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告訴他的讀者，當年他代表尼克森與毛澤東、周恩來做交易的時候，雙方都非常清楚，這是一場歷史性的豪賭，因為美中兩國不僅存在鮮明的意識形態對立，更有東西方之間巨大的文化鴻溝，誰也不可能知道，美中聯手能走多遠，未來的風險和衝突會有多大。既然如此，為什麼雙方都同樣決絕地走出這一步呢？除了政治得失的算計，我以為當時的兩國領導人也有一種對兩大文明未來的期許這個積極因素。後來的發展證明，美中合作確實能產生巨大的能量，但如此巨大的能量既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帶來毀滅人類的危險。基辛格的晚年見證了這個邏輯，因此，他把幫助當代人理解和化解這種危險，當作自己最後的責任。
過去三十年，美中兩國的知識人，也見證了兩大文明衝突的風險是如何具體展開的。一個共同的認知挑戰，就是如何理解美中衝突的深層機理，而不至於被文化宿命和進步主義的決定論所綁架。就我個人而言，最沒有想到的，就是中國億萬農民居然能如此深入地參與到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這個發展有相當的偶然性，但也正因為這個發展，中國改革前的「單位社會」，被完全地「原子化」了。現在中國人口的「流動自由」，是當年完全無法想像的。我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以為這種「流動自由」與專制政治無法兼容，但事實卻證明，在現代技術手段的支持下，人口的「自由流動」並不能支持有組織的反抗政治，因為沒有結社和宗教自由，社會已經沒有自治能力，而只能系統性地依賴國家和官僚機器來維持所有的基本秩序。
由此提出一個問題，就是中國這樣人口「自由流動」的專制社會，與發達民主國家的開放社會是什麼關係？我相信許多人都觀察到了，中國這種巨型的、人口自由流動的專制社會，對發達民主國家的開放社會帶來了多重的挑戰，這恐怕是索羅斯當年也想不到的。
首先是開放社會對中國專制社會的經濟依賴，正是這一點，促成了習近平和不少人所謂「東升西降」的判斷。其次，由于越來越多中國人出於各種原因向發達民主國家移民，對當地的民主政治以及兩國的地緣政治遊戲，都帶來了不利於開放社會的影響。民主國家也感受到這個威脅。
試想一下，如果上千萬中國大陸人移民美國和發達民主國家，而其中有相當多的人其實並不接受開放社會的法治和民主價值，而是堅持做所謂「愛國華僑」，將會給開放社會的內部政治和對華外交帶來何種影響？這其實也是一些人判斷「美中必有一戰」的經驗基礎。
對中國來說，太多富人和專業人才移民開放社會，可能不利中國內部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問題是，這趨勢能擋住嗎？如不能，中國就會陷入今日香港和俄羅斯那樣的困境。不過，本次台灣的大選似乎給未來的中國帶來某種啟示，賴清德、柯文哲乃至已經棄選的郭台銘，選擇的競選夥伴不僅都是女性，而且都遭到了所謂「國籍問題」的質疑。這讓我不禁想到，未來中國大陸的政治轉型，絕對少不了大量「海歸」甚至是海歸二代的參與。如果那時基辛格還沒有被完全遺忘，史家對他半生為美中關係奔走的評價，應該不至於像現在這樣苛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