿。例如,嚴格的等級制,導致了革命者之間生活水平的極大差異:普通作家每天的伙食很差,總吃小米粥、窩窩頭,營養不足且吃不飽;機關總務人員常有西安搞來的香煙與食品享受,等等。

蕭軍的不滿也流露在其《延安日記》中:“自從到延安以來,一直是被不愉快追襲著。”“我怕這裡的:醫院、傳達室、戲院、飯館……這表現著官僚、凌亂、卑俗、無教養……啊!醜惡到這裡來集合了!”

其後因妻子分娩,1941年6月24日他在醫院聽到了更多醜惡的事情:“李伯釗自帶小鬼,每天做飯五次,罐頭、牛乳、蛋、香腸等應有盡有,饅頭也是白的。據小鬼說,楊尚昆買雞蛋總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雞蛋、餅乾代早餐。毛澤東女人生產時,不獨自帶看護,而且門前有持槍衛兵。產後大宴賓客。去看病人時,總是坐汽車一直開進去,並不按時間。一個法院的院長女人住單間,彭家倫女人生產也住單間。各總務人員總是吃香煙,買二十幾元錢一斤的魚,各種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帶來……雖然他們的津貼各種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這卑污的存在原來到處一樣……”

四、中共媒體在延安炮製了不少謊言。

2013年,延安曾遭到暴雨的侵襲,被中共視為“革命聖地”的象徵之一的清涼山也因被雨水侵襲受損、垮塌,這個地方正是當年包括新華通訊社、《新中華報》、《解放日報》、《邊區群眾報》、延安新華廣播電台、中央出版發行部和中央印刷廠等在內的新聞機構的所在地。

彼時,中共為了贏得美國的支持,高聲歌頌過美國的民主萬歲,還承諾要給中國人民主,要實行憲政,並保證絕不實行一黨專政,而黨的喉舌忠實地將這一切傳遞給了世人。同時,中共的這些媒體還不遺餘力地打擊國民黨。如《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發表社論,稱“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可是,直至今天,中國人看到的是中共對美國民主的謾罵,並且剝奪了中國人民在民國時期尚存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並推行一黨獨裁,而黨媒則轉而為中共獨裁吶喊、助威。

五、在中國過年期間洗腦始於延安時期。

大陸人都知道,中共每年過年都少不了對中共和其黨魁的吹捧,並通過文藝形式對中國人洗腦,而這開始於延安時期。2017年大陸《學習時報》的文章《延安時期的紅色過年》透露了端倪。

文章稱中共要“將新思想的宣傳教育與傳統民俗民風相結合”,推動老百姓接受中共的灌輸。中共是如何做的呢?

首先是改變年畫和對聯。傳統年畫以民間傳說或歷史故事中的神仙悍將為主角,門神以鍾馗、秦瓊、尉遲恭為主。1938年年初,中共魯藝的匠人們創作包含中共宣傳思想的木刻年畫《五穀豐登》、《保衛家鄉》,並發給農家張貼,開始了新年畫的創作並逐步推廣擴大。1942年,魯藝美術部成立年畫研究組,創作更多年畫,內容以稱頌中共的路線方針政策為主,同時展現“邊區軍民的新風貌”等。

而對聯的內容則多以抗日戰爭和現實生活為背景,如“自由平等除舊歲;民主政治過新年;過新年堅持抗戰到底;除舊歲反對妥協投降。有牛有地有勞動家家足食;自種自紡自織布個個豐衣”等,無不滲透著中共的宣傳。

據文章稱,1947年,當中共中央離開延安時,中共打造的年畫和春聯已取代了傳統的年畫和對聯,當地百姓被徹徹底底洗腦了。

其次是改變傳統秧歌的內涵。在陝北地區,打社火、鬧秧歌、說書、唱酒麴等等,是歡慶節日或婚喪嫁娶中廣為運用的表演方式,其中鬧秧歌是傳統新年娛樂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則通過“新秧歌運動”,在內容上加以改造,比如創作了“新秧歌”《擁軍花鼓》、《兄妹開荒》、《搖花籃》、《白毛女》等。

中共就這樣一點點地改變著人們的傳統觀念,在不知不覺中,延安民眾接受了中共的宣傳。到1944年過年時,延安的工廠、部隊、學校組織的秧歌隊多達27家之多,上演了150餘個節目。而這樣的洗腦,在1949年後,中共在大陸全面展開。

結語

看看中共在延安的所作所為,人們不難發現,其與中共今日之所為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同樣充斥著欺騙、罪惡、無恥,而那些膜拜延安的中國人難道還不該清醒並遠離中共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大紀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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