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頭怪獸一輩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飢餓。（網絡圖片）
有一頭怪獸一輩子都在追捕我，它的名字叫飢餓。
它逼迫我12歲時步行250里翻過大別山買糧食，它在最近十年撬掉了我十幾顆牙齒。它啃噬我的肉體和靈魂，深度改變了我的世界，此刻，它正蹲在我身旁，驅使疾病圍毆我。
飢餓隨我爬出娘胎一直型塑我的童年
1963年4月，大饑荒讓人們氣息奄奄，我很不知趣地在此時降生人世。母親46歲，高齡疊加營養不良，我的落生十分勉強。出生那天，大雨滂沱，父親盤田抓到兩條魚，母親很歡喜：老五有些名堂，自帶伙食落生。
小名就叫雨生。有人喊「魚生」，他們相信有兩條魚陪我來到人世。
飢餓跟我一起爬出娘胎。沒有奶水，母親每天抓幾粒米，加一點菜葉和鹽，放到蒜缽大的土罐里，煨在土灶中，用那米湯餵我。
學話和走路節奏都算正常，兩歲多突然又不會走路了，只能坐在小木凳上。缺鈣，小腿慢慢羅圈，飢餓開始型塑我的身體。幾年後，飢餓又在我的上身鼓起一個不大的雞胸。
飢餓還讓我差點成為獨眼龍。
三歲時的一天，家門口曬了一堆竹雜（竹枝竹節），黃昏時我抱竹雜到灶口。因為缺鈣，走路不穩，過門檻時摔了一跤。眼前立即一黑，一根鋒利的竹籤插向左眼。母親嚇壞了，檢查後出了一口氣，竹籤插中左眉，差一點就進了眼珠，讓我成為一輩子的「杜具隻眼」。母親颳了些鍋煙，敷到傷口止血。左眉這個斷口，留到現在。
記事起，每年春荒父親都要到安徽省太湖縣去「挑芋頭」（紅薯、地瓜、蕃薯）。英山極左，虛報產量，都交了公糧，每年有幾個月粒米難尋，只好到安徽買人家不要的爛地瓜充飢。那地瓜長滿黑疹，苦氣嗆鼻子，有的整體腐爛，像死老鼠滿身白毫。
那年頭，從英山到鄰近的安徽太湖、霍山、岳西、金寨幾縣，布滿荊棘亂石的山道上，買芋頭的英山人絡繹於途。蓬頭垢面，滿臉菜色，他們有氣無力，卻不肯打開袋子吃一口，這是要拿回家救命的。
爛芋頭和上野菜、谷糠做成「苦芋頭粑」，蒸粑的苦氣能飄出幾百米。
1969年春天，比我小兩歲的周棟到家做客，他捏著那冒苦氣、黑得像牛糞餅的芋頭粑來回翻看，不敢下嘴。我靈機一動，說「毛主席叫我們一不怕苦」，咬下一口。苦粑進嘴，眼淚都催出來了，苦味中還有腐爛的霉味，要吐。怕周棟不敢吃，我沒敢嚼就吞了下去。周棟把芋頭粑放到嘴邊，猶猶豫豫，我趕緊補上一句：「毛主席還說二不怕死」，又大吃一口，周棟受到鼓舞，終於把芋頭粑送進嘴裡。芋頭下去，眼淚出來。
我家牆上有個三腳架，上面放著一個毛主席石膏像，用來做「早請示晚匯報」，苦氣直熏老人家。我建議挪挪桌子，挪不了，小屋無處可挪。
身體一天天長大，胃口需要越來越多的東西填充，我像狗一樣滿世界找吃的。房前屋後能吃的都吃遍了，有一種帶刺的「貓兒刺」最好吃，甜甜的，酸酸的。茅草根也不錯，淡淡的甜，像極稀薄的葡萄糖。
家裡多老鼠。沒有蚊帳，老鼠晚上從臉上跑過。三哥抓過幾隻煮了吃，我跟著吃，儘是碎骨頭，味道像雞肉，有點腥。
飢餓讓我看到一個無法相認的父親
父親三代要飯，他對食物的態度讓人恐懼。他不放過任何能下肚的東西。地上的飯粒，要撿起來吃掉。桌上不會剩下任何食物，我有時把那極苦的苦芋頭疹子摳出來，父親搶過來丟進嘴裡，瞪我一眼：看我鬧（毒）死冇（沒有）？
我上老林沖小學時，學校多次請父親去講「革命家史」。講完課要吃「憶苦餐」。大桶里，盛滿泔水、米粒、苦菜、谷糠混合的稀湯，酸臭餿混合的味道傳遍操場，很多人捂著鼻子。學生們預先都帶了碗來，一人半碗，沒人敢喝。父親拿起一個土缽，連喝幾缽，回家就不再吃飯了。
父親精瘦，身上找不到一絲肥肉，沒有多餘的營養長肥肉。大概是1972年，父親餓得全身浮腫，大隊給了我家二斤黃豆給父親治病。黃豆泡漲煮熟，一半是我吃了。
父親的肚子是一個「無底洞」。有天父親回家晚，家裡留了半鍋清水粥。我們睡在床上，看父親一趟趟盛粥喝，我和四哥記數，父親連喝了12碗粥，也就是喝了12碗米湯。
父親從來不抱怨日子艱難，他只是怕吃「觀音土」。那是岩石縫隙里的一種土，白面一般，父親說吃下去拉不出來，要用手摳。我唯一的叔叔和嬸嬸死於大饑荒，他們可能吃過觀音土，給父親留下了噩夢。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無數次叫我們「做人不要臭了」，飢餓卻讓他留下了一生最大的「污點」。
大概1973年，一天晚上，父親到谷田裡擼了幾斤稻穗，讓人撞見了。
夜裡發生的事，我們都不知道。第二天生產隊薅秧，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挖苦諷刺，說老革命也能偷東西。我不知道說誰，直到大家都瞄著我說，我猜到是說父親。我全身稀軟，像被人抽走了筋骨，站立不住，回家埋在被窩裡大哭了一場。
那時，偷地里的莊稼是常見的事，我在放牛時餓極了，就去手鉋生產隊地瓜吃，從手指粗就開始鉋。每個放牛伢都這麼幹。
只是這事不該出在父親身上！他是老林沖資歷最老的老革命，當過生產隊長，他為了看護集體莊稼，晚上出來巡夜，有一次讓蝮蛇咬了，大腿腫得像水桶，我到處扯草藥為他消毒。
我家從來沒人談論這事，這件事的細節我不清楚，我甚至不敢肯定父親是不是幹過這事。但我知道，這件事簡直是把父親脫光了吊到村口。
原諒我，父親，四十年來我從來沒跟人談這事，你躺在山坳里二十多年了，沒人能傷害你了。村里知道這事的人差不多都不在了，那個挖苦父親最惡毒的人也早就離開人世了。
多年後我看過雨果的《悲慘世界》，才敢正視這件事。
冉阿讓在飢餓中偷了一塊麵包，得到了十幾年牢獄之災，還成了沙威窮其一生追捕的目標。
一個人有免於飢餓的權力，冉阿讓偷麵包和父親擼幾斤稻穗一樣，這不是他們的恥辱，這是讓人飢餓難耐的那種力量的恥辱。
12歲我翻越大別山買糧食
終於，到安徽買糧食的苦事輪到12歲的我了。
70年代，農業學大寨、極左和飢餓同時達到頂點。
1975年，我12歲。四月，爛紅薯早已吃完，發到手的口糧每人每月8斤稻子，脫成米5斤，只夠三天飽飯。父親不知從哪裡借來8塊錢，叫我翻過大別山，到安徽霍山縣去買糧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