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源:《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行為及心理分析》
陳小雅/這裡就涉及到,常人所言毛澤東的「廉潔」問題。 在「八九民運」期間,天安門廣場曾流行這樣一句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鄧小平的兒子學圈錢,華國鋒的兒子上山下鄉,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它反映的是各個時期的國家領導人,在民眾心目中的印象。從這些印象里,毛澤東看似一個非常克己、廉潔和自律極嚴的人。在毛身邊工作過的人,也曾描述,他飲食如何簡單,穿著如何破爛。在消費方面,除了抽菸,他似乎沒有更多的興趣。不論是各國元首送給毛澤東的禮品,還是家鄉百姓敬貢的土特產,毛澤東一概交與國庫或分贈他人,據說,在各種禮品中,毛澤東只留下四件東西:一是西哈努克送的一個公事包;二是齊白石送的一方硯台;三是郭沫若送的一塊懷表;四是宋慶齡送的一對鴨絨枕頭。……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索取,的確連一個清廉的省、部級幹部的水平也達不到。 這些情況表明,毛澤東並非一個「物質享受型」或「享樂型」的人物。但是,這即便是事實,也只是說明,毛澤東的消費癖好,與「俗人」的興趣有所不同而已。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的消費也被掩蓋在「工作需要」的幌子下面。 在上一章,我們已經談到,毛擁有一個龐大的、需要專人管理的圖書室。從他的圖書管理員徐中遠的回憶,我們大致可知毛澤東這方面「消費」的路徑。 例如,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第二次要看《水滸》,而且指明要看《金聖歎批改水滸傳》。此時,在他的書庫中,已經有十二種不同版本的《水滸》。但是這一次又與前次不同,他「要找線裝本,字大一些的。」大約是線裝的比較輕,豎排本也便於卷握,適於床上閱讀;「大字本」則是方便他日益下降的視力狀況。但在毛澤東的存書中,字都比較小。秘書將此情況向毛匯報之後,毛讓他們「再到北京圖書館或者其他的圖書館去找」。以後,秘書們從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翻箱倒櫃,找了一部線裝本《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字較大,也是金聖歎評點過的。又到首都圖書館借來一部《全像繪圖評註水滸全傳》。後一種,主席翻看後第二天即退回。前一種毛就「一直留在身邊,默默伴隨著他度過終身」。 他的藏書,據說共有「十多萬冊」,到底有多少是買來的,多少是「借用」的,或者乾脆是索要的,目前尚無專文揭示,但從他的一些秘書「近水樓台先得月 」──憑藉權勢和工作機會聚斂古籍善本和文物的行徑,可知毛澤東借「工作」以自娛的一斑。有資料顯示,在毛的身邊,一大批權貴、文化界的「把頭」人物或者位高權重的秘書,都有紛紛向國家寶庫──故宮博物院或地方博物館伸手──「借用」文物的事情。那些帝王聚斂的財富──宮廷珍寶,包括價值連城的書畫、印章、陶瓷、瑪瑙、自鳴鐘、八音盒等古玩,就憑一紙「借據」,被他們無償享用。礙於國家的文物制度,這些「借」出去的文物不利於保管和保養,保管人也無法負責,有關部門竟不得不以「作價」的方式「賣」給他們個人。而這種作價,完全不是根據文物的價值,而是象徵性的收取「幾元」、甚至「一角 」錢。就這樣,多少價值幾百萬的國家財產,就「合法」地變成了私人收藏。 當然,這些「文物愛好者」的收藏,大量是從民間「市場」上購買來的。1949年的革命、三年「自然災害」,包括後來的文革,使大量過去由金權和文化貴族私人收藏的文物流入民間,它們或者因民間的收藏者不識貨、或因主人生活所迫,而以極賤價賣給文物商店或古舊書店,文物商店或古舊商店則為這些新朝權貴 ──也就是那些出得起錢的人──留存或通報消息。以至於在這些「收藏家」之間,還演繹出不少明爭暗鬥。文革前,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就因「非法收購文物」被有關部門立案;毛澤東的兩個秘書──陳伯達和田家英的宿怨,據說也與古玩有關。據陳烈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田曾多次隨毛到杭小住,自己趁便通過那裡的古舊書店搜集了不少江浙一帶的清代名人墨跡。1961年,田又奉毛命到杭州搞「農村搞調查」,大概是由於「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生活的拮据,不少人把祖傳的文物也拿出去賣了。所以,過去只能從畫冊上看到的文物照片,這個時期卻可以在市面上見到了。也就是在此時,田家英「意外」地發現了鄧石如的一幅對聯 ──「海為龍世界,雲是鶴家鄉」,立即買了下來。據梅行、范用說,田回京後即把此物「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愛難割捨,「借」去掛了很長一段時間。陳伯達就是在毛處看到這副對聯後,要求參觀了田家英「獨步海內」的收藏。而據陳伯達的兒子最近披露,田的真偽藏品,達「一千五百多件」。 田的這些活動,是否與毛有關?當時在毛身邊的另一位工作人員的一則回憶透露出一些信息: 田家英與毛澤東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情趣和愛好。毛喜歡讀中國古書,喜歡中國歷史,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中國舊詩詞。田也有這方面的特殊愛好。…… 毛澤東可說是當代一流的書法家,尤其擅長草書。他喜歡看字帖,特別是草書字帖,這是他的重要娛樂活動,也是最好的休息。……他多次要過懷素自敘帖。我們見到懷素的字帖,只要好的,就買下來給他送去。1961年10月27日,毛澤東要看懷素《自敘帖》,並指示我們,把他所有的字帖都放在那裡。從此,我們就在北京和外地,買來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放在他的臥室外間的會客室里,擺滿了三、四個書架。……以便隨時觀賞。1964年12月10日,毛澤東要看各家書寫的各種字體的《千字文》字帖。我們很快為他收集了三十餘種。行草隸篆,無所不有,而以草書為主,包括自東晉以下各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智永、懷素、歐陽詢、張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趙孟俯、康熙等,直到近人于右任的作品。 除了買字帖供毛澤東觀賞,我們有時還到故宮借一些名書法家的真跡給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陳秉忱向故宮借了二十件字畫,其中八件是明代大書法家寫的草書,包括解縉、張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等。(選自陳小雅《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行為及心理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