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墓，在上海閘北公園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裡
在1912年底中華民國的首次國會大選中，經過宋教仁和諸多國民黨員的努力，國民黨在參眾兩院的初選和複選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在眾議院的596個席位中，國民黨獲得269席，占45．1％，共和黨、統一黨和民主黨為154席，只占25.7％，；在參議院的274個席位中，國民黨獲 123席，占44．9％，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為69席，占25．2％（其他均為跨黨和無黨派人士）。在這次選舉中，國民黨雖然沒有獲得超過半數的絕對優勢，但他們所占的議席數已經是遠遠超過了其他政黨，即使共和、統一、民主三黨聯合，也不足以相抗衡。
國民黨在競選中的勝利，使全黨一片歡騰，也令宋教仁感到十分的激動。在他看來，勝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組閣的夢想即將實現，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危險正慢慢向他逼近。1913年2月，宋教仁辭別母親和妻子，在長沙、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說、遊歷一番後回到上海，並準備在3月20日乘火車前往北京。宋教仁所到之地，往往要發表演說，其中也不乏抨擊袁世凱政府的言辭。當時有人勸他不可過於鋒鋒芒畢露，以免不測之險。宋教仁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我這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既無夙怨，也無私仇，光天化日的政客競爭，又怎麼會有如此卑劣殘忍的手段？」
3月20日晚十點左右，宋教仁在黃興、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滬寧火車站準備北上。由於當時很多當選的國會議員也都從上海出發，因而車站還特設了議員休息室，宋教仁等人便先在那裡稍作休息。議員休息室里的氣氛是熱烈的，每個人的情緒都很高昂。正當大家興高采烈的謀劃著民國未來的美好藍圖時，火車的汽笛突然「嗚嗚」響起，提醒火車已經到站，旅客們趕緊上車。
從議員休息室到檢票口不過數十米，兩三分鐘即可走到，但此時卻突然下去了小雨。在大家的簇擁下，宋教仁與黃興在前面並排走著，一路上還說說笑笑，但當他們快走到檢票處的時候，斜刺里突然竄出一條黑影，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砰」地一聲槍響，走在隊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著身邊的鐵柵欄，忍著痛叫道：「我中槍了！」
緊接著，又是兩聲槍響，這次的子彈卻彈在地上，並未傷人。在大家的一片驚呼中，兇手卻身手敏捷，還沒等到巡警趕來，此人已經消失在迷濛的夜雨之中，一下就跑沒影了。遭此變故後，歡樂的氣氛為之一掃而空，夜色也緊張得換了一個面孔，在細雨茫茫中，街燈也顯得更加的昏暗。
等到大家鎮定下來後，卻發現宋教仁已經歪倒在地上，手還緊緊的捂著受傷的腰部。當同伴們找來汽車送他去醫院的時候，血已經流了一地。很快，宋教仁便被送到附近的鐵道醫院，經醫生的檢查，宋教仁是背後中槍，子彈斜穿到腰部，腎臟、大腸均被擊中，更可怕的是，這顆子彈上竟然有毒！
毫無疑問，這是一樁精心策劃的政治暗殺，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於死地。
外科醫生趕到後，隨即對宋教仁進行手術，在費勁周折後才將其體內的子彈取出，但此時已經太晚。手術後的宋教仁臉如白紙，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便呻吟著對陪護的于右任口授遺囑，說有三事還需同志相助，一是將他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的書籍全部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是他家中一向貧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後請黃興及各位故人代為照料；三是諸位同志要繼續奮鬥救國，勿以他為念而放棄責任。
言畢，宋教仁痛苦至極，他一會雙手抱肩，一會合成十字，似乎有說不盡的苦況，旁邊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為之惻然落淚。在經過第二次縫腸手術後，宋教仁的傷情更加惡化，他還呻吟著說：「我為了調合南北，費盡若心，可是造謠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真死不瞑目。」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點，在黃興、于右任等人的圍侍下，宋教仁終於在輾轉苦痛中氣絕而亡，年僅三十二歲。臨終前，宋教仁雙目直視不瞑，雙拳緊握不張，眼框中尚有淚珠，足見他對這個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戀和不舍。
也許是命運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輕的軀體，可能真的無法承當如此大的雄心壯志。在他即將到達政治生命的頂峰時，黑暗的陷阱卻早已布下，宋教仁剛剛三十二歲的生命之火和無數人為之激動的憲政理想也隨之無情熄滅。
時代的巨浪，將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但最終的結果卻是無可抗拒地死亡，雖說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嘗不是無數國民的宿命呢？
宋教仁，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於一個耕讀世家，最開始的時候家道還算殷實，但從其祖父輩開始因參與了反清事業，家族也由此開始衰落。宋教仁從小天資聰穎，1901年的時候考中秀才，1903年報考武昌文普通學堂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入學。文普通學堂是湖廣總督張之洞設立的一所新式學堂，對當時的中外知識和新思想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在宋教仁入學的那一年，黃興從日本回國宣傳革命，宋教仁聽了他的演說後十分佩服，從此便跟黃興走上了同樣的道路。
1904年2月，黃興和宋教仁等人成立了華興會，由黃興任會長，宋教仁和劉揆一任副會長。當年11月，華興會準備在長沙舉行反清起義，可惜未經發動便消息泄露，結果起義未遂失敗。在這一年的年底，宋教仁在得知自己被學校開除後，隨後流亡日本。1905年初，宋教仁與革命同志在東京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以宣傳革命，宋教仁被推為經理人並承擔了主要的寫作任務，儘管這個雜誌只出了兩期便被日本方面強制停刊，但宋教仁激情四射的文章已經在中國留學生中引起了不小的關注。
在同盟會成立後，《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被改名為《民報》（即同盟會的機關報），仍舊由宋教仁負責日常事務。宋教仁初到日本後，因為不懂日本話，因而他經常到書店購書自學，並報名學習日語、英語甚至到體育會練習兵式體操，為日後發動武裝起義做準備。在具有了一定的日文基礎後，宋教仁參加了早稻田大學的考試，並成為留學生部的預科學生。在此期間，宋教仁翻譯了一些憲政方面的書籍，包括《日本憲法》、《英國制度概要》、《美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德國管制》等，這些學術活動雖然談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憲政和法律認識方面的基礎。
從宋教仁的日記來看，他在日本的生活並不是那麼的愜意。譬如在1906年9月27日，宋教仁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接到家中的書信，哥哥說家裡生活很困難，衣物都拿出去典當得差不多了，家裡剛長出青苗的田地也賣了，老母親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並希望他能寄錢回家或者自己帶回家，緩解家裡的經濟困難。宋教仁讀完信後，愁苦不堪，一籌莫展，他恨不能長出翅膀飛回家去看望母親，又想從哪裡想辦法弄一筆錢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後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1907年，在日本試圖謀劃強占中國領土「間島」（即延吉地區）時，宋教仁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組織「長白山會」，並獲取了日本人偽造的「間島」 歸宿假證據。由此，他寫出了一本名叫《間島問題》的書，並幫助清政府在維護「間島」主權問題上取得成功。為了獎勵宋教仁的愛國行動，時任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還親自下令讓駐日公使獎勵宋教仁1000元錢。但是，宋教仁的行為也給他帶來了被動，一是同盟會的同志懷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將他看做清政府的奸細並對他進行監視，而此時的同盟會也屢起風波，宋教仁也被捲入衝突當中。
1911年1月，宋教仁返回上海，並應于右任的邀請擔任了《民立報》的主筆，由此寫下了大量的時政評論和革命宣傳文章。在此期間，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組織了同盟會中部總會，試圖在長江中下游發動起義。武昌起義前（9月25日），湖北革命黨人居正、楊玉如還到上海與宋教仁等人協商發動起義之事，並希望同盟會派人前去領導，可惜宋教仁認為時機尚未成熟，沒有採取行動。
武昌起義後，宋教仁在南京臨時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長，協助孫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體制問題上，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制，與孫中山主張的大總統制發生衝突（之後頒布《臨時約法》卻又改成責任內閣制，以限制大總統袁世凱的權力），好在後來南北議和成功，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又提名他做農林總長，但這個職位顯然滿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紹儀辭職後，宋教仁也辭去內閣職務，並返回湖南老家探望已經闊別了近十年的母親。
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並獲得國會選舉的勝利後，宋教仁是極有希望出任新的內閣總理的，但誰也沒有想到最後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
誰是殺害宋教仁的幕後元兇？
第一個懷疑對象當然非袁世凱莫屬，因為他有太多理由要殺宋教仁。袁世凱曾經很欣賞宋教仁，並試圖將他拉進自己的隊伍中，譬如宋教仁在準備回湖南老家省親時，袁世凱曾贈予其一本50萬元的交通銀行支票，讓宋教仁隨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將支票基本原物退還。另外，袁世凱還為宋教仁訂造西裝，連尺碼都量得非常準確，足見其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在袁世凱的親善和拉攏下，宋教仁看起卻來是如此的「不識抬舉」，他在各地演說中，曾毫不忌諱的攻擊袁世凱的政府並言動一時，由此引起袁世凱的惱怒與仇恨，似乎也在話中之意。如今，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宋教仁也即將成為一個難以對付的對手，袁世凱怎能不萌生殺意？
令人無語的是，宋教仁在臨終之前還請黃興代筆致電北京，向袁世凱報告了被刺經過，他說：「竊思自己受任以來，束身自愛，從未結怨於私人。如今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餘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
臨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釗說他是「至死不悟」，聞者何嘗不令人心酸？
當袁世凱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後，也是十分的驚詫，他隨即致電江蘇都督程德全，要求迅速緝拿兇犯，按法嚴辦，以維國紀。在宋教仁身亡的凶訊傳來後，袁世凱發布命令，要求國務院從優議恤，並稱：「前農林總長宋教仁，奔走國事，締造共和，厥功至偉。適統一政府成立，贊襄國務，尤能通知大體。擘畫勞苦，方期大展宏猷，何遽聞慘變？民國新建，人才難得，該兇犯膽敢於眾目睽睽之地狙擊勛良，該管巡警並未當場緝拿致被逃逸，閱電殊堪發指。凡我國民，同深愴惻。」
就當時而言，還不能認定袁大總統就是幕後兇手。道理很簡單，如果在國會選舉結束的敏感時期將宋教仁刺死，袁世凱的嫌疑無疑是最大的，按他通常的辦事手段，斷然不會出此下策。所以，當時的國民黨人雖然心中懷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沒有表露出來。
不管怎麼說，斯人已去，太息長存。4月13日,在宋教仁逝世後的第三周,國民黨人在上海舉行追悼大會,前來為宋教仁致哀者竟然達到2萬餘人。4月25日, 譚人鳳等人請求政府為宋教仁鑄像並開設公園，以資紀念。1914年6月，公園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難處不遠（今閘北公園）。宋教仁遺體遷入墓地的當天, 前來送葬者又達數萬人，譚人鳳、王惠寵、居正、章太炎等國民黨要人及其社會名流也都紛紛趕來參加葬禮。
宋教仁墓的頂端塑有鷹鬥蛇的青銅雕塑,墓寢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圓頭方柱,連成石欄。墓前有一大碑，碑文「宋教仁先生之墓」數字, 乃孫中山先生的墨跡。墓區正中，雕有宋教仁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漁父」兩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跡；背面刻銘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記？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於乎!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 」，繫於右任所書。
宋教仁的墓園原是鄉間，經幾十年的發展後，如今早已是棲身上海鬧市，在今天的閘北公園，宋教仁墓依然矗立，周圍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鍛鍊身體，雖說熱熱鬧鬧，但憲政主義先行者宋教仁的事跡卻早已少有人知。在這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裡，宋教仁的雕像多少顯得有點落寞和孤寂。
宋案發生後，江蘇都督程德全下令上海地方立刻緝拿兇犯，公共租界當局、滬寧鐵路局也都紛紛懸賞緝捕，空氣為之一緊。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滬上的那些巡警、包打聽們紛紛出動，四處尋找破案信息。和以往刺殺案懸而未破相反的是，刺宋案的破獲卻是出乎意料地順利，幾乎要用難以置信來形容。
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三天，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案，聲稱一周前因賣字畫曾去上海青幫大佬應夔丞（即應桂馨）家中，應桂馨當時拿出一張照片，說願出酬金1000元將照片上的人刺死，當時王阿發沒有答應。宋案發生後，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教仁的照片正是應桂馨給他照片上的那個人，所以趕緊前來報案。
在得到報案後，公共租界的巡捕隨即在一妓院中將應桂馨抓獲，並立即前往應家搜查。最有意思的是，巡捕們在搜查應家的時候發現其中一人神色緊張，而此人正是殺害宋教仁的兇手武士英。最令人不解的是，在巡捕將應桂馨抓獲的時候，武士英也在妓院，並應一友人之託前往應家報信，結果被鬼使神差的一舉抓獲。
按常理，如果武士英是殺人兇手的話，在應桂馨被捕的時候應該立刻逃之夭夭，何以會在應家自投羅網？更令人不解的是，武士英被捕之後，很快便直言不諱的承認了刺殺宋教仁的行徑，他供稱自己真名為吳福銘，山西人，曾就讀於貴州某學堂，後在雲南軍營中做過管帶，現因軍伍被裁，來滬一游，在茶館飲茶的時候遇著一陳姓朋友，經他介紹認識了共進會的應會長（即應桂馨），應桂馨請武士英暗殺一人，說這人是無政府黨，殺他就是替四萬萬同胞除害，並答應事成之後酬勞一千大洋，於是武士英便答應前去。
行刺那天，陳姓朋友告訴武士英說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車，正好去收十他。說完，陳便給了武士英一把五響手槍，又另招了兩人前往火車站。等他們買了月台票進站後，正好碰到宋教仁進招待室，陳便把目標指給武士英看，讓他隨後動手。過了一會，宋教仁等從招待室出來，走至半途的時候，武士英便開槍打了一下，隨後便逃走，回應家報功去了。應桂馨得知宋教仁確實被刺後，還稱讚武士英能幹，並承諾將來送他出洋遊學。武士英則把手槍繳還，後來在應家搜到。
說到青幫大佬應桂馨，他原名應夔丞，也是上海灘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應桂馨當時有兩個頭銜，一是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一是江蘇駐滬巡查長。應桂馨年輕的時候曾在上海加入青幫，後來發展了一定的勢力。陳其美在上海謀劃革命的時候與應桂馨結識，陳本人還經常住在應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這裡也成了當時革命黨人的秘密據點，于右任等人也曾住過。在這個時期，陳其美與應桂馨相互加入了對方的組織，即陳其美參加了青幫，而應桂馨也加入了同盟會。
在上海光復之戰中，青幫成了革命黨人的堅定盟友，他們自告奮勇地組織了敢死隊，在攻打江南製造局等武裝暴動中便有幾千幫會成員參與戰鬥。上海光復後，陳其美建立滬軍都督府，當時也得到了青幫的鼎力支持。在革命的最初，青幫和革命黨曾有過一段蜜月，譬如應桂馨被任命為陳其美的諜報科長，當孫中山回到上海後，應桂馨又被陳其美派去直接負責接待和保衛孫中山。孫中山前往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便是由應桂馨組建衛隊，隨同前往南京。
本來應桂馨在革命成功後應該有個不錯的政治前途，但此人身上江湖氣、流氓氣太重，他當上孫的衛隊長後，在開始的時候對前來拜訪孫中山的親朋故友還比較客氣，但後來人來得多了，應桂馨就看人下菜，有時還對客人惡語相向。孫中山見他不適合這種工作，由於將他改調臨時政府庶務長，但應桂馨又在日常工作中有貪賄行為，因此孫中山在臨時政府即將解散時將打發他回了上海。
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陳其美的支持下，應桂馨當上了中華國民共進會的會長，這是一個由上海青幫、洪門和公口聯合建立的一個準政黨組織，也是幫會組織公開化的產物。在武昌的革命黨人試圖發動南湖馬隊暴動推翻黎元洪時，應桂馨也代表共進會參與其中，後來因事敗而被通緝，並倉皇逃回上海。
宋教仁之墓，上有飛鷹
由於辛亥革命中有眾多的幫會參與其中，這些人員的素質普遍不高，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因而袁世凱上台後便採取措施解決幫會問題，以維持地方穩定。當北京政府得到應桂馨參與到武昌的暴動時，便派出內務府秘書洪述祖，希望取締共進會，並妥善處理好幫會與地方治安的問題。
洪述祖這個人也不簡單，他是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的曾孫，但此人有才無德，雖然科考不順，但他後來通過捐納的方式進入官場，並曾在劉銘傳、俞廉三和張之洞等人手下做過幕僚。但是，洪述祖的為人貪慾甚旺且膽大妄為，每次都是在任用一段時間後被逐。武昌起義後南北雙方議和，這給了洪述祖一個天賜良機，因為當時南北代表均在張之洞的首席幕僚趙風昌那裡議事，而洪述祖與趙風昌不僅是老相識，而且還有親戚關係。由此，洪述祖在南北議和中成為了袁世凱的眼線，並立下大功。
清廷倒台後，唐紹儀本打算讓洪述祖出任國務院秘書，但考慮到他之前的種種劣跡，後將他改任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與袁世凱及其內務總長趙秉鈞的私人淵源並不深，因而當他傍到袁趙這樣的新主子後是格外的賣力，爭寵立功的心情非常迫切。
洪述祖在上海也曾是幫會中人，因此很快便與應桂馨一見如故，他在代表北京政府處理青洪幫共進會的問題上，最後採取了收買的方式，並幫助應桂馨解除對他的通緝令。應桂馨在革命後受到革命黨人的冷遇，於是也很快見風使舵，投靠了袁世凱集團。與此同時，應桂馨也沒有割斷與陳其美等人關係，頗有點「雙面間諜 」的味道（畢竟當時上海還是國民黨的天下）。
對於應桂馨的投機行為，陳其美等人也早有察覺，特別在破獲宋案時，國民黨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揭發和抓獲應桂馨、從應家搜到應桂馨與洪述祖及內務總長趙秉鈞的大量密電函等，背後都有陳其美勢力的影子。
在這些密電函中，主要是應桂馨與洪述祖之間的情報交換，而在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勝利在望的時候，兩人的電報開始出現「激烈文章」的字樣。對此，歷史學家有兩種解釋，一是認為應、洪二人打算對宋教仁行刺，二是認為應、洪二人謀劃從日本購買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的劣史，以在報紙上對革命黨人進行醜化。
進入3月份後，應、洪的電文中出現「毀宋」的字樣，而這個「毀」也是同樣有兩種解釋。更糟糕的是，內務總長趙秉鈞也與應桂馨通過兩封密電，雖然是例行公事，但在洪述祖與應桂馨的其他電文中透露出袁世凱和趙秉鈞是知道「毀宋」一事的。
從電文分析來看，最開始「毀宋」的含義應當是通過媒體醜化孫宋等人，但由於應桂馨拿不出實質性證據（即所謂「劣史」），而洪述祖又提高了相當的價碼，於是應桂馨決定鋌而走險，「毀宋」變成了「去宋」，也就是要除掉宋教仁以獲取巨額報酬。就這點而言，這件事只有洪述祖和應桂馨知道，而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趙秉鈞與袁世凱了解此事。
令人奇怪的是，武士英在一星期後的法庭上卻對之前的供述全部推翻，聲稱自己此次殺宋教仁，完全是自己一個人的意思，並否認自己曾經見過應桂馨。不僅如此，武士英還聲稱自己是為北京政府除害，似乎有意為應桂馨脫罪並將人們的視線轉到北京政府。由於武士英前後的供詞翻得太離譜，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有人在幕後串供、故意唆使了。
更奇怪的是，武士英在被捕後一直表現從容，絲毫沒有畏懼的罪犯心理特徵，他在出庭受審時還沾沾自喜地說：「我生平未曾坐過汽車，此次因此案而坐公車，也是一樂。」武士英前後反覆的行為讓人覺得百思不得其解，而且他的背景也一直沒搞清楚：他的被捕很奇怪，他的供詞很荒唐，而他的死更是一個謎。
武士英和應桂馨開始被分別關押在英法租界，後來均被引渡到中國法庭，但就在預審的前一天，身體強健的武士英卻突然死亡，而整個事件一點線索都沒有。由於沒有記載有外來者接觸犯人，因而武被看守者毒殺的嫌疑最大。更要命的是，武的被殺，兇手幹得非常漂亮，竟然沒留下任何痕跡，以至於當時都沒有留下什麼有價值的證據（當然，證據也有可能被看守毀滅）。
目前史論認為袁世凱將武士英殺人滅口，這很可能是盲目歸罪的無稽之談。武士英的經歷和背景與北京政府沒有一點聯繫，說袁世凱殺人滅口非但在理由上站不住腳，而且從技術上來說也幾乎沒有可能。當時上海是國民黨勢力的大本營，當時的破案、審判等工作基本都在國民黨控制下。武士英引渡到中國法庭後被關押在上海海運局滬軍六十一團的軍營中，而該部隊是滬軍都督陳其美的老部隊改編。如果說殺人滅口，最大的可能反是來自應桂馨的幫會系統或者陳其美的國民黨內部勢力。至少，武士英的口供不一和被突然滅口，在這個幕後黑手沒有被徹底揭露出來之前（唆使武士英翻供並將之滅口的很可能是同一主使人），宋案永遠只能是一個謎。
至於後來應桂馨的死，則基本是自尋死路的。應桂馨被捕後在二次革命期間趁亂逃跑，他在逃出後躲到了青島的德國租界裡。在袁世凱擊敗革命黨人後，應桂馨犯了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他居然不甘寂寞的跳了出來，並在1913年底公開向北京政府發出請求「平反冤獄」的通電。應桂馨打著為刺客武士英平反的藉口，說什麼「宋教仁是主謀內亂之人卻死有餘榮；武士英為民除害反冤沉海底」，實際上是為自己鳴冤求功。
不僅如此，應桂馨在青島找到洪述祖（宋案發生後洪述祖立刻逃到了青島租界）強索報酬未果後，又從青島跑到北京，並寫信給袁世凱索取殺宋的報酬。這個應桂馨當時可謂是頭腦發熱，他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一開口就是索要現金50萬元，而且還要求授予他「勛二位」，兩者缺一不可。
對付應桂馨這樣的流氓，袁世凱還是很有一套的。反過來說，如果真是袁世凱指使了應桂馨刺殺宋教仁，那倒是有可能秘密給他一筆錢將之打發走，但要是刺殺宋教仁是洪述祖與應桂馨肆意妄為並讓袁世凱背了黑鍋的話，那袁世凱對應桂馨陡起殺心，那就實屬正常了。
果然，某日晚上，四個彪形大漢以搜查煙土為名爬牆進了應桂馨的住所，所幸的是應本人不在。當應桂馨得知這個消息後，他嚇得連行李也不敢去收十，便倉皇逃往天津，但最終還是不免一死。就在火車開到廊坊附近的時候，應桂馨在車廂中被人亂刀砍死，死狀極慘。從某個意義上來說，應桂馨的被殺，也算是為宋教仁報了仇。後來有證據證明，殺應的是北京執法處的郝占一和王雙喜，而下命令的人極有可能就是袁世凱。這就是一個流氓潑皮前後反覆、言而無信的下場。
更讓人頭大的是，在應桂馨被殺死後僅一個多月，在宋案中被攻擊得最厲害的另一個嫌疑犯趙秉鈞也突然死亡，這就讓宋案顯得更加的撲朔迷離。在宋案發生後，趙秉鈞辭去了總理之職，並在風聲過去後出任直隸都督。目前很多歷史書都稱趙秉鈞是被袁世凱毒死，但這種總統毒殺前總理的重大事件，多少會顯得有點離奇。
至少在相關記載中，沒有找到趙秉鈞被毒死的任何確鑿證據。事實上，趙秉鈞的死亡很有可能只是正常的病故，但由於死亡的時間與應桂馨的被殺過於巧合，這大概就是歷史偶然性的魅力了。從歷史記載來看，趙秉鈞早年跟隨左宗棠大軍參加西征，曾經在星星峽戈壁灘遭遇大風雪，結果連人帶馬埋沒雪中三晝夜，由此筋骨折傷，一生多病而且不能近女色，惟與鴉片煙相依為命。
趙秉鈞為官多年，在袁世凱小站練兵的時候發跡，並專攻警政。袁出任直隸總督推行新政後，趙秉鈞在天津籌建了中國最早的現代警務系統，開創中國現代警察制度之先河。趙秉鈞在清末一直跟隨袁世凱，後來還出任過巡警部右侍郎，他常年負責警務、民政，並無什麼特別的劣跡。最有意思的是，至少從表面上來看，趙秉鈞和宋教仁的關係還算親密，在宋教仁北京任職的時候，因為宋住在城外不便，因而經常留宿趙秉鈞家。在宋教仁退回五十萬支票給袁世凱時，也是委託趙秉鈞辦理並請求趙秉鈞從支票中代為償付五千債務。倘若兩人關係不好，斷不可能有此委託。
在宋教仁遇刺消息傳來後，趙秉鈞正在主持內閣例會，他聽後大驚失色，一邊繞桌子不停轉圈一邊自言自語：「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哪能算人？」不一會，總統府中電請總理，趙秉鈞即倉皇離去。從當時人留下的現場記錄來看，趙秉鈞的嚴重失態似乎並非是故意表演，反倒是因不知情而手足無措，假如他事先得知刺宋計劃，想必不至於如此。但是，趙秉鈞是知道洪述祖「毀宋」活動的，這才會說「人若說我打死宋教仁，豈不是我賣友，那能算人」這樣一句話。看來，趙總理雖然在政治上也對宋教仁搞了些小動作，但對於宋教仁的被殺一事，應該是為管束下屬不嚴而承擔責任。
據記載，趙秉鈞死前一直抱病工作，之前並無什麼異常之事。在凌晨5點鐘的時候，趙秉鈞突然腹中劇痛，他的家人急忙派人將天津最有名的軍醫官屈永秋、徐德順和名醫王延年請來，但這三大名醫也毫無辦法，最後趙秉鈞在當天上午死亡，其家屬、醫生等人也都沒有提出他是中毒而死。由此，認定趙秉鈞是被袁世凱毒死，多少有點過於武斷。
宋案中最為陰險狡詐的內務府秘書洪述祖，他倒是在宋教仁被刺死後以最快的速度逃到了青島德租界內。但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洪述祖在1917年春跑到上海，結果被得訊趕來的宋教仁之子宋振呂（當時年僅15歲）及宋之秘書劉白認出，結果洪先是被扭送到上海地方法院，後來又被解到北平法院，最終在民國 8年被判絞刑，而這也是民國第一次使用絞刑。在行刑過程中，不知何故，洪述祖竟然頭頸分離（也許是太胖或者是絞機是不合格產品），其狀可怖。
洪述祖在獄中時自知難免一死，他曾自作一輓聯為自己辯護，稱：「服官政，禍及其身，自覺問心無愧作；當亂世，生不如死，本來何處著塵埃。」既然洪不服氣，那就去陰曹地府見宋教仁、應桂馨辯駁一番罷。
至於另一個重大嫌疑人陳其美，更像是冤冤相報，自食其果。陳其美是浙江湖州人，數代耕讀的小鄉紳家庭出身，他們三兄弟陳其業、陳其美、陳其采都頗有名氣。陳其美的弟弟陳其采有文才，中過秀才，後來又赴日本士官學校留學，回國後出任駐滬新軍統帶，年方23歲。不久，陳其采又出任湖南武備學堂監督，官運亨通。
弟弟的成功經歷給了陳其美很大刺激和啟發，他當時在一個典當鋪里做學徒，26歲了學徒還沒畢業，想不到弟弟不過在日本留學幾年，便已經前途似錦，於是陳其美也要求弟弟給予資助並於1906年赴日，進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
陳其美到日本的時候，當時東京已有幾千名中國留學生，革命思潮廣為傳播，由此他也很快加入同盟會，並結識了黃興、宋教仁、汪精衛、胡漢民等人。與這些老資格的同盟會領導人相比，陳其美參加革命的時間要晚很多，資歷也比較淺，但由於陳其美年齡較大，而且精明強幹，社會經驗豐富，由此也很快躋身領導人之中。
陳其美雖然在革命中表現卓越，但其個人名聲卻甚為不佳，譬如個人生活腐化、流氓習氣，等等。陳在任上海都督時，由於頻繁出入下流場所，輿論經常攻擊他為「楊梅都督」。據說，有一次陶成章從南洋募款回來，陳其美向陶成章要錢作為革命經費，陶不僅不給，還對陳其美說：「上海盡有夠你用的錢，我的錢要給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用。」由此，陳其美也就與陶元章結下仇。
陳其美這個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幫的雙重身分，其為人一向膽大妄為，而且心狠手辣，民國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殺，便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復會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陳其美一手策劃，其因為個人利益關係而在革命同黨身上下如此黑手，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更諷刺的是，在陶案後，大家都發表通電抓兇手，陳其美也說要抓兇手，可兇手原不是別人，正是陳其美指使手下蔣介石乾的。
在宋案兩個月後，陳其美又策劃了一場對洪幫大鹽梟徐寶山（當時也參與了革命）的暗殺時，當時使用的手段是特製了一個古董花瓶定時炸彈，然後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將徐寶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宋案中的報案人也是個自稱賣畫的古董商人。
商務印書館的創辦人夏瑞芳與上海守備使北軍將領鄭汝成，也都是被陳其美所策劃暗殺，他還派人暗殺過與他爭上海都督的光復軍領袖李燮和，雖然這次未得手，但也將李燮和從上海嚇跑。陳其美的作風一向獨斷專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經任何法律手續下的情況下，將鎮江軍政府總參謀、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聯軍參謀長陶駿葆槍斃，並打算刺殺鎮江軍政府都督、北伐軍臨淮總司令林述慶（林述慶後來在1912年也是死得莫名其妙）。
在宋案中，陳其美的影子似乎無處不在，但目前又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陳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間，上海檢察廳的很多原始檔案都被陳其美計程車兵有意搗毀，真相更是難以查明。也許的冥冥中只有天意，擅長暗殺的陳其美最後也在1916年被人暗殺，這次的主使人人卻也是同時參加革命的幫會人物張宗昌，而且是同門。
最不可思議的是，目前絕大多數的歷史書，不管是正史還是野史，甚至是歷史小說，都異口同聲地斷定袁世凱是宋教仁被刺殺的幕後元兇，隨後他又殺了武士英、殺了應桂馨、殺了趙秉鈞，還在臨死前的那個月派人刺殺了陳其美。倘若洪述祖早一點被抓被殺，估計也得算在袁世凱的頭上。
黃興曾在宋案後激憤的說：「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但正如《論語》中說，「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餓皆歸焉」，認定袁世凱是殺人元兇，只因為袁世凱是個稱帝復辟的壞人，所以歷史便可以不顧證據的鑑別與細節的推敲，只管將屎盆子一股腦兒的扣在袁世凱的頭上，這又是何等荒唐可笑與不負責任。在宋教仁遇刺案上，歷史又何嘗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跟隨袁世凱多年的機要秘書張一麟曾對刺宋案做過評語，他說：「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奮勇謂能毀之。袁以為毀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釀巨禍。袁亦無以自白。小人之不可與謀也，如是。」
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給雕像撰寫的銘文慘烈沉痛，但到底是誰殺了宋教仁，眾多史書，眾說紛紜，至少到現在為止，不得不遺憾地說，宋教仁被刺殺一案仍舊是一個謎，于右任先生在銘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願望，至今都沒有實現。
于右任無奈的銘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勒之空山，期之良史」
註：本文的邏輯結構和主要觀點主要來自思公：《宋教仁謀殺案之謎》，在此表示感謝與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