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後國家的後發優勢正為中國大陸許多經濟學家所津津樂道。正是針對這種情況，楊小凱利用前幾年在上海經濟全球化研討會和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演講的機會，特意提醒人們同時也要注意後發劣勢，儘管這個觀點不太適合很多人的口味。
據了解，後發劣勢理論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這個概念是一位在政治經濟學、在財政聯邦主義等領域很有建樹的、已經過世的馬里蘭大學經濟系沃森（Olson）教授提出來的。
沃森使用的英文字眼是「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對後來者的詛咒」。他的意思是，落後國家由於發展比較遲，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已開發國家，由於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已開發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簡單模仿，而取得已開發國家必須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甚至可以在一個時期里實現快速發展。為什麼說「詛咒」呢？楊小凱指出：「落後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製度比較困難，因為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後國家會傾向於技術模仿。落後國家這樣做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長期發展可能失敗。」
此時，楊小凱不但是一位經濟學家，還儼然是一位歷史學家、一位社會政治學家、一位宗教文化學家。
他讓人們看到蘇聯的教訓。蘇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用專制制度、國有企業和中央計劃，通過模仿資本主義成功的工業化模式和技術實現了工業化。今天可以看到，這種短期的成功，同時也使俄國的憲政和法治制度基礎設施至今沒有穩固建立起來。大半個世紀以來，俄國民眾為此付出極高代價。
還有南北美洲發展的對比。南美洲資源很豐富，但一直處於開發中國家的地位，北美洲資源貧乏，卻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原因何在？北美國家實行的是聯邦制；而南美國家實行單一制。北美國家地方權力都很大；而南美各國只是把地方看作一個個稅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以就很難發展起來。另外，北美是新教文化，南美是天主教文化，文化的差異也導致了經濟發展的不同。這也涉及到「好的資本主義」和「壞的資本主義」的區分。壞的資本主義除了官商勾結、政治壟斷等之外，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收入分配不公。而後發劣勢跟壞的資本主義有很大關係。
中國也有許多例子。清朝持續三十來年的洋務運動，想在不改變政治制度的條件下，用國有制（官辦）、合資企業（官商合辦）、承包製（官督商辦），通過模仿技術來實現工業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國，很多鄉鎮企業也是相當于洋務運動中的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楊小凱感慨地說，這種極落後的制度，在今天卻被很多人說成是「制度創新」。從蘇聯的教訓可以看出，這種短期的成功，可能最後又變成「對後來者的詛咒」。
中國後發劣勢的具體例子還包括家電行業、電子商務、股市和期貨市場，等等。楊小凱回憶，中國五十年代也自認在電子工業中有後發優勢，結果超英趕美的豪言壯語成了歷史笑話。當年在電子工業方面與中國差不多的日本，反而靠老老實實的學習成了工業大國。日本和中國的比較說明，要獲得後發優勢，一定要先做個學習成功制度的好學生。
中國到處都有「科教興國」、「教育興國」的口號，並為許多國人所稱讚所認同。可是，楊小凱從中看到的是後發劣勢的表現。他認為，真正要利用後發優勢便應該提倡「制度興國」、「民主憲政興國」。
顯然，在楊小凱看來，「後發」當然可以有優勢的，問題是你是否清楚優勢在哪裡；如果你捨棄最根本的優勢，便不可避免地受到「詛咒」，變成後發劣勢。
制度！此時此地，這是一個敏感的字眼。什麼叫制度？制度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群體的遊戲規則，但往往反映了既得利益者的習慣行為方式。制度裡面有非理性主義。這是「詛咒」得以發生的原因。
楊小凱知難而進，儘管費力不討好。
五，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楊小凱教授的憲政理念
林楊之爭看似經濟問題實質是政治問題，其背後有著一個宏大歷史敘事，並關係到未來中國發展走向。
有學者認為，中國大陸九十年代至今的種種論爭，種種問題，如國學和新國學、亞洲現代化（或「亞洲價值」或「新儒學」）、人文精神、現代性、全球化、後現代和後殖民、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等等，都同知識分子所感知或追求的某種層面上的「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有關。林楊之爭也是如此。林毅夫算是洋務派精神的傳人。楊小凱的後發劣勢觀也是危機感的體現，近於康梁，要求進行變法。
學者還認為，林楊之爭，不管結論是後發優勢還是後發劣勢，最後的落腳點都在於中國大陸如何憲政轉軌。
當今，憲政理念已經成為海內外華人的一個熱門話題。楊小凱是倡導憲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對英國光榮革命稱讚不已，強調權力的分立與制衡，強調私有財產制度的巨大政治功能。他提出修改憲法，設立人身保護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政治迫害，等等。
楊小凱成名之後，利用接受採訪、回大陸講學的機會，不斷表達他嚴肅的政見。例如，中共十六大允許老闆加入中共，一些自由派知識份子也認為這是好事情。但楊小凱指出這恰恰是糟糕的轉捩點：官商勾結制度化，利用權來賺錢，再用錢來操縱政治——「這是典型的壞資本主義」。
中國人大代表幾乎全在兼職（或者說參政只是副職），而在美國甚至在台灣，類似職位卻是嚴禁兼職的。楊小凱建議人大和政協代表「要有足夠的在職收入，不准兼職，才可能使參政議政專業化，水平才能提高」。他表示，中國的制度改革可能要從此做起。楊小凱還指出，中共現在當務之急是必須學會搞選舉，從基層開始，再逐級往上發展，這樣的直選越早越好。他說，東歐和蘇聯的共產黨之所以丟失政權，是因為他們沒有學會選舉。直選在中國是遲早要發生的事，學會選舉是一切執政黨在憲政民主新時代保持繼續執政機會必須走的一條路。
關於「依法治國」，楊小凱指出，這和「法治」是有區別的。所謂「法治」是指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它對違背憲法的立法是可以否定的。「依法治國」的弊端是，政府制訂法律可以不受制約。回顧五四運動，中國人要有反省精神。五四講民主和科學，而在楊小凱看來，最應該講自由和憲政。
楊小凱，一個經濟學家，卻十分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成了倡導中國憲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應該說，這是他生命－學術軌跡所註定的，是其應有之義。中國要改革開放，但如果只進行經濟改革而不同時進行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接收了壞的資本主義，楊小凱作為一個對資本主義了解非常透切的內行人，自然心急如焚發出警告。而作為一個在中共專制獨裁制度生活過並慘遭迫害的過來人，楊小凱更深刻認識到，這個專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斷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實行憲政才能結束政治迫害。在一個題為「中國改革面臨的焦點問題」的對話中，楊小凱指出：「中國政府總想與美國結盟，但是總是結不了。為什麼？因為你是一個專制制度，搞政治迫害、宗教迫害。」他發出警告：
「中國不進行憲制改革，經濟強大後會走向二戰前德國、日本的道路，打台灣，而與全世界文明社會對抗。」
關於憲政，楊小凱還指出，其實這也是中共當權者真正的自保之路。楊小凱回顧國共之爭。他認為：共產黨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當年把國民黨給消滅了。要是國民黨不被消滅，跟共產黨平等競爭，是對劉少奇、彭德懷他們的最大保護。有國民黨，毛澤東怎麼會這樣無法無天，他的行為就比較規矩，彭德懷、劉少奇，包括林彪，都不會死得這麼慘。
「兩個魔鬼勝過一個聖人。」楊小凱的靈感來自這句英國格言。他分析道，民主政體中控制「控制者」的結構基於：既然人都有天生的弱點，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那就讓幾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的人平等競爭吧。不過，這實行起來卻不易，因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對方。怎樣才能保證他們和平共處、平等競爭？唯一的辦法是依賴歷史提供各派平衡、誰也吃不掉誰的局面。他殷切希望中國跳出「革命產生暴君，暴君產生革命」的改朝換代邏輯。
不過，「革命」這個東西很複雜。楊小凱後來亦覺得革命理論也有其合理性。革命對統治者總是一種威脅，沒有這種威脅，政府為民眾服務的承諾就不可信；有威脅，其行為就不會太離譜。美國憲法明確指出：民眾的權利是天賦的，而政府的權利是民眾給的。所以美國人普遍認為：你要統治我們，就必須得到我們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民眾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國的彈劾制度，就是民眾表達革命權利的一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