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這份躊躇滿志的得意之情，通過兩篇文章表現出來。一篇是新華社社長李從軍6月2日用中英文雙語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構建國際輿論新秩序」 （TowardaNewWorldMediaOrder）；另一篇是6月23日《瞭望東方周刊》發表的「BBC中文廣播消逝的台前幕後」。後者主要表達了一種幸災樂禍之情，除顯示出為文者心胸格局狹小之外，其餘未足深論；前者卻無異於通過《華爾街日報》向世界發布了一份中國大外宣雄心的宣言，一副欲執當今世界媒體帝國牛耳的暴發戶之態躍然紙上。
且先看看「李從軍」說了些什麼——我在這裡用引號將李的名字括起來，是基於以下事實：中國近幾年學會用官員個人名義發表政治觀點，放點風以窺測反應，以便惹出麻煩來之後有迴旋餘地。所以「李從軍」寫的文章不僅僅只是李從軍的文章。理解這一點，是理解 「李從軍」文章包括其它同類文章如朱成虎言論的關鍵。
「李從軍」要「構建國際輿論新秩序」，當然是認為現有秩序存在嚴重問題。「李從軍」找到的問題是，「由於目前國際傳播缺乏足夠公平的『定約』與博弈，現代資訊流和國際輿論場的『橋』正在發生某種斷裂。」
找出國際傳播的致命缺陷時，「李從軍」仿佛忘記了以下事實，在國際社會中，中國恰好是當今世界上國家信用與制度信用最糟糕的國家。可資佐證的事實信手拈來，比如中國至今簽署了22項與人權有在的國際公約，但幾乎未遵守任何約定。比如最近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概念股因涉嫌財務欺詐，百餘家不是被停牌就是被列入禁買名單。至於「李從軍」談到的「現代資訊流和國際輿論場的『橋』正在發生某種斷裂」，其原因不是西方社會控制媒體管制網際網路（《華爾街日報》讓李從軍發表宣言就證明西方媒體的開放度），而是緣於中國控制媒體與網際網路，這種控制才是阻斷資訊流的罪魁禍首。
「李從軍」接下來表示，要「在傳媒領域進行一次建設性的遊戲規則變革」，他仿照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之數，也提出四項原則，即「更加公平、更多共贏、更大包容、更強責任」。這些話從字面上聽起來似乎不錯，但一考量作為「喉舌」的中國官媒與西方自由媒體的實質差異，就發現問題實在太多。
美國等西方傳媒有兩個基本稟性，一是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保持媒體對政府的批評與監督職能。約瑟夫•普利茲那句名言描繪了西方媒體從業者的社會職能：「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二是求真，哪怕真實是醜惡的，也必須公之於世以示警醒，優秀的媒體記者往往以做「耙糞者」自豪。
這兩點，恰好是中國官媒一力排斥的。中國官媒所具有的特點正好與西方相反。首先，中國的任何官方媒體從誕生之日開始，其生存價值就是做「黨的喉舌」。官媒與政府的關係是接受政府監督，並視吹捧政府工作及政策為「弘揚主旋律」。其次，中國的媒體報導不求真，選擇性與粉飾性極強。全世界只有中國「創造性」的將新聞分成「正面新聞」與「負面新聞」，只要有損於黨與政府形象的，哪怕就是每天發生的事情，也屬於不能報導的「負面新聞」，一個記者如果報導負面新聞，輕則受警告處分，重則被踢出這個行業，甚至入獄——在我寫這篇文章之時，正好發生一件足證中國新聞傳播業不同於世界的事情：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范紅被請為改善東莞城市形象出謀劃策，她出的第一個主意竟然是：要改善東莞城市形象，必須嚴防記者對該城市的抹黑。這次座談會上就是她要求所有記者離場。（專家座談范紅請記者離場稱擔心選擇性報導抹黑）這位元教授教的新聞學難道是「傳播控制學」？
中共對外開放後，無論是價值觀還是行事方式，都難與世界接軌。尤其是政府嚴厲控制媒體、迫使新聞媒體對權力奉獻諂媚，說假話套話空話，更與世界新聞媒體基本準則扡格難入。中共的大外宣計劃，只不過是炮製了一些更精巧的宣傳品，但宣傳品再精巧也只不過是宣傳品，不會有多少受眾。「李從軍」們不僅不反思這正是中共政府的行為完全違背了普適價值，從而使中共的大外宣成為世界媒體帝國的異類，反而認為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輿論秩序……直接影響國際傳播的可持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造成當今世界一些矛盾和問題的因素」，仗著政府罔顧民生搜刮民財，腰包里有幾個錢，就希望改變世界媒體帝國的遊戲規則。
毛澤東當年曾說過「讓新華社將地球管起來」的豪語，新華社始終被這個白日夢所激勵。如今，新華社從規模上、人員上確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訊社，正利用可以大把燒錢的優勢向世界鋪天蓋地地宣傳。但宣傳就是宣傳，不依靠強權做後盾，新華社無法強迫世人接受謊言的灌輸。可以預測，中共以新華社為主體的大外宣既改變不了世界媒體的遊戲規則，也無法獲得媒體應有的公信力。它對世界所做的「貢獻」只是為一些失業的外國記者提供了新飯碗，為本國想移居外國的媒體從業者提供一個合法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