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了。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我和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一起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這個所遠離北京市區，是我國最早的原子能研究基地，是新中國早期最保密的地方。
我1955年大學畢業，先跟前蘇聯專家學習了幾年，後來就到這個研究所工作；劉允斌是從蘇聯回來直接到這個研究所的，比我早到一年。
初識劉允斌
我初到原子能研究所時，聽同事們說，所內有不少高幹子女。我們研究室里就有一位彭士祿，他是彭湃烈士的兒子，據說他幼時由周恩來、鄧穎超收養，後來送到蘇聯留學，他和我不在同一個小組，但經常見面。
他個子瘦小，為人極誠懇，我們俄文水平差，看不明白的地方去問他，他總能詳細地幫你解釋。但不到一年，就見不到他了，原來調走了。那時調動工作，就像部隊換防一樣，說走就走，不歡送，也不告別，也不知去哪兒。後來我調到上海核工程研究設計院搞浙江秦山核電站設計時，他來過幾次，那時他是核潛艇的總設計師。
李四光的女兒李林從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後，留在英國工作。當李四光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回國擔任地質部部長時，李林跟父親一起回國，在我們研究所任材料研究室的主任。我是在一次批判會上才認識她的。
原子能研究所有20多個研究室，我不知道的高幹子弟一定還有很多。
我第一次認識劉允斌是很偶然的...
那天，我和幾個同事去食堂吃飯，從草坪旁邊的小路走過，有人忽然輕聲跟我說：「喏，那就是劉少奇的兒子。」我順著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看見他和一位戴眼鏡的矮個子女同志在另一條小路邊談論什麼。
出於好奇，我們就駐足觀看....
劉允斌和劉少奇長得很相像，寬闊的前額、高高的鼻子，就像一個模子裡倒出來似的，所不同的只是多了一副眼鏡，個子略矮一些而已，衣著相當樸素，而且顯得有些陳舊，他菸癮很大，一支接著一支地抽。他靜靜地傾聽那位女同志講話，直到女同志把話講完，他才發表自己的意見。
劉允斌那時是核化學研究室的室主任，估計那位女同志是他室里的一位科技人員，有什麼事情找他，「狹路」相逢，就把他攔住了。後來聽與他同一研究室的人講，這是劉允斌的一貫作風：當有人和他討論問題時，從不把別人的話打斷，總是仔細地聽著，讓對方把話講完，才發表自己的意見，所以他在室里聲望很高，人人稱讚。
劉允斌是1957年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比我早一年多，雖不在同一個研究所，但工作時間一長，又在同一大樓，後來見面的機會也多起來了，平時碰到也偶爾聊聊天，有時也到他辦公室坐坐。
劉允斌從蘇聯回北京時，劉少奇在門口迎接，劉少奇看到兒子，第一句話就是：「允斌，你回來了！」這是一句含意豐富的讚美詞，不言而喻，劉允斌相當爭氣，做父親的哪有不感到高興呢？
苦難的童年
劉允斌是共和國主席的兒子，人們總以為他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其實不然，劉允斌的童年是歷盡坎坷的。
劉允斌是劉少奇和何葆貞所生的第一個兒子。1925年劉允斌出生以後，劉少奇就南下工作，四海為家，因環境險惡，帶著兒子很不方便，想把兒子交給一個礦工收養，這時正巧劉允斌的六伯劉雲庭來到安源，他認為劉允斌畢竟是劉家的親骨肉，與其送人，不如由他帶回寧鄉炭子沖老家。
第二年，何葆貞回炭子沖看望不到2歲的劉允斌，不料這次見面就成了永別，不久何葆貞就在獄中英勇犧牲了。劉少奇則在10多年以後才見到自己的兒子。
劉允斌寄養在炭子沖六伯家中，因六伯家庭境況也不好，生活很艱難，到5歲時，劉允斌就失去了童年的歡樂。天剛發白，劉允斌就拿起牛鞭、背著籮筐，帶著鐮刀，一個人上山放牛。一邊照顧比他高出一個半頭的大水牛，一邊割草，晚上將草背回家餵豬。中午取出懷裡帶的山芋，就著喝幾口山水，就算是中飯了。天黑回到家時已經很累、很餓，便自己摸黑到灶間，盛碗稀飯或什麼的，有時連這個也沒有，就餓著肚子躺到稻草堆上過夜，他在這個家裡已經要像成人一樣照顧自己了。
到了七八歲，他幹的活更多了，除了放牛、割草，還要背犁種地，一不小心，手腳常常被劃破。一次被野狗追著撕咬，鮮血直流，他的哭聲驚動了附近幹活的人，他們趕來打跑了野狗，背他回家。後來傷口化膿，他依舊天天下地幹活，放牛、割草。
1938年，六伯給他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他的父親要接他到延安去。劉允斌不知道延安離炭子沖有多遠？爸爸是什麼樣子？既然爸爸在延安，又能離開這個充滿苦難的地方，他心裡真不知有多高興！
1938年7月，六伯陪劉允斌到了延安，劉少奇上下仔細地打量自己的兒子，安源一別，自己戎馬倥傯，就沒有見到過自己的兒子，現在兒子來到身邊，怎麼不高興呢！
劉允斌對劉少奇有點陌生，回頭望了望六伯，六伯告訴他，這就是你的父親。劉允斌終於見到了自己的爸爸，但張著嘴卻叫不出聲來，劉少奇鼻子一酸，一把抱住自己的兒子，劉允斌才一聲「爸爸」叫了出來。
蘇聯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把一批烈士孤兒和高幹子女送到蘇聯去學習。他們在蘇聯幾乎都是學習理工的，回國後都在國防系統的保密單位工作。這些人在「十年運動」中幾乎都被打倒，不少人還被迫害致死，劉少奇3個子女中，劉允斌和劉允諾先後被迫害自殺；劉愛琴則3次被關，放出來後，又被開除黨籍和工作，送去勞動改造，最後落腳在內蒙；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養女孫維世則帶著腳鐐、手銬，含恨去世，這是後話。
劉允斌到蘇聯以後，先入莫斯科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後來改入伊萬諾夫國際兒童院。
1941年6月22日，德國法西斯對蘇聯不宣而戰，德軍長驅而入，兒童院裡從西歐來的大孩子穿上軍裝，開赴前線。劉允斌也要求上前線打仗，但沒獲批准。他又要求捐血，可是蘇聯規定不准在國際兒童院採血，他軟磨硬纏，最後獻了血。
德寇入侵，把蘇聯拖入戰爭的深淵，國內供應嚴重短缺，兒童院的男孩被動員去撿廢鐵，女孩則參加做手套、縫軍衣。劉允斌和毛岸英還到軍工廠參加勞動，製造槍枝彈藥，到附近農莊參加收麥子、挖土豆。
戰爭時期，兒童院的糧食供應受到很大影響，經常碰到挨餓受凍的日子，人人面黃肌瘦，沒有血色，劉允斌比父親矮了半個頭，也許就是因為在戰爭歲月中經常餓肚子，影響了他的生長發育。
1942年11月19日，蘇聯進行了史達林格勒大反攻，德國節節敗退。到1943年11月，德軍全部退出蘇聯。但是戰爭勝利未給兒童院帶來半點好處，因為這一年共產國際解散了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兒童院成了「無娘的孩子」，新來的院長只是象徵性的，根本不管學生能否吃飽，忍飢受餓是尋常的事。幸虧兒童院好心的老師，介紹他們加入了蘇聯籍。當時蘇聯管理很嚴，沒有戶口就得不到配給、借不到住處、考不了學校、找不到工作。劉允斌就利用蘇聯籍的身份，給出版社抄稿子、到碼頭背蒲包，增加一點收入，改善生活。
1945年夏天，蘇聯紅軍攻入德國境內，國內恢復了和平生活，各大學相繼複課，這時劉允斌高中畢業了，考入了莫斯科鋼鐵學院學習，由於學習勤奮，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使教師和同學驚嘆不已。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投擲了兩顆原子彈，使不可一世的日寇無條件投降了。這一下大大刺激了蘇聯。在德國投降後，蘇聯千方百計搜羅德國參加過原子彈研製的專家、圖紙、設備、儀器，搶先帶回國內，開始自己的原子彈研究工作，並在莫斯科大學開設了原子能專業，這是一個十分保密的專業，非俄羅斯人不能進入這個專業。
劉允斌知道原子能對自己國家有多麼重大的意義，但又進不了這個專業，他只好退而求其次，他在鋼鐵學院學完一年之後，決定退學重新報考莫斯科大學化學系，因為化學系有一個核放射化學專業與原子能有關，將來也可為原子能事業服務。真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劉允斌如願以償考入這個專業學習。
1947年，中國留蘇學生成立了一個同鄉會，由於劉允斌學習成績好，工作認真，有組織才能，肯為大家服務，大家一致選他為會長。他把大家組織起來學習國內形勢，開聯歡會、座談會，交流學習心得，唱歌跳舞，會上歡聲笑語不斷，他把大家緊密地團結在了一起。
跨國婚姻的悲情
那是1951年，劉允斌在莫斯科大學學習，他一向學習用功，為了不影響宿舍同學的休息，他經常獨自一人在校園或到校外學習；瑪拉姑娘也是一個好學上進的學生，她父親是個紅軍老戰士，母親是教師，她是家中的獨生女，家道小康。劉允斌天性開朗，又能唱歌、跳舞，這一切早被瑪拉看在眼裡。有一次他們對面相遇，四目相對，瑪拉對劉允斌溫和地淺淺一笑，出於禮貌，劉允斌也點頭致意，道一聲好。這樣兩顆異國青年的心就靠近了一步，慢慢地，他們各自的心就像小鹿一樣地撞擊起來了，彼此感到心裡都像有股溫泉在流動。
此後，他們接觸的機會就多起來了。圖書館、閱覽室、校園樹蔭下和聯歡會上都留下了他們的身影。
瑪拉和劉允斌都在莫斯科大學化學系學習，但是不同一個專業。劉允斌對學習抓得很緊，在圖書館裡他常常是第一個到，閉館時又是最後一個離開，他對待學習就像玩命一樣。瑪拉感到有些心疼，勸劉允斌注意身體。不幸真給瑪拉言中了，後來劉允斌真的大病了一場。在異國他鄉，多虧瑪拉的細心照料和中國留學生的關懷，劉允斌的身體才漸漸恢復了健康。
劉少奇和劉允斌（右一）
劉允斌對這場跨國婚姻並不是盲目的。一來他年齡已經不小；二來他學習還沒有結束，一年半載回不了國；三來他感到瑪拉為人不錯，真誠大方，對自己真心實意，是個好姑娘。劉允斌也知道自己和瑪拉結合將會帶來一系列問題：父母能接納她，同意他們結合嗎？將來自己是決心要回國的，瑪拉能跟自己回去嗎？她父母會不會拖她的後腿，還有瑪拉在中國生活會習慣嗎？等等。
劉允斌決定趁暑假帶瑪拉回國一趟，因為自己已經在蘇聯生活了十幾年，很想看看自己的家人，同時也讓瑪拉有個適應的過程。劉允斌把這個意見寫信告訴了父親，父親很快回信了，並對瑪拉來中國表示歡迎。
就這樣，1950年，劉允斌在離開祖國11個年頭以後，第一次帶著女朋友瑪拉踏上回國探親之路。
劉少奇和劉允斌、瑪拉
劉少奇和王光美見到了久別的兒子和未來的媳婦，感到很高興，破例舉行家宴招待他們。席上，劉少奇語重心長地向劉允斌提出：「你將來學成之後是要回國來的，不是家中需要你，而是祖國需要你。」並說，瑪拉初到中國，會一切感到不適應的，你從現在起就應該在各方面幫助她適應。
於是，劉允斌就帶瑪拉買了褲子，換下裙子，陪她一起逛街、吃中餐。這一切瑪拉都容易學，容易接受，但最大的難題是語言的障礙。因為在蘇聯時，她和劉允斌都講俄語，但到中國以後，劉允斌不能寸步不離陪在她左右，瑪拉成天聽著莫名其妙的漢語，猶如墜入雲里霧中。更主要的還是中國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上的差異，一個土生土長的蘇聯姑娘，要適應異國他鄉的生活，談何容易。
1952年，劉允斌以優異的成績從莫斯科大學化學系畢業了，並通過了論文答辯。不久劉允斌和瑪拉結婚了，婚後生活十分美滿幸福，雙方都繼續學習，劉允斌考上莫斯科大學放射化學系的研究生。
這年，劉少奇第二次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蘇聯參加蘇共十九大。劉少奇告訴劉允斌：中國科學院已經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所謂「近代物理」顧名思義就是「原子核物理」，這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才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的前沿尖端科學。劉少奇說：「機構是有了，就是缺少人才。」言外之意要他學成趕快回國服務。
第二年，劉允斌夫婦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索尼亞，再過兩年，又生了一個兒子，叫做阿遼沙，起的都是蘇聯名字，他們的小家庭和和愛愛，生活十分美滿。當時劉允斌不抽菸、不喝酒，在家中體貼妻子，疼愛小孩，家務事搶著干，這在俄羅斯男子中是絕無僅有的，難怪莫斯科大學的女同學對他們羨慕不已，希望自己將來也能找到一個像劉允斌這樣的愛人。
1954年，劉允斌研究生畢業，併到莫斯科化學研究所工作，擔任高級研究員。瑪拉也取得莫斯科大學候補博士的學位，並且擔任了一個教研室的主任，兩人收入相當可觀，生活十分富裕。
這時劉允斌接到父親的來信，說祖國很需要留學生回國服務。劉允斌從來沒有想要一輩子留在蘇聯，一直想回來報效祖國，但這時他不能不想到愛人和孩子，這是一個多麼溫馨的小家庭啊！劉允斌試探性地問過瑪拉：「願不願意到中國去？」瑪拉搖搖頭：「現在我們情況不同了，我們有了孩子，有了穩定而稱心的工作，如果到了中國，年邁的父母誰來照顧，誰能幫助我們照顧孩子、教育孩子，我在人地兩生的中國能夠生活得下來嗎？」
這些問題，在現在讀者看來，就像天方夜譚一樣，現在跨國婚姻多如牛毛，與日本的、與美國的……然而在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以前的跨國婚姻如鳳毛麟角。蘇聯對自己公民與外國人通婚有著十分嚴格的限制，法律規定蘇聯公民不允許與其他國籍人結婚，當時劉允斌持的是蘇聯國籍，一旦回國，就必須退掉蘇聯公民的身份，重新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很難想像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兒子不是中國公民，持的蘇聯國籍。再說，那時中蘇關係正處在微妙的關頭，時而「晴轉多雲」，時而「陰轉雷陣雨」，而我們國家又是十分注意意識形態的。這一切對涉世未深的瑪拉來說，如何適應得了。
瑪拉想盡一切辦法動員親戚、同事、朋友來做劉允斌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以家庭為重，留在蘇聯。
蘇聯政府高級官員也很欣賞劉允斌的學識和才能，主動出面勸說劉允斌留下來。甚至把劉允斌和瑪拉請到家中作客，席間主人真情地勸說：「留下來吧！克林姆（劉允斌的愛稱），你雖然是中國血統，我們也很理解你的愛國熱情，但你畢竟是我們蘇聯培養起來的，你是在這裡長大的，在這裡有你的同學、同事、老師、朋友，還有你美麗的妻子和活潑可愛的孩子，難道你真的會捨棄這一切而去嗎？我知道你還有一點擔心，那就是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不是那麼融洽了，但那只是些理論之爭，絲毫也不影響你在這裡搞科學研究。」
那位官員真的動了感情，連眼睛都濕潤了。
劉允斌沉默了一會，才緩緩地說道：「我始終把蘇聯當成我的第二故鄉，我在中國只生活了14年，而在這裡卻生活了18個年頭，相比之下，我對這裡比對我的祖國還要熟悉得多。我也非常喜歡這座美麗的城市，但我不能不回去，因為貧窮的祖國更需要我，就好像一個大病初癒的母親更需要兒子強健的臂膀扶持一樣，我的感情相信你一定能夠理解。」
那位官員默然了。
蘇聯畢竟不同於當年的美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
瑪拉徹底失敗了，也明白了，任何力量也留不住丈夫的心，她懂得一句中國的老話：「留人不留心，留住也枉然。」她萬般無奈地對丈夫說：「克林姆，你回去吧！但以後你會後悔的。」瑪拉抱住劉允斌痛哭一場，默默地為劉允斌準備行裝，劉允斌則為這個小家庭安排好一切。
劉允斌回國以後，出差加探親回過蘇聯幾次，每次回去，兩個孩子一左一右圍繞膝前，左一聲「爸爸」，右一聲「爸爸」，使劉允斌感到無比辛酸。劉允斌拼命幫家裡幹活，輕活重活都搶著干，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氣，要把今後的家務全部幹完似地。瑪拉知道：劉允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內心實在太痛苦了，想藉此減輕心裡的一些痛苦。
劉允斌和瑪拉一直保持著聯繫，他一直爭取瑪拉來中國。「知子莫若父」，劉允斌的心事瞞不過劉少奇。一次劉少奇問起瑪拉母子的近況，並勸慰說：「不要灰心，要爭取瑪拉來中國，爸爸會儘量幫助你的！」事實證明，劉少奇確實為解決劉允斌的跨國婚姻問題花了不少心思。
無奈中蘇關係日益惡化。在這場政治大風暴中，劉允斌和瑪拉的關係也就不可能維持下去了。劉允斌給瑪拉母子在莫斯科買了一套房子，讓她們有一個安全的藏身之所。此後，瑪拉和她的兩個子女就一直住在那套房子裡，劉允斌不時把自己的工資換成盧布寄給瑪拉，作為家中開銷的補充。
劉允斌和瑪拉終於辦理了離婚手續。
這一年，劉少奇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參加蘇聯十月革命43周年慶祝典禮，雖然在蘇聯的時間不長，劉少奇還是抽出時間把瑪拉的父母、瑪拉和兩個孩子全部請到中國代表團下榻的列寧山蘇共中央別墅相見。依然把瑪拉的父母視為自己的親家，把瑪拉視為兒媳，把孫子、孫女摟在懷裡。他對瑪拉說：「生活上有什麼困難時，可以通過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尋求幫助。」他知道這樁婚姻的失敗，其過錯不在兒子和兒媳身上。
劉允斌被迫自殺
劉允斌性格開朗、為人隨和，易與別人相處。在工作、學習、勞動中，他都走在前面，對同事就像兄弟姐妹一樣，沒有半點架子，所以大家都很喜歡他。後來人們知道他是劉少奇的兒子、共和國主席的長子，除尊敬之外，更增加了一份親切感。
當時劉允斌著手研究的是把原子彈爆炸物——核燃料從同位素中分離出來，並把它提純。可是要獲得合格的核燃料談何容易，幾十年來，世界上多少國家的科學家殫精竭慮，為合格的核燃料絞盡腦汁。
劉允斌的工作與當時原子彈研製成敗密切相關。
1962年8月，蘇聯背信棄義，撤走了全部蘇聯專家，帶走了全部圖紙，周總理指示：要「自己動手，從頭摸起」，中央決定在包頭建立核燃料二廠，這就是後來人們常稱的「包頭202廠」。
二機部劉偉部長調劉允斌到202廠工作，並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個核燃料工藝室人馬併入該廠。
劉允斌一到202廠，就成立了幾個研究室，分別從事物理和化學實驗、理論計算、工藝試驗、分析研究，研究工作很快步入正軌。研究人員想到自己工作在原子彈研製中的重要性，一到室里，就一頭鑽進實驗室。劉允斌更是忙得不可開交，亂蓬蓬的頭髮沒有時間去理，一件藍布大褂日夜不離身，晚上就和衣躺在實驗室里，第二天一早起來接著干。
劉允斌常以自己應該不愧為劉少奇的兒子自勵。劉少奇也以能有這樣一個出色的兒子而高興。記得王光美不知在什麼場合下提到過，劉少奇認為幾個子女中，劉允斌是最出色的，無愧於共和國培養起來的好兒子。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喜訊傳到202廠，劉允斌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不禁淚如雨下，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十幾年來，自己從莫斯科鋼鐵學院轉學到莫斯科大學核化學系，並不惜拋妻別子回到祖國，不就是為了這一天嗎？
緊接著，中央又發出號召：儘快研製氫彈。劉允斌又投入新一輪的戰鬥中。
然而，好景不長，「十年運動」來了。這場風暴一來，劉允斌首當其衝，成了「革命」的對象。因為他在廠里是領導幹部，在技術上是權威，他又是蘇聯培養出來的「修」字號人物。
202廠是個絕密單位，中央三令五申軍工廠不准「串連」，當時劉少奇還在台上，一些心懷不軌的人還不敢明目張胆的批鬥劉允斌。
但自《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出台以後，「黑司令」明擺著指的就是劉少奇。這樣一來，202廠就像炸開了鍋，劉允斌成了「替罪羊」，各派無不以揪鬥劉允斌為榮，批鬥得愈狠，愈獨具匠心，誰就表示最熱愛毛主席，這可苦了我們這位劉大哥，廠里批鬥不夠，又把他掛上牌子，牽到離廠幾公里路的市區游鬥。北京城裡二機部系統的「造反派」也聞風而動，連夜來廠里搶人，把劉允斌揪到北京去批鬥。
隨著劉少奇被「打倒」，劉允斌的日子愈來愈不好過了。最使他感到難過的是：過去一些受到他幫助的老工人、老同事，看到他就把頭別在一邊；一些平時相處很好、經常來串門的，現在充當起打手來了，揪他的頭髮，往死里整他，要他揭發劉少奇。
劉少奇平時對子女要求很嚴，特別是劉允斌。因為他是長子，可以起表率作用。劉少奇和劉允斌一起生活的時間並不多，劉允斌14歲時才見到劉少奇，同年就出國到蘇聯去了，在蘇聯生活了18年。回國以後的11年中，前5年劉允斌住在離城50多公里的原子能研究所，後6年則在包頭工作，和父親幾個月、幾年才能見到一次面。見面時，父親要他們匯報工作，然後加以鼓勵。
劉允斌相信父親的光明磊落是日月可鑑的。所以劉允斌被批鬥時，「造反派」要他喊「打倒劉少奇」，他不喊；要他斷絕與劉少奇的關係，他不為所動；要他揭發劉少奇的「罪行」，他也說不出。當時，我仍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由於劉允斌身份特殊，大家十分關注他的情況，私下談論不少。
劉少奇被鬥，202廠「造反派」對劉允斌就更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廠里對劉允斌的批鬥和北京城裡對劉少奇的批鬥「遙相呼應」，今天這一派「批」，明天那一派「鬥」。勞動、批鬥、拷打、審問，不寫交代，坐「噴氣式」，沒完沒了，日子真夠難熬。
1967年11月21日晚上9時許，劉允斌被批鬥了一整天，湯水點滴未進，拖著疲乏不堪的身體，帶著滿身的傷痕，一步一拐地回到住處。
劉允斌草草地洗了一把臉，喃喃地說：「我的一生沒有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的地方。」他想到沒有做人的尊嚴、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人活在世界上還有什麼價值？他想起離開蘇聯的時候，瑪拉跟他講過：「你回去會後悔的。」當時他擲地有聲地回答：「我九死而不後悔。」然而現在呢？他說不清、道不明，感到自己的心在絞痛，像被撕碎了一樣。作為一個核科學工作者，勤勤懇懇地工作一輩子，現在……他想不下去了，他不禁流下了熱淚。他褪下手錶，取下鋼筆，把它們整齊地放在寫字檯上，然後輕輕地推開門，再把它關好。
室外，狂風大作，雪花漫天飛舞，他一步一回頭地走下樓梯，漫無目的地朝荒野走去，大地一片荒涼，遠處、近處都散射著白光，一條鐵路靜靜地自東向西穿過原野，鐵軌上也積滿了雪，「轟隆隆」的機車聲自遠而近。
當人們發現劉允斌不見了，急忙四處尋找，一直找到東方發白，才在家屬區西北方向的路軌上找到了劉允斌的屍體。
瑪拉和她的兩個子女今何在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追述一下瑪拉和兩個子女的情況：
前面介紹過，由於政治原因，瑪拉沒有跟隨劉允斌一起來到中國。劉允斌回國後，兩人天各一方，分居兩國，瑪拉一個人默默地扶養著兩個孩子，飽受分離之苦，含淚把索妮亞和阿遼沙培養成才。
1990年，瑪拉第三次來到中國，中國是她的第二故鄉，風雲過後，她想回來看看！更重要的是她要親眼看看劉允斌最後的歸宿地——八寶山。
這次真的圓了瑪拉縈牽夢繞幾十年的思念，看到了劉允斌和李妙秀所生的兒子——維維和東東。維維一家還給這位蘇聯媽媽送了禮物。
這裡應該補充說明一下：
劉允斌和瑪拉分手以後，把全身心都投入了工作，白天、黑夜沒命地搞科研，劉允斌抽菸也是這時學會的。所里不少好心人都很關心他的個人生活，組織上也為他著急，當時他才35歲，怎麼能一個人過日子呢？
後來一位好姑娘走進了他原已枯萎的心田。她是同在原子能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叫李妙秀，也是從蘇聯回來的留學生，上海人。她有著南方人特有的溫柔、文靜、體貼，能體諒劉允斌的苦衷，從生活上、思想上、工作上理解劉允斌，並加以有力的支持。劉允斌調到202廠以後，李妙秀也跟著來到了這座草原雪城，擔任一個分室的主任，為了使劉允斌無後顧之憂，李妙秀包攬了全部家務和負責撫養兩個孩子的責任。
瑪拉和李妙秀初次見面，就一見如故，情如姐妹，她們互相感謝對方對劉允斌的照顧。可惜瑪拉回國以後不久，就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了。
那麼劉允斌和瑪拉在蘇聯所生的女兒索妮亞和兒子阿遼沙呢？他們現在的情況怎麼樣？
他們都已年過半百了。
劉允斌的女兒索妮亞愛好文學，從事文藝創作，很有才華，是一位詩人，她早年移居美國，在美國成家立業，生活安逸幸福。兒子阿遼沙就沒有姐姐那樣幸運。阿遼沙小時就與劉允斌分開，5歲時見過爺爺劉少奇一面，後來由於中蘇交惡，更加上劉少奇被揪鬥，影響所及，阿遼沙就一直隱姓埋名長達數十年之久，就連劉允斌被迫含冤自殺的消息，母親對他也守口如瓶，一直到20年之後他才知道。
阿遼沙在蘇聯上中學、大學，直到參加工作，他都沒有在各類表格中填寫劉少奇、劉允斌的名字。那個時代，中蘇關係交惡，克格勃時刻監視著他們一家。母親瑪拉為了他們的安全，帶他們到自己娘家去住。上學以後，阿遼沙跟母親的姓。阿遼沙事後回憶說：「這樣做除了考慮到安全之外，我們也不想炫耀給人知道我們祖輩是偉大的人物。」
在學校讀書時，阿遼沙非常刻苦自勵，因此門門功課的成績都很優秀，從莫斯科航空學院畢業以後，被分配到蘇聯「國家航天指揮中心」工作，從事蘇聯極為機密的國際尖端技術研究，而且必須服役。
此後長期以來，阿遼沙一直想和北京親人取得聯繫，回中國尋親。無奈中蘇兩國關係尚未解凍，一直到1987年，他才得到劉家的消息，從此他便產生回中國去看看的想法，直到瑪拉因心臟病去世，他的這種想法更加強烈。
1998年，在劉少奇誕辰100周年時，中國有關部門向阿遼沙發出邀請，請他回國參加紀念活動。可是，阿遼沙在蘇聯國際尖端科研單位做了20多年的機密工作，按照蘇聯規定：必須要等到退役3年之後才可以出國，但當時阿遼沙還未退役。因此這封邀請信被蘇聯有關部門扣留了，阿遼沙知道後十分焦急和生氣，後來便以「侵犯公民通信自由」為由，向蘇聯有關方面提出申請，但一切努力均告失敗。不得已，阿遼沙選擇了提前退役一途，希望中國之行能夠早日實現。
2003年4月，阿遼沙和妻子準備踏上回中國的尋根之路時，他們第一次到中國駐蘇大使館辦理簽證，說自己是劉少奇的孫子時，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大惑不解，驚訝萬分，因為當時大使館工作人員頻繁調動，弄不清他們的存在，有的工作人員或許還不知道劉少奇和劉允斌還有這麼一個後代。工作人員把他的護照拿進去核實了老半天，然後才出來告訴他：「事情弄清楚了，情況確實這樣，確實是劉少奇的後裔。」
辦齊手續，獲准出國以後，阿遼沙和妻子就買好機票，直接飛往魂牽夢繞的北京，和奶奶王光美見了面。
阿遼沙和妻子在北京奶奶王光美身邊住了幾天，接著就到湖南老家炭子沖尋祖歸宗。
這些年來，阿遼沙不斷穿梭於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國家。前些日子，阿遼沙到廣州參加祖母王光美的事跡圖片展，他已經獲得中國的「外國人永久居留證」。他很喜歡中國南方這座城市，他願意長期居住在廣州。他表示：由於工作和家人的關係，他打算一半時間住在美麗的廣州，一半時間住在莫斯科。
1960年，爺爺劉少奇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赴蘇出席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大會，劉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去看望了兒媳瑪拉和孫子、孫女。那年阿遼沙5歲，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爺爺，阿遼沙一直珍藏著那次爺爺親吻自己的照片。
現在，阿遼沙經常往來於中、俄兩國之間，他聲稱：自己願意做中俄關係的民間使者。他還打算在莫斯科開設一間中醫院，將祖國的傳統醫術介紹給自己出生的另一個祖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