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小小的學生組織的特點是人少話多，每天在一起就是談話，比著讀書，馬克思、列寧、普列漢諾夫、赫魯雪夫、狄托等人的著作都讀，沒有多少武力保護的能力。所以在運動中，我們的眼界一直比較高，從未針對過任何一個具體的老師同學，我們討論關注的都是學校的運動大方向和路線問題。「文革」後期，我所在的單位去學校外調，談到我的情況時，班主任老師就說，她這個學生在上課的時候非常散漫，說話，做小動作，經常受批評，但是在運動中卻沒有罵過或鬥過老師……這是我唯一能夠聊以自慰的評價。此為後話。
等老校長終於離開學校了，我們才鬆了口氣。在她身上沒有發生惡性事件只是個萬幸。
後來發生在學生們身上的事情，分化成「四三」「四四」「聯動」幾派，甚至發生過武鬥，然後是上山下鄉，屯墾戍邊，家各一方，流離失所，這一切由於其切身性而沖淡了「文革」初期歷險式的經歷，令人多多少少產生了帶有些贖罪色彩的感情。豐富的底層生活經驗，的確改變了學生們。從少年變成青年，從青年走向中年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歷練，是脫胎換骨，對他人的遭遇總是拿來與自己的遭遇相比。每每提起懺悔，我們聽到的最多的自我辯護詞就是：我也是受害者。
幾十年裡的多次同學聚會中，只偶爾有人提起過學校這兩起死亡事件。但大多是事不關己的態度，當初知道情況的人也不再提供任何細節。今天的人們知道了利與害，對「秋後算帳」的恐懼使大家三緘其口，為朋友為親人隱瞞，把事情徹底變成無據可考是多數人的共識。我不知道當初動過手打過人的少年們是否會在成長的過程中想起這些。也許他們已經在內心偷偷地懺悔了。究竟應該原諒他們，還是清算他們？家屬的態度最重要。其他的人們似乎能忘就忘了。
懺悔是多艱難
重要的是，無論是遺忘，還是隱瞞，在我的身上都發生著。我把曾經抄過家的經歷完全「忘記」了，而且也一直認為我沒有幹過這些「低層次的事情」。
我的履歷表中，出身一欄寫的是革命軍人，父親的行政級別是9級。但父母並不是權力中心人物，使得我能夠在運動中不受他人歧視能夠隨意活動，不會因為他們一會兒是紅幫一會兒是黑幫而上下顛簸，大起大落。這也是後來的「逍遙派」產生的群眾基礎，即，你起碼是有條件有權利逍遙的。此亦後話。
「文革」中，大串聯初起，我所在組織的同學們就在「818」接見紅衛兵後的第二天踏上了大串聯的路程。身上揣著15元錢就南下廣州了。選擇路線、目的地的事情都是高年級同學決定的。我們第一站就到了廣州。我們顯然是第一撥，因為所有的人都向我們打聽北京「文革」運動的情況，連當時的省委書記都接見了我們和北京26中的紅衛兵。
省委書記聽我們講了劉少奇派的工作組進駐學校又被趕走的過程，聽了我們親歷的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劉少奇檢討剛剛說到「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時，緊接著毛主席就出來接見了，把劉少奇甩在一邊等等情況，說了一些「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游泳」等等剛剛在「818」以後流行起來的話。
我們住進了省委交際處，相當於現在的政府招待所。由於在路上就聽到了北京已經開始「破四舊」，剪人家褲腿、剃人家的頭髮等，沒有走在前面的我們還有幾分不滿，認為這都是幼稚行為。可是，不那麼幼稚又可以盡顯北京紅衛兵風範的行為，什麼最好呢？我們組織里男生居多，他們主張去抄家。人生地不熟，抄誰呢？那就找警局吧。就去找了，就有了名單，就選了一家，就讓人帶著去了。現在想起來，這麼輕易的選擇實在兒戲，但是當時簡直認為是一件神聖的任務。警局懷疑敵特，缺乏證據，不能怎麼樣人家，既然你們要出面，當作群眾運動，那麼好，就幫忙搜一下好了。
懵懂之中，在一條路邊都是闊葉樹的繁華街道，我們登上了一家店鋪旁邊的小樓梯，進到一戶人家裡。男生開路，我們女生跟進，沒有遇上什麼阻撓。昏暗燈光下，裡面有幾個人都沒看清，就開始搜查。先找電台，又翻文件，後來就聽到男生在旁邊屋裡打人的聲音——進入回憶真的很艱難——有女生過來說，誰誰誰他們用皮帶抽吶。我們女生嚇得不敢去看，腦子裡想的是，原來誰誰誰是這樣的人啊！
這個誰誰誰是我認為非常內向的低年級學生，言語不多，很有思想的，這次行為只是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毫無道德判斷，只是發現了他性格中的不同而已。我們在這邊房間的翻箱倒櫃毫無進展。一會兒，那邊終於有了結果，人家交出很多金條。第一次見金條，窄窄的，黃澄澄的。金條而已，並無電台，基本上是沒有完成任務，但也算有個交代，就當作一次打草驚蛇、敲山震虎吧。金條上交，繼續戰鬥。
抄家，對那時的紅衛兵來講，只是大風大浪中的一種歷練而已，絲毫沒有去想那些被我們驚嚇欺辱攪亂了生活的人們日子是怎麼過來的。尤其這些壞事情是在外地做的，與自己周圍生活環境沒有任何關係，好像相關性就差了好多。這是一種什麼現象呢？就像原本文明的外國遊客到了中國就亂穿馬路亂丟垃圾一樣，失去了家鄉感覺，就失去了責任。
後來在不同的城市做相同的事情，已經沒有了最初的新奇。
第二次串聯，就感到車上的人非常多了。第一站到武漢，除了在市一中住地鋪，看長江，吃的是用陶缽蒸的米飯之外，我就不記得什麼了。後來就繼續南下貴州。不明白我們的小頭頭兒為什麼那麼喜歡和公安部門聯繫，總是抄家找電台有什麼意思！不像我們班的女生到廣州以後曾經勒令全市私營店鋪全部關張，傳單發得到處都是。雖然後來並沒有實行，但怎麼說也是做大事情啊。這是回京以後聽說的，相比之下不太光彩。
在貴陽，貴州省公安廳的同志帶我們參觀了深山裡的土匪窩，非常非常複雜而巨大的一座木質房屋，裡面的機關暗道處處皆是，足足能住上百的土匪。公安廳的同志告訴我們，這些土匪在解放軍剿匪的時候，都跑光了，潛伏在農村和城市裡。所以貴州這個地方，人員的組成是非常複雜的。我們這次來去都是徒步，上山下山，雖然辛苦，但是我們對貴陽這個地方土匪多已經有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晚上，天下著小雨，路燈昏暗，我們跟著一個公安廳同志指派的普通中年女人，在城市的曲里拐彎的平房區泥濘的小道上走了好久，有些神秘，有些恐懼，終於來到一家很不起眼的院子前。這是一個疑似潛伏土匪的家。然後我們敲門，就進了門。具體的抄家過程已經忘記，只記得我們終於在他們家的床鋪下面發現了一個正正方方的坑，大小、寬窄、深淺絕不能放一般的箱子，它剛好、恰恰能夠放一個電台！就是我們在電影裡看到的「地瓜地瓜我是土豆」那樣的電台！而且旁邊的土還是新的。然而電台不在。這才是我們真正想得到的東西，可惜它並不在。那天晚上大家都很激憤，仍然有拷打，逼問，誰動了手，怎麼動的，都不記得，就記住了那方方正正的坑。那天最後是什麼也沒問出來。
無論如何，一個坑算不得什麼證據。但在我們來說，它就是我們一切惡行的掩體。在這個坑的掩護下，我們繼續抄家的理由更加充分，行動更加瘋狂，力度在加大。
緊接著的幾個晚上，男生們還是出去抄家，卻因為晚上有遭遇潛伏土匪的伏擊和反抗的危險，就不讓女生參加了。我們雖然不再上「戰場」，但是支持就是參與。
我想，在亂世當中，平民的生存法則就是麻木。這是每個經歷過亂世的人都體會過的。因為敏感的人會變得脆弱，面對強大的刺激會精神分裂，人格分裂，以致無法活下去，無論是受害方，還是施害方。麻木實際上是失去良心的一種前提表現和藉口。為什麼像我們這樣本質上並不是壞人的孩子，卻對自己或他人參與的暴行麻木不仁呢？起碼內心的些微牴觸很快就都過去了。
戲劇性的是，很多在「文革」初期抄過家的學生，很快自己的家也被抄。是報應如此快就應驗了嗎？不是，是因為你們做多了，造成了其他人的麻木，把這些東西都當作常規來看了，所以人人都照樣做。自己搬的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事情還少嗎？
串聯回來，見爸爸媽媽也在往沙發里藏日記和手稿。本來想告訴他們，沒用，我們抄家的時候早知道拆沙發。但是我沒說，我不願意把自己做過的事情告訴他們，讓他們為我慚愧。這就是當時內心對自己行為的評價。顯然是負面的評價。還有什麼呢？
什麼樣的懺悔，能夠比得上相同環境下的身份互換，來得更深切呢？讓學生們衝進你的家，打你的爸爸媽媽，把你家翻個底朝天，即使不打出血，即使不砸爛東西，你的懺悔也會比空口說的任何悔過之語都真實。
「文革」是每一個人的「文革」，它不僅釋放了青少年們內心的革命熱情和鬥爭渴望，還把藏在我們內心的魔鬼一起釋放了。「文革」引起的短暫美好掩蓋不了它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危害，那將是上百年的危害。君不見，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們仍然在懷念「文革」，那個時代出生的人們正在各級領導崗位上大唱樣板戲，那個時代沒上過幾年學就成家立業的人們其孩子正是80後、90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傷痛。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間接的；有的是被動地接受的外來的，有的卻是主動出擊的、自發的。我們老三屆心上的垃圾，絕不是獨特的，即使全部吐出來，同時代的人們看了也不會驚訝。
懺悔不是小孩子認錯，「老師，我打同學不對」，不是那麼簡單。懺悔是一種素質，是一種需要傳承的精神。我們的孔子「吾日三省吾身」，基督教向神父懺悔，都是人類自我調節的手段。假如人類沒有懺悔，內心該是多麼骯髒，盛滿思想的垃圾、心靈的污穢還有記憶的蟑螂，它們盤踞著你大腦的存儲空間，這些病毒隨時會發作，直至你死亡。
老了以後就明白了，用不著說社會好不好，只需要想想自己對社會做了什麼，還應該去做什麼。
摘自王克明、宋小明主編《我們懺悔》，中信出版社201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