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為什麼如此懦弱》一文中，我們討論了歐洲為什麼在今天表現出一種與其經濟實力很不相稱的懦弱。這當中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點，也許與承平日久的大背景不無關係。
由此，就引申出一個問題，是否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盛世易左，亂世易右？當然，這句話只能從關聯性或概率的意義上來理解，並非是一種絕對的規律。
下面說說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
亂世不見佛，盛世不見道
中國有句古話，叫「盛世古董，亂世黃金」。說的是在不同社會背景下，處理財富的方式是不同的。這句話同時也說明了，盛世與亂世的差異是影響人們的選擇或處理問題的一個重要因素。
其實，在中國古代還有一句話，亂世不見佛，盛世不見道。意思是，在戰亂、動盪的年代，佛教徒大多選擇避世修行。因為佛教主張超脫世俗、脫離苦海，亂世中往往會關閉山門、隱匿於山林，專注於自身修行，較少直接參與社會事務。
相反，在亂世中，道教常有人入世救苦，比如古代戰亂時，在行醫、救災等事務中，就常常可以見到道士的身影。所以，自古以來，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往往會有道家的曠世奇才出世。
從周朝的姜子牙，漢朝的張良，唐朝的徐懋功、李靖，宋朝的苗光義，再到明朝的劉伯溫，以及諸葛亮、范蠡等，都是道家人物，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傑出的軍事家或政治家。
而在太平、繁榮的年代，道教徒則多選擇隱世修煉。因為道教追求清靜無為、順應自然，在盛世時更傾向於在道觀或深山中專心煉丹、養生、悟道，不主動融入世俗繁華，也較少公開干預社會，所以在盛世中也容易讓人感覺「見不到」。
而在盛世中的佛教，往往是多開門弘法，傳播教義，出現寺廟興盛、香火繚繞的景象。
「我們的總統們，變得狂妄自大」
我們再看一段話，各位仔細品味一下。
2023年3月3日，盧比奧在美國參議院發表了一個題為《對付中國，美國必須刀口向內》的演講。下面是這個演講中的幾段摘錄：
盧比奧在演講中說，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挑戰，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美國的問題，是美國這三十年來糟糕透頂的戰略路線，讓中國成為最大對手。美國輸了，我們輸了，我們勇敢承認吧！核心不在中國，而在美國自身。因此，美國必須徹底刀口向內，改變美國自己。這是他演講的主題。
盧比奧的立場大家都知道。我覺得對於我們討論的問題來說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這個演變過程的看法：
他說，核心問題是，美國幾十年來的兩黨共識，這種深入美國經濟和政治，深信全球化會帶來財富與和平的共識，幾乎成了美國的國家信仰。美國認為當人員、商品、資金在全球自由流動後，就能解決世界所面臨的幾乎所有問題。這種深信全球化的觀點，構築了美國的政治體系，構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根基。
他說，你還別說，這套觀點在二戰後50年裡還挺有用，基於這觀點美國構建了一個二戰後的西方自由市場。西歐，日本等國家，二戰後從一片廢墟中繁榮起來，全都仰賴於美國深信的這套自由市場理念。這些國家繁榮起來後，反過來會成為美國的重要市場，這也讓美國持續繁榮，這是種良性循環。而更重要的是，美國通過這種自由貿易的良性循環，塑造了這些國家的價值觀，讓這些國家擁有和美國一樣的價值觀，成為美國的堅定盟友。總體來看，二戰後50年，也就是1945-1995這段時間，美國的這套自由貿易，傳遞價值觀'的運轉體系，是成功的。
然後冷戰結束了，蘇聯垮了，而總統們，我這裡說的是總統們，因為這是美國兩黨總統的共同問題，變得狂妄自大，目中無人，我記得當時流行的說法叫，歷史終結論。狂妄自大的總統們，開始瘋狂的支持全球化，美國瘋狂邀請全世界各個國家參與到全球化來。
他說，整整23年過去了，資本主義沒有改變中國，反而是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中國敞開大門，熱烈歡迎美國，中國用廉價的勞動力和製造成本吸引外資湧入，數百萬美國工作，美國的重要產業，美國的工廠，大舉進入中國。而美國呢？美國工人們失業了，工廠倒閉了，城鎮荒蕪了。
盧比奧說的是什麼？實際上，就是左與盛世的關係。
盛世易左，亂世易右？
佛教與道教，當然與左右無關。盧比奧的演講，也不是正面講講左的問題。但從這裡，我們可以琢磨一下亂世盛世與左右的關係。
所謂盛世，不外是這樣幾個特徵：社會秩序相對穩定，暴力犯罪率低、治理有效；經濟持續增長，就業充分、財富總量增加；人們安居樂業，民生需求從「生存」轉向「品質」。但同時，經濟的發展和財富總量的增加，往往會伴隨分配不均、資本壟斷、階層固化等問題，民眾會更多要求公平與正義。
在這樣的情況下，左派的主張不但更加契合民眾的訴求，而且，寬裕的經濟社會條件，也似乎為實現左派的理想提供了可能。這時，左翼的高稅收調節、全民福利、「權利擴展」等主張，就比平時更具有吸引力。
在1950-1970年代，其時正好是二戰後歐美的盛世，經濟年均增長4%-5%，中產階級壯大，但貧富差距仍存。此時英國工黨、德國社民黨等左翼政黨主導推行「福利國家」，美國左翼推動的民權運動，本質上就是盛世中「平等需求」催生的左翼傾向。
而亂世恰好相反，在亂世中，人們的生存需求是第一位的，這與右翼秩序穩定的主張恰好一致。亂世的核心問題是「如何避免死亡與混亂」，民眾願意犧牲部分自由或平等，換取右翼能提供的「安全與秩序」。這是一種秩序優先的選擇。
這裡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經濟社會狀況不如人意的時候，很容易形成一種外部歸因，即將問題轉移到移民、外族、外部勢力上。比如，一戰後德國魏瑪共和國時惡性通脹、失業激增，社會秩序崩潰。極端右翼的納粹黨乘機上台，本質上就是亂世中「秩序需求」催生的。
並非是一種絕對的規律
在本文開篇中，我就強調，這裡所討論的盛亂與左右的關係，不是一條絕對的規律，其間存在大量的例外。
在9·11事件發生時，美國的經濟情況是不錯的。但911事件的發生，凸顯了民眾對安全的需求。當時屬於右翼的小布希政府推行《愛國者法案》，限制某些公民自由、發動伊拉克戰爭，支持率一度高達80%。這說明，即使是在盛世中，如果如恐怖襲擊、戰爭威脅遭遇安全危機，「安全需求」會重新壓倒「平等需求」，右翼的「強硬外交」「強化安保」等政策會更容易獲得支持。
這樣的事情在歷史上也多次發生過。19世紀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也是一個經濟繁榮的盛世，工業革命達到頂峰。但與經濟繁榮相伴隨的是工人運動興起。面對這種局面，右翼的保守黨推行「維護君主制、壓制勞工運動」的政策。這與盛世易左也不相符。
相反，亂世也也有左的時候。從歷史上看，如果亂世的根源被歸咎於「現有體制的腐朽」，如階級壓迫、寡頭壟斷等，民眾會傾向支持左翼的「徹底變革」。俄國十月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美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亂世，右翼的胡佛政府無力應對危機，左翼的羅斯福新政獲得廣泛支持。
這裡還有一個特殊的例子，委內瑞拉。21世紀初石油繁榮期，查維茲以「反美、國有化、窮人福利」上台，這似乎符合「盛世易左」；但2014年後石油危機後，馬杜羅仍通過「反外部干涉、維護政權穩定」維持支持，此時左翼反而成為「秩序維護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