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宋彬彬背後的人，才能還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與罰。
1966年8月18日的那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給偉大領袖戴上袖章，以及被領袖諭示"要武嘛"的時候，或許沒有料到，她此後將再也不能從"宋要武"的十字架上下來。直到日前她第一次走出沉默，向公眾道歉，仍舊引發了"洗刷罪名"的爭議。
宋彬彬對媒體說，幾十年來在她身上一直有兩個人，一個是宋彬彬，一個是宋要武。前者是真實的她，後者是她背負的"紅衛兵暴力"符號。讓宋彬彬變成宋要武的，除了她本人那次給領袖戴袖章的舉動，以及此前在卞仲耘之死中的某種缺少擔當，還有很多來自他人的因素。在變成了紅衛兵符號的宋彬彬身後，站著一系列他人的身影。
他們各自在有意無意中，將一個普通的"老紅衛兵"宋彬彬一步步推到了"宋要武"的位置上。不提及這些名字，就無從還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與罰。
1、彭小蒙
在文革期間，彭小蒙是和"宋要武"同樣著名的中學紅衛兵，但她的出名並非由於戴袖章的機緣巧合，而是靠打先鋒拼殺出來的。
彭小蒙是北大附中的學生。當年的老師回憶，1966年7月26日，她在中央文革冒雨接見學校1萬名師生的時候，率先掄起銅頭皮帶抽打工作組長張承先，雨水和血水混流，震驚了在場的所有師生，包括到場的中央領導人，卻得到江青的讚賞和熱烈擁抱，從此開創了紅衛兵暴力毆打（武鬥）的風氣。5天之後，毛澤東在給清華紅衛兵組織的信中表揚了彭小蒙在毆打張承先的會上的講演，以及她領導的"紅旗戰鬥小組"。江青更稱彭小蒙和她的"戰友"們是"小太陽"。
此後彭小蒙在打人鬥人中一直親自上手，表現搶眼。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記載，北大附中初中一年級女學生萬紅，因為父親是右派遭到男紅衛兵毆打，奔進女廁所試圖躲避。當時彭小蒙也在女廁所里。萬紅求彭小蒙，說"毛主席接見過你。你知道政策。請讓他們別打我。"但彭小蒙把她從女廁所里拉了出來。萬紅被命令站在一個凳子上挨鬥，被銅頭皮帶抽打，又有同學把凳子從她腳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面青鼻腫。
王友琴還記載，彭小蒙曾經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十二中、燈市口中學等學校進行"串聯"鼓動。
8月18號的那次天安門城樓接見中，彭小蒙風光無限。她是唯一代表北京紅衛兵發言的人，面向全國直播。相比之下，宋彬彬的給毛戴袖章有一定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宋彬彬得以登上天安門，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彭小蒙。
孔丹回憶錄《難得本色任天然》引述彭小蒙的回憶稱，當時紅衛兵上天安門由中宣部副部長雍文濤安排，雍文濤讓彭小蒙推薦人選，彭小蒙推薦了師大女附中、四中、北大和清華附中等學校，每校20人。根據這份回憶，當時樓下的幾十萬紅衛兵，誰上天安門的決定權在彭小蒙手裡。如果彭小蒙沒有推薦女附中，宋彬彬就得不到上城樓的機會，遑論給毛戴紅衛兵袖章。當時同樣在城樓下的八中陳小魯等人，就沒有機會上樓。
從彭小蒙的挑選來看，以她認為運動搞得比較好的學校為主，但並無一決標准，譬如四中的紅衛兵負責人秦曉、孔丹都屬於不主張亂打人的"政策派"。師大女附中激烈反工作組的"主義兵"，也沒有得到上城樓的機會。這也說明，老紅衛兵內部還談不上明確的"保工作組"和"反工作組"分野。
宋彬彬給毛戴袖章之後，她和彭小蒙就成了當天最出風頭的兩個紅衛兵。但"宋要武"的概念性意義逐漸壓過了彭小蒙。
據王友琴記載，文革以後，彭小蒙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訴說她自己和父母在文革中受了迫害，但沒有提到自己當年的風光一時。
彭小蒙的父親是全國紅十字會領導，屬於高幹子弟。但顯然沒有宋彬彬父親宋任窮的"上將"和政治局委員地位來得顯赫。這也是她不適合充當紅衛兵符號的原因。儘管是她促成了宋彬彬走向城樓的一步。
2、劉進
劉進是推動宋彬彬登上天安門的第二個關鍵人物。
劉進是宋彬彬的高三（3）同班同學。1966年6月2日，她聽到廣播中聶元梓的大字報，帶頭寫了女附中第一張要求文革的大字報，並找到宋彬彬等簽名。工作組進校後，劉進成為工作組任命的師生代表會的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
工作組撤走之後，緊跟著發生了卞仲耘之死的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劉進和宋彬彬一樣，沒有能夠有力制止低年級學生的毆打行為。事後她們將卞仲耘送到醫院，和在場的李松文老師一起，在字條上留了名字。這張字條上，劉進排在倒數第二個，宋彬彬排在最後一個。當天晚上，劉進和宋彬彬一起向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匯報了情況，吳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劉進在學校廣播中講述了匯報經過和吳德的話。劉進說："一些同學就記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此後，劉進和宋彬彬等人一起成立了師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擔任主任，宋彬彬等擔任副主任。這個組織聯絡了接近工作組和反對工作組的兩派學生，繼續引導學校中的"文革"。以後由於宋給領袖獻袖章引起校內紛爭，劉進和宋彬彬一同退出了籌委會。縱觀始終，劉進和宋彬彬始終一同進退，而劉進始終處於主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