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七零九」無疑是當代中國的一個血腥點。「七零九」被認為是「律師劫」，它也是中國民間社會的大劫，因為滅掉律師這個階層，國家就肆無忌憚了，習近平張狂的今日，來自「七零九」這塊血石，未來歷史必定聚焦「七零九」前前後後；而中國民間社會的消失，正是中共「馬基雅維利」化的結果，這個黨在滅掉了民間之後，它也收拾酷吏，將其一個個下獄，以建構其領袖的個人獨裁，這是德國希特勒、蘇聯史達林的制度模式；今天我們看到習近平越來越殘暴，那是從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馬基雅維利」化而來的，中國的崛起，奠基於經濟起飛，更依仗體制的冷血化，這樣一種「現代化」，不是一個極好的政治學課題嗎？】
一九八九年中共遭遇群眾的大規模公開抗議，鄧小平陳雲皆視為「生死存亡」，此後警察暴力逐漸蔓延到社會面，武裝警察尤其是「國家保全局」越來越成為政權依賴的支柱。１９９９年春的「法輪功」中南海請願事件後，中國司法當局濫施拘捕、刑訊、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國保」幾成今日「蓋世太保」；而2013年的「阿拉伯之春」帶來的驚嚇，又加劇了這種暴力泛濫的趨勢，失蹤、超期羈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殘暴水平，已將「公權力」異化為「國家恐怖主義」。
尤其鄧後實行的（政治局）常委負責制，其中必有一人主管政法口的常委，由他統一指揮國家暴力對社會和民眾的施虐，無情而有效率，創造了「國家犯罪」前所未有的酷烈程度，其作業絕不止「蓋世太保」式警察機構，而是黨組織與政府機構雙雙染血。近三十年來，除了對異議人士、人權律師、社會工作者、民間志願者、冤屈訪民的常規性鎮壓、逮捕、判刑之外，最恐怖的國家暴力主要是兩種：暴力計劃生育和鎮壓法輪功。
「東師古村」，沂蒙山區孟良崮附近、地處京滬高速與國道205之間的這個小村子，一夜聞名於世；由此，也引來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親赴臨沂部署「905」專案，監控陳光誠、圍堵探訪人員；由於這麼高的位階，直接染指對一個小村莊的鎮壓，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從2008年的三千多萬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萬，到2012年累計已達兩個億。
周永康已經是第二代酷吏。「戴笠第一任」叫羅干，隨「六四」屠夫李鵬進入中共頂層，操辦屠殺之後的「大清洗」，旋即奉命執行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政策，以「邪教」定罪，以「蓋世太保」性質的「610辦公室」專職迫害功能，以遼寧馬三家勞教院、廣東三水勞教所、長春朝陽勞教所等拘禁、關押、酷刑法輪功信徒，強迫「轉化」，民間受害者給羅干封的綽號是「中國貝利亞」、「康生第二」。然而「羅干第二」又更邪惡，則是這個制度使然，周永康當政四川期間，便以殘酷鎮壓法輪功為「投名狀」示好中南海，接掌政法委之後，其最為詬病的暴行，是將中國從死刑犯身上獲取移植器官的由來已久的這一「政府行為」，擴大沿用至法輪功囚徒，但是國際間對此「活摘」罪行的調查、搜證努力至今不彰，亦可見此舉匿影藏形之成功。
周永康是這個體制荼毒百姓的酷吏，但是他也組織了一個自己的集團，乃是近二十年從這個體制暴露出來的一個龐大黑社會團伙，其染指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地域橫跨東北、西南、華東、京畿以及中央各部委，涉案官員囊括整個中共幹部系統，這個規模甚至可以跟文革中的「林彪集團」媲美。但是，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周永康出身石油系統，發跡於「大慶油田」——那是六十年代的一個英雄、神聖之地、「鐵人王進喜」誕生之地、毛澤東欽定之「紅旗」、中國「時代精神」凝聚之處，居然也可以向中共權力中樞輸送一個邪惡的「石油大鱷」？或許，我們恰可以從中找到「淬鍊」周永康的元素：「大慶」只是一個「自力更生」的工業急救版，一個準軍事化的快速部署團隊，其「精神」偏偏是慾壑難填，中國石油系統內部毋寧充斥著蠻幹、硬賭、欺下哄上風氣，周永康出類拔萃於其間，恰好是一個絕妙的佐證。
六四屠殺以後，中共建制的總綱領，是在所有領域增強控制手段：
1、鎮壓組黨於萌芽狀態——民主黨
2、監禁劉曉波以拒絕"零八憲章"運動的溫和政見
3、鎮壓民間會社——法輪功、獨立中文筆會、家庭教會（即使不抗爭）
4、控制大專院校和青年——以民族主義抵消自由主義
5、把讀書人跟黨綁架在一起——中國傳統：大眾聽識字的
由此，它便成功控制了這個國家的政治發育。
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引發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討論，導致該制度的廢止，被稱為"Web2.0與維權運動一拍即合"，好像偶然性很大，是因為產生了一個網際網路的新空間，"獨裁者學習曲線"對此還沒來得及反應。比較"茉莉花"和"709"兩次大逮捕，2011年國內受突尼西亞影響、借網際網路協調而成功發動抗議，官方猝不及防，基本上都採用非法的方式來應急，搞綁架或者失蹤等。到了2015年的"709"事件，更多的監居、逮捕，然後審判、判刑，因為2011年"茉莉花"中的一些手段要到2012年討論通過的《刑事訴訟法》才合法化。
這個三十年裡，中共一方面通過經濟、立法、外交等各層面的措施加固、升級自己的控制能力，政權觸角下探到「十戶長」的深度；另一方面在民間這一端，則是伴隨著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出現了社會犬儒化、民間碎片化、抗爭原子化的悲慘局面，令組黨路徑無社會基礎，「天鵝絨革命」無空間，以致台灣、東歐的轉型經驗和所謂「茉莉花」模式，中國都無法借鑑，所以儘管民間因強征土地、暴力拆遷、環境污染等因素，不斷爆發大規模的無組織抗爭，看上去熱鬧非凡，卻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政治後果。
你可以看到，這個體制的"學習"能力有多麼強，他們如果沒有"生死存亡"的緊迫感，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形之下，王荔蕻、屠夫、滕彪、周世鋒、許志永等新生的一代異義群體，他們一腔熱血，充滿正義，也頗為機智，但是幾乎都是單打獨鬥的孤膽英雄，身後沒有一呼百應的民眾，所以他們也都是以一己的肉身，去承受整部國家機器的兇殘懲罰，每一個人的經歷都是"比死還要恐怖一萬倍"。另外滕彪也坦言：絕大多數維權人士並沒有預見到習近平會下這麼大的狠手，這也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天安門一代"，他們不相信鄧小平會開槍。
所以，雖然我們看不到組織和革命黨，看不到成熟的領袖，但是中國遍地都是英雄、遍地都是陳勝吳廣、遍地都是孫中山毛澤東，然而民間卻在無端地浪費英雄資源，我們需要尋找一種機制，如何把旁觀的民眾轉換成公民抗爭的隊伍；或者說，在一個嗜血的暴政底下，如何創造"反抗者學習曲線"，這個問題反映出民間還是缺乏創造性人才。八月初銳鋒律師事務所案件判決，透露了國內民間領袖的思路，即胡石根提出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和建設未來國家五大方案："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這肯定是極簡略的版本，但框架已在那裡，顯示大家的思考還很初級。
今天老百姓和統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維權性的集結，反而門檻很高、觸發點機率很低、不易產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視為顛覆體制的唯一選項，可能是八九運動留下來的一個集體無意識，需要重新評估。最近的「白紙運動」，再次點燃人民對"大規模政治集結"的強烈期待，就是一個驗證。
然而，民間社會的碎片在哪裡？這些年嘗試的「網絡虛擬集結」、低組織但不是低保密的團隊組建、那些從「共同體情感」、「命運共同體」凝聚的力量必定還在。中國人還要走過那些步驟和台階——經歷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共兩黨纏鬥二十年、四九後歷次整肅運動、文革和八九，那些秘密會黨、地下黨、白區黨、大學生結社、工人群眾組織等等記憶和本能，儲存在幾代人的記憶庫里，也在等待一個大時代的召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