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蘇葆立（Robert L. Suettinger）為美國資深中國問題研究者，曾擔任美國情報與國安領域的分析人員，對中共內部運作與政治脈絡具有比較深入的理解。耗時十年撰寫《胡耀邦》一書，系統性整合大量中英文文獻、黨內檔案與訪談，試圖打造一部權威性的胡耀邦傳記。
蘇葆立在《胡耀邦》一書中明確指出：毛澤東死後，中共高層的行為方式並未真正改變。雖然領導人不再動輒槍決對手或群眾批鬥，但那種「政治生死取決於上意」的恐懼文化依然滲入權力結構的每一層。作者透過黨內會議紀錄、胡耀邦身邊人的訪談與中組部文件，揭示了這種恐懼如何在毛死後仍被制度化、再生產。
一、歷史恐懼的遺緒：中共毛式權威的長影
蘇葆立指出，毛澤東以「無限權威」塑造了中共的政治生態。自延安整風起，毛成功建立了一種「批評即叛變」的權力邏輯。書中引述1950年代一位老幹部的話：「在延安，沒有人敢說『不同意毛主席』，那等於自殺。」
這種邏輯在文化大革命達到極致——任何異議皆可被定為「反黨」、「反毛」。因此，政治局會議逐漸失去了討論功能，變成表態儀式。毛的每一句「指示」即等於政策。
1976年毛死後，恐懼雖暫時緩解，但文化與心理創傷依舊存在。蘇葆立引用一位改革派幹部（據信是胡啟立）的回憶：「那種恐懼早已成為本能——你知道說錯話會毀掉一生，即使新領導人講民主，也沒人相信安全。」
換言之，毛的統治不僅製造了政治清洗，更製造了心理自我審查。這是恐懼得以延續的第一層根源。
二、繼承者鄧小平只給「有限的」經濟自由
書中進一步指出，鄧小平雖終止文革，但他並未真正打破毛式權威體制。蘇葆立引用1980年代中辦的一份會議紀要：「政治局討論仍以『徵求意見』為形式，決策實由少數人預先定調。」
胡耀邦在任時多次試圖打破這種慣例。例如他主張「政治局應恢復真辯論機制」，並在1985年會議上要求對重大議題實施記名投票。但鄧小平隨後私下批評他「太天真」。
書中記錄鄧對胡說的一句話極為關鍵：「開會不能像西方議會那樣，黨要有統一意志。」這反映出鄧式改革的矛盾——經濟上放權，政治上仍然集權。雖然他否定了毛的個人崇拜，但保留了毛式黨領導人的權力集中。
因此，政治局會議的沉默並非懼毛，而是懼權力結構仍與毛時代相同——上級不可質疑，對黨領導的忠誠重於真理。
三、派系共生與自保文化：沉默作為生存策略
蘇葆立根據中組部內部評估文件指出，1980年代的政治局形成了「集體沉默」的微妙平衡。會議上大多數人並非沒有意見，而是選擇不表態，以觀望誰最終勝出。
胡耀邦的直率在此格局下被視為「危險」。例如書中提到1986年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胡當面批評部分幹部「只顧位子，不問國事」。結果會後多位常委聯名向鄧小平反映「耀邦情緒化」。不久，他便被邊緣化。
蘇葆立評論道：「在一個政治責任不清、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中，沉默是最安全的策略。」
這形成一種制度性悖論——政治局表面是集體領導，實際是集體沉默；而這種沉默本身就是權力運作的核心手段。
四、思想禁區與意識形態的自我防衛
作者也指出，思想控制是恐懼延續的另一支柱。毛死後，雖然「個人崇拜」被批判，但「黨的正確性」仍被奉為最高原則。任何理論爭議若觸及「黨的領導地位」，即被視為敵對。
胡耀邦試圖鬆動這一禁區。書中引用他在1981年一次講話：「我們要允許不同意見，否則怎能改進？」這番話立即被保守派鄧力群在內部批為「削弱黨的統一」。
蘇葆立評論說：「在中共的語境中，自由討論被視為潰堤的開始。」即使毛已死，意識形態仍是禁區。這種「思想絕對權威」使政治局的發言權形同虛設，因為沒有人敢觸碰理論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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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耀邦的挫敗：理想主義的孤立
蘇葆立筆下的胡耀邦是全黨最真誠的改革者，他相信透明與真話能治癒恐懼。然而書中記錄他多次嘗試開放討論，卻屢遭冷場。一次會議後他憤然對幕僚說：「怎麼大家都不說話？這不是開會，是點頭。」
這句話後來成為黨內流傳的諷刺語。胡不理解，沉默已成制度潛規則：說話的人危險，沉默的人升官。
蘇葆立總結：「胡耀邦的悲劇在於，他以為恐懼來自個人權威，其實恐懼早已制度化。毛死了，但毛的制度仍活著。」
六、結語：恐懼的制度化與改革的極限
「即便毛死後，沒有人敢在政治局會議上自由發言」——這不僅是歷史現象，而是中共體制的心理學寫照。蘇葆立指出，中共的穩定建立在恐懼的延續上，而非信任的重建。
政治局的沉默意味著：權力依舊以個人意志運行，而非制度規則；官員更關心自保而非真理；政治討論被取代為政治儀式，中共國的文化仍停留在「怕說錯話」的時代，這樣的結構讓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無法誕生，
蘇葆立以極具警醒意味的語句作結：「中國不缺改革方案，缺的是說真話的勇氣；而勇氣，在恐懼成為制度後，就成了最昂貴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