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婚姻的一方死了，婚姻就自然終結了，不存在與死人離婚的問題。但金大陸先生在《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一書中，還真說了一個與死人離婚的故事。這是接受金大陸先生採訪的F說的鄰居的故事。這鄰居家的男主人，「文革」開始後，被揪鬥，「家也抄了」。三個孩子，對淪為「敵人」的父親，表現了極其堅定的「革命立場」。他們「對父親很兇，還開家庭批鬥會。父親扛不住自殺了」。白天在外面被「革命群眾」批鬥，晚上回到家裡，還要被自己的孩子批鬥，除非是像顧准那樣真正「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不然是活不下去的。父親自殺了，可事情並沒有完。父親單位派人到里弄里貼了許多「死有餘辜」的標語。母親是到父親單位要求與已成骨灰的父親離婚。「據說三個孩子也寫了什麼信。」能寫什麼信呢，無非是表示堅決與那骨灰「劃清界限」，堅決支持母親與骨灰離婚罷了。
前面說，一個人要自殺，任何鐵則鋼規也阻止不了。這是說，任何鐵則鋼規都攔不住一個不顧一切地要去死的人。但如果這人對身後名聲還有所顧忌，對親人是否受連累還很在意，那反對自殺的規則就還能起些作用。實際上，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幾十年間，軍人、幹部，如果自殺，是被視作「變節」的，是要作為「叛徒」對待的。七十年代末，我上大學時，一位同學不堪失眠痛苦，在病房裡自盡了。他的當著高級幹部的父親，到學校來了一趟，但拒絕去看一眼兒子的遺體。來學校，是作為親屬處理後事。拒絕看一眼死去的兒子，是作為高級幹部，表示與「叛變」了的兒子劃清界限。此事給我強烈的刺激。自殺即意味著政治上的變節，這種觀念至今還在一些人頭腦里留存著。五年前，某大學一退休教授因感到「生意已盡」而自盡，竟有人寫信給單位黨委，要求開除他的黨籍，理由是:「他並無無法忍受的病痛，為什麼要自殺呢?」此事又一次給我強烈的刺激。本是「好同志」、「好幹部」的人，自殺了，尚且淪為叛徒，且給家人帶來麻煩，那本是「階級敵人」的人，自殺，就一定是因為「畏罪」，就更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就更會使親人受連累了。我的那位自殺的同學，人很聰明，與同學相處得很好。我後來才意識到，他其實得的就是憂鬱症。但七十年代末，中國還沒有「憂鬱症」這說法，中國人還不能理解「憂鬱」竟能導致自殺。把自殺視作政治上的「叛變」，是不能不細想的事情。叛變，意味著脫離自己本來從屬的陣營而投向敵對的陣營。自殺，客觀上當然脫離了自己本來從屬的陣營，但並沒有倒向另一個敵對的陣營。除非把所說的「陰間」也作為一個敵對的陣營，除非認為閻羅王也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不然，自殺即叛變的邏輯，實在難以成立。把憂鬱症導致的自殺也算作政治上的變節，這邏輯雖然荒謬，但卻實際地阻止了不少人的自殺，尤其減少了政治性自殺。一些被戴上「叛徒」、「反革命」帽子從而受到殘酷迫害的人，本想一死了之。但一想到自殺後，頭上「叛徒」、「反革命」的紙帽子、布帽子就變成了鐵帽子，且親屬要受到更大的連累，也就不敢死了。若非如此，那年代的自殺率還要更高。
文藝理論家葉以群，1932年加入中共，曾任左聯組織部部長。1949年後，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上海市作協副主席，曾是中共重要的文藝幹部。「文革」開始後，葉以群受到張春橋迫害。葉舟所寫的《葉以群的最後十年》一文中說，剛受到迫害時，妻子問他如果被抓起來，會不會自殺，葉以群「活動地否定」:「自殺是反黨行為，我是黨員，我不會自殺，自殺了你們就要變成反革命家屬了。」張春橋們拼命要把「反黨」的罪名安到葉以群頭上，葉以群拒不接受。但如果自殺，那就不是「反黨」也是「反黨」了，老婆孩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家屬」。這樣的顧忌，使得初遭迫害的葉以群，決心決不自殺。然而，不久之後，葉以群還是以跳樓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葉以群是1966年8月2日凌晨自殺的。在「文革」開始後的政治性自殺者中，算是較早的。但「文革」時期第一個政治性自殺者，應該是鄧拓。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全面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5月17日深夜（18日凌晨），鄧拓即棄世。在留給北京市委的遺書的最後，鄧拓寫道: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中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這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的。
...
我過去把鄧拓這類人自殺前的這種政治表白，視作是愚昧和奴性的表現。現在覺得，這樣的理解，可能有些簡單、膚淺了。我們再來看葉以群給妻子和孩子的遺書:
素明暨孩子們:
我對黨，對社會主義犯下的罪行，千言萬語也說不清楚。黨一向對我愛護、寬大，只是由於我的舊思想、舊習慣改不過來，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沒有破除，所以錯誤一犯再犯。現在事已太遲，已經無法清償，也不可能立功贖罪。近日身體、精神都在變壞，如再拖延下去，既對黨不利，又會不斷增加你們的精神負擔。思想上幾經反覆，只好最後走自己處決的路。
以後，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你們受我的毒害都還不深。
你們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就一定可以在黨的幫助下，大家團結起來，克服各種困難。孩子們稍大一點，都儘早爭取到邊疆、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大家庭里去，儘早離開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里教不好孩子。他們應該忘記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記我的這輩人所犯的罪惡，並且從中吸取教訓。
...
鄧拓的自殺，可能多少有些「示範作用」。此後田家英、老舍等人的自殺，多多少少是對鄧拓的仿效。甚至葉以群的跳樓，也未必不是受鄧拓影響。但鄧拓給北京市委的遺書，葉以群卻不可能看過。葉以群不可能模仿鄧拓遺書的寫法，但寫得卻與鄧拓如出一轍。他們清楚地知道，自殺就是「反黨」、「叛黨」，就是「自絕於黨和人民」。為了減輕一點自殺行為本身的罪孽，為了讓死後的污名不至於太嚴重，他們要為自己的自殺找一個能說得出口的理由。而唯一能說得出口理由，就是身體的病痛。身體時刻處於病痛中，所以自我結束生命。但又並不強調是因為病痛難忍才自殺。如果把個人求得從病痛中解脫作為自殺的理由，那就仍是自私自利的表現，就仍然顯得對黨不夠忠誠。身體處於持續的病痛中，拖下去，「對黨不利」、「徒然增加黨和人民的負擔」，所以採取這種手段。這是在強調:自殺，仍然是在為黨和人民考慮;自殺，是最後一次為黨和人民作貢獻。至於那種今天讀來令人悲哀的政治表白，除了愚昧和奴性的因素，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策略。激烈的政治表白，庶幾可減輕一點死後的污名，而這首先對家人有利。自己的污名輕一分，家人受的連累就輕一分。對家人的擔憂，在葉以群的遺書中表現得更充分。這樣的遺書，葉以群知道是要交給組織的。在遺書中，葉以群先行與家人進行了切割。一個人，如果在遺書中要家人徹底忘記自己，那就是很「絕情」的表現了。但葉以群連這樣的「絕情」也不敢。他不能讓家人忘記自己。他必須要家人牢記自己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遺書中那句「你們受我毒害都還不深」，更是煞費苦心。鄧拓遺書直接寫給北京市委。葉以群身份、地位與鄧拓不同，所以把遺書寫給家人。但實際上，葉以群字字句句都是寫給「組織」的。他在向組織表明:我已經讓家人與我徹底劃清界限了!我已經讓家人永遠仇恨我了!更何況，他們受我的毒害不深!求求你們放過他們吧!
金大陸先生說:「上海『文革'十年共6489對的離婚數，是一個冷漠而殘酷的數據!」張春橋也是在「文革」期間離婚的，也算是政治性離婚。「文革」時期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出獄後寫了回憶錄《十年一夢》，其中說，張春橋的妻子文靜，抗戰時期曾被日本人捕獲並自首。「文革」期間，張春橋從上海到了北京，進入政治中樞，妻子仍留在上海。妻子的歷史問題，成了張春橋攫取更大政治權力的阻礙。按徐景賢的說法，張春橋與文靜「感情甚篤」。但張春橋的政治野心肯定會戰勝夫妻感情。徐景賢說:「張春橋意識到自己在政治上正處於關鍵時刻，今後他將面臨尖銳的鬥爭，要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決不能授人以柄……他下決心採取進一步的果斷行動:和文靜離婚!」其時，張春橋已貴為政治局常委。在「文革」期間的政治性離婚者中，張春橋應該是政治地位最高的了。進京前，張春橋長期在上海工作。他這樣的人進京任職，應該是不遷戶口的。如果他的離婚也經過了民政部門，那麼，「文革」十年上海6489對離婚夫妻中，應該有張春橋、文靜這一對。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