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法國華裔記者張竹林撰寫的《中國製造的監控社會》一書由晨曦出版社（Editions de l'Aube）正式出版。日前，法國資深記者、中國和西藏問題專家、法新社前主編皮埃爾·安托萬·多內專門撰寫了對此書的書評，在今天的中華世界節目中，就為您介紹這篇刊登在網站Asialyst上的書評文章。
多內在書評開篇指出，《中國造的監控社會》一書是由一位華裔記者撰寫，因此更加可信和震撼。這本書讓人身臨其境，其觀點既簡單又可怕：中國民眾處處受到監視，完全是喬治·奧威爾那本富有遠見著作《1984》的翻版！出版74年後，這本小說變成了現實！
「喬治-奧威爾在他的著名小說《1984》中寫道：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張竹林在自己的書中如是說。這正是中國主席習近平主席2012年上台以來精心打造的、無情的、中國監控系統的真實寫照。十一年過去了，在中國，幾乎沒有人可以奢望自己能逃脫、成為漏網之魚。
「據估計，很快每個中國人就會有兩個監控攝影頭，共計二十七億六千萬個。隨著大數據的發展，強大的監控網絡正在編織，不僅覆蓋城市，也覆蓋鄉村」。在法國《國際信使》周刊任職的張竹林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民眾現在「跪倒」在共產黨及其領導人習近平的全面控制之下。
多內認為，在法國生活了14年的張竹林出生於福建，在中國長大，因此他了解中國的方方面面，包括這個經常令人絕望社會的缺點。
多內從幾方面分析了張竹林的書：不再抗議、網絡輿論攻擊如狗血噴頭、教育的心理影響、條件反射的行為和社會信用。
不再抗議
書評認為張竹林對中國社會的觀察令人感慨萬千，並引述書中的文字：「是的，要擺脫恐懼，最好的方法就是習慣它。此外，『安全』這個概念對中國人的吸引力毋庸置疑。大多數人似乎對這些監視他們日常生活的人造眼睛無動於衷，很多人認為這是他們生活安寧的保證。以至於今天，北京無可辯駁地成為真理的主宰。」
因為「與西方人面對這雙奧威爾式眼睛的警惕姿態相反，大多數中國人確實認可這雙眼睛」。對於其他可能想反對它的人來說，恐懼是存在的。這種恐懼令那些仍然敢於站出來、發聲的人寥寥無幾。因為他們知道，如果自己嘗試冒險，必然會很快被識破，如果拒絕屈服，就會受到懲罰。
書評文章稱，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方面展開工作：民族主義色彩、虛假信息、意識形態炒作、對給中國14億人民帶來幸福的、偉大領袖的個人崇拜。如果主要目的是服從，那麼最終目標就更為重要：控制人們的大腦。包括那些從小學就開始的最年幼的孩童。
其目的是讓中國人變得絕對順從。當然時不時的，一些社區因為受夠了不公正待遇、房地產集團的掠奪，水和空氣污染，讓日常生活難以為繼，而爆發了一些憤怒。但安全部門很快就讓他們噤聲。
從此，共產黨及其追隨者可以高枕無憂了：當然不會再有抗議活動了。也不會再有質疑，因為人們會相信，他們正在享受「世界上最安全的制度」所帶來的幸福和物質繁榮。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說的那樣，超過14億中國人可以上網。僅巨頭騰訊公司的微信用戶就擁有12.9億，而網絡微博也擁有4.63億用戶。然而，所有的交流都要經過仔細審查，以便在短短几分鐘內消除所有的異端言論。審查人員正在嚴陣以待。
網絡輿論攻擊如狗血噴頭
在2021年，「中央網信辦」自豪地宣布十億三千四百萬個帳戶已經被審查。張竹林指出：「在這個擁有十億四千萬人口的國家裡，監控被強大的國家宣傳機器當作積極因素來宣傳，當作緝拿邪惡的法寶。」
更有甚者，除了傳統的審查制度外，如果網民在社交網絡上大膽批評體制，就會遭到來自各方的謾罵。書仲介紹了在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求學的中國女留學生黃進（音譯）在中國的遭遇。
回到中國後，面對當時實行的「新冠清零」政策下強制執行的無數手續，她在自己的微博上發布了一條簡訊，抱怨繁瑣程序的緩慢。她希望贏得網民的支持。但隨後發生的事情卻出乎她的意料。
她很快發現自己被大量侮辱性言論淹沒，其中一些人認為她應該被抓起來。她成了公眾私刑的受害者，在試圖解釋自己的處境卻徒勞無功之後，她只有一個選擇：清空自己帳戶中的所有內容。但為時已晚，因為在短短几天內，她的身份被公開受到網絡譴責，這要歸功於人肉搜索。
張竹林在書中指出：「自2013年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發出『講好中國故事』的號召以來，一個新的宣傳時代已經開啟。批評變得不可能、不可饒恕、反中國」。他說，「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對國際爭議越來越漠不關心」。在最近接受BFM電視台採訪時，中國駐巴黎大使盧沙野毫不猶豫地使用了「再教育」一詞來形容台灣人民，一旦台灣回歸中國。張竹林解釋說，自己很清楚「近年來，這個詞在國際社會高度敏感，讓人聯想到新疆的『再教育營』」或險惡的文化大革命。
教育的心理影響
張竹林還在書中回憶了自己是如何被捲入意識形態運動的漩渦，他寫道：一場接一場的運動發明了「預製矩陣」，產生了諸如「我愛我家，但我更愛偉大祖國」或「花兒為什麼這麼紅？祖父深情地回答：因為它是革命英雄鮮血染成的」。「所有這些伴隨我在中國度過童年和青年時代的格言顯然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們在眾多的視聽節目和電視新聞中大量播出」。
因此，意識形態在中國人的心中烙下了印記，並在他們的頭腦中留下了一種恐懼的條件反射。張竹林寫道：「教育對心理的腐蝕作用就在那裡，像空氣一樣無形，卻又如此存在！就像恐懼一樣，儘管距離北京有一萬公里之遙，它卻一直困擾和追逐著法國和其他地方的中國人。這種恐懼被轉化為自我審查、沉默、社會距離、極度警惕、集體偏執、奴役、順從和逃離。」
自2019年以來，就連學齡前兒童也成了黨的宣傳對象。繼國家主席習近平2019年3月18日就此發表講話後，同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強調要「從娃娃抓起」。
書中引述了以匿名為「口子」的一位中國媒體女主編的看法，小學的「紅色教育」與朝鮮的金氏政權有相似之處。中國人沒有意識到教育領域正在發生的變化，這些變化標誌著毛澤東時代的回歸。她說：「學校並不培養孩子的公民意識，它只想培養蒙昧主義下的奴才學生。」
近年來，中國意識形態教育得到了極大的加強。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巴黎政治學院客座研究員孫培東解釋說：「無論社會階層如何，都要下跪。」她說：「縱觀歷史，在中國人的記憶中，如果你不是『紅色血統』，就必須下跪」。這位教授駁斥了儒家思想應負全部責任的觀點，指出儒家思想無疑重視孝道和順從倫理。「台灣、日本和韓國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為什麼他們沒有問題？」
為什麼要叫習近平「習叔叔」？這是一種「尋找親情」。為什麼會成為一種時尚？這位學者解釋說：「因為很多中國人是跪著的。然而，國歌的第一句就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在題為「媒體，世界上最安全國家的巨大苦惱」一章中，張竹林解釋了在這一領域的意識形態束縛變得更加沉重，記者們在持續的監視情況下工作，不得不加倍發揮創造力來規避審查。藝術和文學界也是如此。化名黃波的人強調說「如果你是一名作家、記者、電影製作人，或者從事任何其他與思想有關的職業，你都將遭受巨大的壓制。你的電影會被審查，你的文章會被禁止，等等。在這種氛圍下，不安全感非常強烈，這是一種無力感。更重要的是，針對『公民社會』的鎮壓非常嚴厲。經常有人失蹤」。她說：「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我認識的人消失了」。
條件反射的行為
張竹林指出，習近平在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重申了毛澤東的教條：「黨統治一切」，從而強化了這種對絕對忠誠的痴迷。從那時起，「一切都不能聽之任之，一切都要摸清底數，不能喧賓奪主」，「在一個靠關係、隱瞞和謊言的社會裡，所有黨管媒體都要努力成為黨的意志和主張的代言人，維護黨的權威和團結」。
張竹林還補充說：正如喬治·歐威爾在《1984》中寫道：「過去的被抹去，抹去的被遺忘，謊言變成了真理」。結果就是中國記者的鬥爭失去了意義。事實上，宣傳鼓勵民眾訂閱報刊，因為它們都是「黨的理想、信念、意志和主張的直接傳播者」。他說：「訂閱黨報是一項嚴肅的政治責任」。現在中國的「這一萬零三十九種雜誌和期刊，一千八百種報紙，展示了一個正面的中國，從而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這才是最重要的。」「我們繞了一個大圈」。他幽默地解釋說：「在這個擁有十億四千萬人口的國家，如果有一個共識，那肯定不是為了一黨獨大，而是為了讚美審查部門的完美工作。」
想要逃避審查，翻過網絡管制的「長城」，中國網民的全民運動就是發明同音字。必須別出心裁地引用禁止使用的名稱、術語或是表達方式。但這不會持續太久，因為有無數受過訓練的審查員來識別這些同音字。
對於那些每月能支付近100元人民幣費用的人來說，VPN——虛擬專用網絡提供了暫時匿名和從外國媒體獲取信息的可能性。然而，審查人員通常會發現這些用戶，並對其處以罰款或是更重的處罰。因此，中國新一代網民——「那些在圍牆內長大的人，相信習近平主席關於需要控制網際網路，來確保國家網絡主權的承諾。」
在中國，仍然逍遙自在的持不同政見活動人士為數不多，他們知道自己正受到嚴密監視，因此變得異常謹慎。這一點，張竹林在中國期間就曾親身經歷。
他在書中詳細地記錄了經過：「在一位電影製片人的介紹下，我去拜訪了貴州詩人季峰（音譯），他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倖存者之一。像往常拜訪中國朋友一樣，我們在茶餘飯後無所不談。離開他家時，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脊背發涼。他家的房子在一條死胡同里，我注意到在巷口左邊的一根電線桿子上，有一個攝影頭正對著房子的大門。」書中寫道：「當我把頭轉向右邊時，我看到另一攝影頭，它的視野和第一個攝影頭的相交叉，距離不到二十米」。由此張竹林他得出結論，中國已成為「一個有利於冷漠的社會」。社會信用體系獎勵那些遵守規則的人，懲罰那些不遵守規則的人，這一制度已經制約了人們的行為。
社會信用：「大多數中國人贊成」
社會信用系統在中國是2015年推出的，現在已經非常成熟，當一個中國潛在違法者被攝影頭發現，他或她的所有詳細信息：姓、名、僱主、地址都會立即被識別除了。如果情節嚴重，就會被列入黑名單，從而被剝奪乘坐高鐵或飛機、以及入住豪華酒店的權利。雖然一些中國人認為這個制度是封建時代的殘餘，但「與西方人面對這些奧威爾式眼睛的警惕姿態相反，大多數中國人對此持贊成態度」。
最後，對敢於批評政權的人的懲罰出台了，他們被歸類為「反華」分子。最受青睞的目標是恐懼日益增長的知識界和新聞界。政權還將矛頭指向最惡毒的外國批評者，他們因此受到民眾的報復。因此，書中總結道，「由於長期生活在一個缺乏協商的社會裡，個人的、非主流思想受到當局的遏制，中共的行話已成為民眾的萬能教條」。
除了這一沉重的觀察之外，張竹林還對一些西方人仍然表現出的天真或是自滿感到驚訝。然而，他還是指出：「如果今天歐洲國家後悔自己的『天真』，認為中央帝國的經濟發展將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政治改革，那麼中國幾代領導人已經證明，西方人的願望不過是一廂情願，這種變革確實不是他們的菜」。
如果還需要更多的證據來證明中國政權的極度不透明：外交部長秦剛事件就很能說明一切，他被視為習近平培養的新生力量，去年12月被任命，6月25日起突然消失，一個月後的7月26日星期二被解職，沒有任何解釋。
據小道消息稱，作為中共領導人主推的、「戰狼外交」主將之一的秦剛突然垮台，原因可能是因為和香港鳳凰衛視駐美記者傅曉田有染，而且傅曉田可能是西方情報機構的特工。
誠然，在共產主義的中國，政治、經濟或藝術領域的領導人失蹤時司空見慣的事情，這些人要麼已經落馬，要麼可能對政權構成挑戰。但有分析認為，即使這一消息得到證實，也很可能只是秦剛突然倒台的藉口而已。
英國廣播公司日前援引漢學家讓-皮埃爾·卡貝斯坦的話說：「秦剛事件不利於中國共產黨在國外，甚至在國內的形象。」這凸顯了（中國）領導層內部某種程度的不穩定，甚至可能存在分歧。
最後書評給出了這樣的結論：對於那些想了解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成為奧威爾式世界的人來說，這本書是必讀之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