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註定充滿爭議，畢竟有日本人深愛《紅樓夢》——後文中也會提到一位。
但這確實是我切身感受到的普遍現象。
因工作的關係，我結識了許多日本友人。
每當聊起中國四大名著中的《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他們或多或少都能談上幾句，也不乏極喜歡的人；可是一提到《紅樓夢》，大多數人竟然聞所未聞！
對於這個困惑，AI助手們常給出＂文化差異＂、＂翻譯難度＂等泛泛之談，總讓人覺得隔靴搔癢。
4月21日出差，因忘了攜帶一本事先從公司借好的書，便在虹橋機場的書店裡買了本胡適先生的雜文集子——慚愧得很，除了他的紅學研究之外，我還沒有誠心讀過這位大師的其它著作。
上了飛機沒過多久，便在《歸國雜感》（原載於《新青年》第4卷1號，1918年1月15日）這一篇里看到胡適先生感嘆「上海的出版界，中國的出版界，這七年來簡直沒有兩三部以上可看的書！」
後面又寫他去調查市上最通行的英文書籍，最後提到了中日的差距：我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日本東京丸善書店的英文書目。那書目上，凡是英美兩國一年前出版的新書，大概都有。我把這書目和商務書館與伊文思書館的書目一比較，我幾乎要羞死了。
這段百年前的吐槽，突然讓我聯想到《紅樓夢》向日本的傳播史。
二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也即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獅子號」「豺狼號」等在浙江舟山登陸的同年，「寅二番船南京」從浙江乍浦到達日本長崎，船上載有中國各種圖書六十七種，出納帳目錄上第六十一種是「《紅樓夢》，九部十八套」。
此時距程偉元、高鶚木活字排印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僅兩年。
胡適若知此事，怕是更要感嘆日本在那時引入外國著作的效率就已經如此之高了。
據記載，此書在日本確實贏得一些＂真愛粉＂。
天保七年（即公元1836年）3月28日，日本江戶時代著名的暢銷小說家龍澤馬琴向桂窗苑書翰借閱《紅樓夢》的信上寫道：
近期，我忽然要讀《紅樓夢》，便到四方書店購買。不巧，均已售空。無奈，只好借您珍藏的《紅樓夢》暫讀，實為抱歉。二函都寄來更好，一函一函地借閱亦可。眼下正值暑期，很想藉機一讀，望在六月中旬，您方便的時候寄來為好。多有叨擾，致歉。
龍澤馬琴借到書後讀了很長時間，他於天保十年（即公元1839年）八月八日給桂窗苑書翰致信：
恩借《紅樓夢》一事，不勝感激之至。我力爭年內奉還。筱齋翁江的書信中亦有此項的記載：這不是一本須臾不得離開的書，很早就擱置在那裡。不久，擇一適當時機，敬請收執。我十分敬佩您的熱心誠懇。怎奈老眼昏花，小字唐本讀起來十分吃力。
前幾天晾書時，偶翻《二度梅》，雖說讀來十分吃力，卻愛不釋手。《紅樓夢》亦如此，都是些我愛讀的書。待來年春暖花開時，抽暇一一細讀。以前曾用一年的時間讀過，今已遺忘大半，不再讀實在遺憾。只要您不催還，我是一定要從容讀下去的。謝謝，再敘。
老眼昏花的龍澤馬琴，不惜花數年時間直接讀中文本（唐本）的《紅樓夢》。
明治十年（1877年），東京外國語學校把《紅樓夢》定為語言教材。
然而，這些都難掩整體冷清。
黃遵憲於光緒四年(1878年)出使日本，在駐日四年期間，他發現日本人讀過《紅樓夢》的很少，乃極力推薦，稱「《紅樓夢》乃開天闢地、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當與日月爭光，萬古不磨者。」
黃遵憲的發現跟一個半世紀後我的困惑竟不謀而合。
三
那天下了飛機，公務完畢，晚上朋友們小聚。
在座的一位日籍高管SH先生，在中國留學、工作多年。我們聊工作，聊中日教育制度的差異，後來就聊到了小說。
然而，他從沒聽說過《紅樓夢》。
次日晚餐，再遇兩位日本友人。
不同的人物，同樣的場景。
我和在座的中國同胞一邊用手機打出「紅樓夢」這幾個字，一邊試圖簡單提示小說內容。他們都是一臉的茫然。
直到我說，有點兒象日本的《源氏物語》，他們才做恍然大悟狀。
當我再次提到自己的疑惑時，同胞DL很認真地說：「可不可以這麼理解：《紅樓夢》以女性為主，偏柔弱。日本人更喜歡《三國》《西遊》《水滸》這些有抗爭精神、英雄主義的著作？」
嗯，不愧是女性的犀利直覺！
可《源氏物語》也是女性為主的啊，連作者都是女性，為何能在日本經久不衰？
AI們的回答大意是：
日本古典文學（如《源氏物語》）同樣注重細膩的情感描寫，但更偏向含蓄內斂的「物哀」美學，而《紅樓夢》的宏大敘事和複雜社會關係可能顯得冗長或難以適應現代日本讀者的閱讀習慣。
坦白地說，我覺得這個觀點前半段看不懂，後半段難苟同。
回到酒店，翻開胡適先生的雜文集，在《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載於《現代評論》第83期，1926年7月10日）這一篇，看到：
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一語點醒夢中人。
四
《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故事背景分別是三國、唐、宋，書籍則在十七世紀傳入日本。這些均發生在日本對外學習的對象主要是中國的時代。
這些典籍，經過引進消化吸收，可以說已經融入了日本的文化血脈。
然而從十八世紀開始，日本通過荷蘭學習西方科學、醫學、技術等，「蘭學」漸興。他們的學習對象開始轉向「不知足」的西洋近代文明。
之所以通過荷蘭，是因為那時候江戶幕府實行鎖國政策，僅允許中國、荷蘭商船在長崎出島進行貿易。荷蘭因為不傳播基督教且注重商業貿易，成為日本接觸歐洲文明的唯一渠道。
而十八世紀末才面世的《紅樓夢》，恰恰充斥著東方文明的最大特色「知足」。比如第二回智通寺的對聯＂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便是勸人知足。
所以儘管《紅樓夢》刊印兩年後即抵達長崎，除了一些精通漢文的學者以外，受到普遍的冷遇就是很可以想像的了。
轉眼進入十九世紀，日本一步步成為世界強國，甚至喊出了＂脫亞入歐＂的口號，而中國則淪為任列強欺辱的東亞病夫。
從這樣的大清國原產的「柔弱」「知足」的《紅樓夢》，即便被黃遵憲們吹噓為「從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說」，想來已很難融入日本的文化血脈中了。
倒是在大清國乏人問津的《海國圖志》（魏源，十九世紀中葉），旨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盡顯「抗爭」「不知足」，卻在日本引發巨大反響，成為推動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思想資源。
或許，當某天日本也經歷＂眼前無路想回頭＂的文明反思時，《紅樓夢》的美才會被真正𢤦得。
我這樣從歷史的大尺度來解釋「為什麼日本人不喜歡《紅樓夢》」，想來也必定會有爭議。
那就算是拋磚引玉吧，期待更多視角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