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訪問過幾位插場的知青，他們都說當年如果插場知青逃亡失敗被押解回場，農場都會為他們搞一場「歡迎會」。在批鬥會上他們挨幾下是很平常的事，毒打的事不常見，但不是沒有。如果在批鬥會上表現不好，態度不好，或者平日與人積怨，又或者平日表現不好，就會多挨幾下。「歡迎會」完了之後一般都會在農場私設的牢房裡囚禁一星期左右，放出來後還要做一段時期無償的苦工。因為沒有工資，所以失敗者一般都是躺下來不幹活，一放出來就馬上寫信回家，要家裡馬上寄錢來，一收到錢馬上就會以各種理由回廣州，再做準備，東山再起，通常他們都會一直「起錨」下去，直到成功或成仁為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逃亡潮與六十年代初有些不同，六十年代初逃亡的主要是廣東各地飢餓的農民。他們扶老攜幼，聯群結隊，由於人數眾多，又都是飢餓的老百姓，所以沿途的軍警對他們睜一眼，閉一眼。這些人大都是從中間陸地通過鐵絲網，很少蹈海。現今很多人還記得當年很多香港慈善團體帶著麵包和食水到邊境去接濟同胞。但經過四清運動和文化革命，在大陸大搞階級鬥爭下，偷渡就是投敵，叛黨叛國，各地都加強了堵截和鎮壓，尤其是寶安縣深圳和香港新界接壤的陸路，更加警備森嚴，逃亡者在此難越雷池。但這些都難不倒七十年代的逃亡者，皆因這個時期逃亡者的主要成分由知青取代了農民，成長在大城市的知青水性比農民好，既然陸路難行，大多數的知青就選擇從兩翼的后海灣和大鵬灣下海，冒險夜泅蹈海而來。夜裡游過大海的滋味究竟如何？那可不比日間在海灘嬉戲，那是用性命來相搏的。在大海里游過泳的人都知道，海洋是個無風三尺浪的地方，更何況夜間一般都是風高浪急。在星月暗淡的夜晚，往往一個浪頭打過來會令海中的逃亡者心驚膽戰，暈頭轉向四處亂游。和大海的搏鬥往往也考驗了一個人的意志和毅力，很多蹈海而來的人士都在最後生死存亡關頭再堅持一下，再挺一挺而捱過來的，這些人是大海的征服者，在日後的生活中也是強者。
千辛萬苦到了海邊，只要游過后海灣或大鵬灣就能成功，然而正是這兩個海灣成了不少「起錨」客的葬身之所。我曾問過不少成功蹈海而來的浪裏白條，他們泅渡這兩個海灣最短的時間是半小時，最長為一整夜，最多是6至9小時，那要看他們下水的地點和身體質素及技術。如果能在大鵬灣靠近沙頭角的那幾公里處下水，或在后海灣靠近深圳河出口的福田區下水，運氣好的話1小時左右可成功上岸，然而距離短的防守嚴密，那裡軍警林立，一般人很難越雷池。如果選擇離沙頭角遠一點的地方，如大鵬灣今日的風景區小梅沙一帶下水，那兒海面遼闊，風高浪急，時有鯊魚出沒，「起錨」客就算有高超的泳術與體力，也要6至9小
時才能成功，我的一個表兄孫某某1973年中就是從這裡下水，遊了9小時左右而上岸的。至於后海灣當年比較容易下水的地點就是今日深圳灣大橋一帶，那兒直線距離大約4000米左右，如果日間風平浪靜一般人3小時左右可以橫渡，但在夜間身體極度虛弱下橫渡，時間就要加倍。其實問那些蹈海而來的浪裏白條，那晚他們究竟在海里遊了多久，他們也說不準，他們大多在天黑前到達海邊，潛伏到天黑才下水，在海里搏鬥了一夜，上岸不久天就亮了。至於過不了大海的遇難者，不能說他們水性不好，敢於下海者，一般都對自己的泳術有信心，皆因他們到達海邊時，身體已極度虛弱，加上在海中不辨方向而遇難。曾有一些膽子小的到了海邊，見識過大海的遼闊而不敢下海，打道回府的。
我初中同學何君，畢業後沒考上高中，也不去農村，在城裡胡混了幾年進了一家工廠，七十年代中，他和一個姓林的朋友「起錨」了。黃昏時千辛萬苦到了大鵬灣海邊，看到波濤凶涌，遼闊無限的大海時，該不該下水，何君猶豫不決，這時背後傳來追捕者的腳步聲，同行的林君不甘幾天的辛勞白費，毅然選擇了赴海求生，然而後來證明他沒能游抵彼岸。沒下水的何君很快就被捕了，在審訊中他沒報自己的真實單位，而是亂報一通，結果押解回廣州，別的單位的人一看不是自己單位的人而對他放鬆警惕，讓他有機會逃走了。拘留所有他的名字，但原單位沒有接收過他，他回原單位後一口咬定那段時期只不過到了別處去玩，沒有「起錨」，結果成了懸案，不了了之。自從見識過大海的寬闊及知道同伴遇難後，何君從此不再「起錨」，幾十年來在單位老老實實工作，直到退休。今天的他說，幸虧當年沒下水，撿回一條命，也幸虧當年沒坦白，保住了工職，否則被開除了，今天沒了退休金，不知何以為生。
我的表弟沈強，因為他曾屈辱地被關在狗籠里，他願意為那段歷史作證，所以願意用真實姓名。以下是他三次逃亡的經歷，現今報導出來，看後令人神傷。沈強，1952年生，1966年廣州四十中初一學生，由於他父母都是臭老九，所以1968年11月年僅16歲的他便被遣送到廣東東莞縣道窖的一條小村去接受再教育。剛開始的時候，他勞動很積極，表現很好，但年終分紅的時候，辛勤勞動的結果是倒欠了生產隊的錢。那地方實在太窮了，一個成年男農民一個勞動日才值5角錢，而他們只能拿婦女的工分，每天3角錢，這錢連買口糧都不夠。漸漸地他的積極性消退了。平日在村里躺倒不幹活，只在割禾時做一段，因為你不割禾就沒谷分。和全國各地插隊的知青一樣，平日裡盡幹些偷柴偷菜的勾當，白天相中了哪一塊地的菜熟了，晚上就去拔。這樣無聊的日子過了幾年。1972年9月，20歲的他覺得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必須要做點什麼來改變人生。剛好這時同隊的一個廣州知青「起錨」成功了，大大刺激起他也要「起錨」的雄心。
為了「起錨」他把分到的穀子賣了70多元，用這錢買了一套厚實耐穿的長袖衣褲，一雙堅固耐穿的膠鞋，一件雨衣，一塊塑料布，一個自製的指南針，一個吹氣塑料枕頭，一個手電筒，一把電工刀，一些急救藥品，最重要的是要準備幾天的乾糧。那時為了攜帶方便而又營養豐富，他們都學紅軍當年長征時一樣帶炒麵粉，先將麵粉炒到半熟，然後再加砂糖和生油炒熟，通常要預備一個人一天一斤的分量，從東莞出發到海邊最少要走5天山路，這樣每一個「起錨」者的裝備有十多斤重，這些裝備用一個挎包裝著來起程。那個時期由於東莞縣緊鄰著寶安縣，在東莞縣內就有幾個檢查站，當地人出入都要公社或大隊開具證明。然而這些難不倒掌握「高科技」的廣州知青，他們先向公社或大隊開出證明，然後用「高科技」把字跡退去，只留下公章，那時他們每人手裡都有大疊這樣的證明。
沈強第一次「起錨」是四個廣州知青一起行動，中午吃過飯後四人騎上兩輛從廣州偷來的自行車，帶著兩個人分量的「起錨」物資，用假證明通過了設在東莞縣公路上的幾處關卡，傍晚時候到了一個叫大朗的地方，那地方離樟木頭封鎖線不遠。四人中兩人放下他們後騎自行車先行回去，而沈強和另一個人一下車馬上遛到路邊的苧麻田裡去，靜待天黑越過封鎖線。那一片苧麻田，地面乾爽，苧麻長得又高又密，最適合「起錨」客躲藏，沈強事先騎自行車經過多次偵察，最後才選定這裡作「起錨」的第一個躲藏點。天將黑時他們遇到了民兵搜田，他的同伴恐怕被捕自己跑出去回了家，這樣第一次「起錨」便成了沈強個人行動。在黑夜中他繞過了哨卡，很快就鑽入了樟木頭的山中，一路向南行。那時一個人在山中，最安全的行動時間是黃昏到天黑不久和天亮前後的幾個小時，因為那時巡邏的民兵要回家吃晚飯或還未起床。天全黑了能看到路就走，全看不到就開一兩下手電筒，真看不到路而又感覺到危險就停下來不走。白天則不能走，只能找個地方躲起來。沈強最喜歡找鄉下人埋過棺材的棺材穴去躲，因為鄉下人迷信怕鬼，通常不會到那些地方去。在棺材穴里沈強把帶來的塑料布鋪開，吃一點炒麺，喝一點山泉水，然後用草把身體遮掩好，就睡大覺去，要一直睡到黃昏才能繼續行動。
一個人在山裡逃亡，在日出日落中，沈強見過了不少大自然的良辰美景和珍禽異獸，可惜那時是在逃亡中，沒有心情欣賞。一次在白天躲藏時，一個野豬家族大大小小廿多頭野豬就在他身邊走過。一晚夜渡烏石岩水庫，也就是今天的西麗湖水庫，剛一上岸就發現一個龐大的黑影瞪著兩隻發出綠光的眼睛盯著他，從體型估計不是野狗，而是豹子一類，幸虧沒有攻擊他。沈強晝伏夜行5天後到達了南頭邊上的一個小山頭，也就是今天南頭檢查站附近，由於天黑為了趕路他犯了一個錯誤，在下山時他按亮了一下手電筒，結果被山下駐守的民兵發現了。當地的民兵不動聲色在他下山的必經之路埋伏好，當沈強一出現就馬上追捕他。這時第一次「起錨」的沈強突然慌了神，下意識地撒腿就跑，跑不多遠他聽到了三下槍聲，頭兩下是向天開的，第三下他感到子彈從他耳邊飛過，這下他嚇得再也不敢跑了，這樣沈強第一次「起錨」到此結束。被捕後他沒被五花大綁，先是被送到深圳看守所，兩天後再轉送樟木頭看守所，再兩天後轉送東莞看守所。在東莞看守所一關就是一個多月，每天享用2餐，每餐一砵白飯加幾片冬瓜，一個多月後放出來人廋了一圈。
放出來後沈強回到了生產隊，那兒的農民也不管他，這樣的事情在當時當地來說實在太平常了，大家都在過苦日子，誰不想過上好日子。沈強馬上到公社辦好證明回廣州休養生息。幾個月後，1973年5月，他第二次起錨了。他不走不行呵！一個臭老九的子女，偷渡過一次，在政治上已自動成了階級敵人，所有升學，招工等好事永沒他份，等待他的將是無休無止的運動，在大陸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沈強還是用第一次的方法，讓人用自行車送他一程，在快到檢查站時才帶上裝備躲到路邊的田裡，等天黑了從田間繞過樟木頭檢查站上了山。有了一次經驗，這一次他儘量不用電筒，每將遇到人都先躲起來，這一次比第一次順利多了。第五天的上半夜，他已經很接近南頭國防公路了，他知道只要越過這條公路，路那邊不遠就是海堤，海堤下面就是紅樹林，穿過紅樹林就是大海。
一個人越接近勝利，就越容易犯錯誤，沈強順著田基小路走上公路，再走上海堤，卻想不到迎面撞上了解放軍，就這樣沈強第二次「起錨」就此終結。解放軍把滿身污垢的沈強押回營房，因為不想弄污自己，解放軍打開了一個狗籠，用槍指著沈強要他自己爬進去，然後把籠門鎖好，以防止他逃走。在窄小的狗籠里，沈強只能像狗一樣趴著或蹲著。就這樣沈強在人民軍隊的營房裡被人民民主「專政」，做了半個夜晚的狗。第二天早上，軍人打開籠門，把昨晚捕獲的「人狗」拉出來押送到深圳拘留所。
逃港幾十年來，表弟對於被解放軍關進狗籠一直耿耿於懷，每當與人談起往事，情緒都會非常激動，這件奇恥大辱令他畢生難忘。他常對人說：我寧願他們把我五花大綁吊起來打，也不願被鎖進狗籠，這樣我即使做了敵人，好歹還是個人。今天很多逃亡人士在談到他們的「起錨」往事時，都不願意使用真姓名，但沈強因為受過如此屈辱，願意站出來為這段歷史作證。在那瘋狂的年代，號稱仁義道德之師的人民解放軍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但卻偏偏沒有受過人權教育。在大搞階級鬥爭的形勢下，軍人們都充滿了對階級敵人無比的仇恨，尤其對人民內部新生的階級敵人，叛國投敵份子更甚。如果在邊境捉到美蔣特務，他們不會把俘虜鎖進狗籠，但抓到叛國投敵份子，就可這樣，把他們當狗，再踏上一腳，讓他們永世不得超生。
被捕後的沈強再次被送到東莞拘留所，因為是第二次「起錨」，所以第二次在東莞拘留所里關了三個多月。人類是個群體性很強的生物，人多的地方人們都會自動分成一群群，一堆堆的。在東莞拘留所每天送走一批，又迎來一批，犯人總額始終保持在五，六十人左右。廣州知青一進到大倉，憑著相同的口音大家會不約而同走到一起，互相照應。囚禁犯人的大倉一來由於人多，二來囚犯的情緒不穩定，很容易會因為一些芝麻綠豆的小事而發生衝突。一次牢房發生打鬥，在事後調查中，沈強把一切罪名攬上了身，結果他被單獨囚禁了一個多月，也因為他這樣做，贏得了所有犯人的認同與尊重，從此在「起錨」的圈子裡，很多人都認識他。
第二次放出來後，他馬上回廣州，這時的他已成了廣州市的「地下」知名人物。因為他熟路，有經驗，是一隻差一點就成功的識途老馬，加上為人夠義氣，因此這時他廣州的家其門如市，每天都有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找他。這些人一是來問路，了解情況，吸收經驗，二是也有邀約同行，甚至有人願意付錢為他準備所需的一切裝備，只求他下次「起錨」時能帶上他。然而這些好意他都婉拒了，1973年10月他第三次「起錨」了，這次行動他只帶了一個與他下放同一隊的廣州知青。
第三次「起錨」，沈強選擇了農曆廿五出發，這樣月光越來越暗，幾天後到達海邊時夜間將會沒有月光，漆黑一片對他們越過國防公路與海堤下海大為有利，然而越來越暗的月光也對他們途中的前進造成很大困難，夜黑路難行，他們的進度減慢了。第六天早上，他們已斷糧一天了，這時他們才走到今天深圳灣大橋的地方，這時他們遇到了一個當地的老鄉。那個老鄉給他們指明了方向，對他們說：翻過這個山頭，海對面就是香港。那老鄉也沒白白地便宜他們，他要他們留下身上所有的財物，那老鄉對他們說：過得去，這些東西對你們沒用，過不去淹死了對你們更沒用，倒不如留給我。沈強一聽也有道理，就把兩人身上所有的財物給了他，只留下一把電工刀。他們走上小山頭一看，不禁暗自叫苦，他們看到的海面相當遼闊，且波濤洶湧，如果在日間又體力充沛，那直線約四千米的海峽還有機會游得過去，如今他們已餓了一整天，又疲又累，要在夜間在此橫渡無疑自尋死路。經過短暫的商討，為求安全他們決定夜間沿著海邊的國防公路向東行，到靠近深圳海面窄些才下水。黑夜中他倆餓著肚子，沿著公路邊的田野一路滾滾爬爬，躲躲藏藏，走了一個晚上。天快亮時走到一個今天叫「福田」的地方，不能再走了，必須在這裡下海，躲到紅樹林中，否則天就要亮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訓，這一次他們過海堤時小心翼翼，他們像蛇一樣爬過水田，爬到堤基再停下來，屏息靜氣，等巡邏的軍人走過了一會兒，才像蛇一樣，乘著僅有的夜色爬過堤面，滾進了海邊的紅樹林。
沈強剛進入紅樹林不久，天就亮了。他們躲藏的紅樹林，就在深圳河出口邊上，那兒海面不寬，只有兩百米左右，由於距離近，大陸方面防備很嚴，公路上解放軍巡邏很密，海面上也有巡邏艇在不停的來回巡邏，白天是不能游的了，他倆只得躲在紅樹林裡靜待天黑。他倆已經斷糧兩天，這一天又要餓著肚子在水裡浸一天。白天水漲時海水淹到他倆的脖子，肚子餓得咕咕響，成群的魚蝦在他們身邊游來游去，有些魚兒還咬他們。飢餓的他們想用手捉魚來生吃，但不成功，飢腸漉漉的他們好不容易熬到天全黑了，等巡邏艇一過去，就馬上撲向大海，向對岸游去。
這一次他們成功了，由於距離短，只用了半個小時，他們就爬上了自由香港的海灘，這時他倆身上只剩下一條短內褲和一把電工刀。在香港海灘的公路邊，他倆躲進樹林中，以避過香港新界的原居民，因為一旦落到了那些人手中，就會成為那些人向親友勒索錢財的肉參。等到香港警車出現，他們才跳出來截車，香港警察一看就知道他們是來自大陸的偷渡客，很禮貌的讓他們上車。在警察局裡給了他們衣服和食物，第二天一早送他們出市區，經過了三次驚心動魄的「起錨」後，沈強終於獲得了自由，從此在香港展開了新的生活。
2010年10月7日於香港
《記憶》2013年2月15日第9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