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s雜誌記者袁凌
讓沉默之物發聲
我要做的，就是讓被埋沒焚化的材料重新呼吸，站立起來並發言
2008年，我在北京一處家庭聚會中初次見到了王玉萍。當時，她剛從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出來，身上有股味道。
後來我去到北京南站的上訪者居住區，看到平房裡的大通鋪，人體混濁的氣味和遭際的苦澀融合在一起，濃得化不開。冬天來臨，我參與了在他們當中發起的公益活動，一些隱晦的內情逐漸向我敞開，我看到了從勞教所裡帶出來的身體印痕，聽到了一個已經殘廢的女人講述身受老虎凳、死人床的經歷。她平淡地提到的這些名詞，在我聽來卻悚然驚心。
我心底從此存儲了一個願望，想要說出這些名詞。這個願望越來越強烈，卻又要用更大的忍心埋藏，因為很難找到說出的時機，而攜帶它們的風險也是難以準確估量的。就我個人而言，似乎也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一題目。
出於機緣，我接觸的勞教者群體漸漸集中於遼寧馬三家勞動教養院(後改成勞動教養所)女子教養所。我做了很多次她們的錄音，儲存在電腦中，偶爾放出來聽聽。
她們的聲帶，有的已過花甲之年，有的還年輕，卻強行被打上了滄桑印記。
兩年前，有人交給我一份寫在棉衣襯裡和衛生紙上的密麻麻的日記，使我第一次目睹勞教所內生活的第一手記錄，這些倖存的物證有種經過痛苦打磨後的堅實質地，帶有不由分辯的說服力。
我感到，有可能通過語言、物證的互相配合，經由類似考古學的努力，讓沉默者發聲，還原真相。
我開始注意搜集被勞教者們的材料，這些列印、複印或手寫的材料漸漸積滿一個大袋子，呆在我出租屋書堆的一角。多數時候我沒有心力打開看，它們的沉重似乎過於千篇一律，複製的力量已能壓倒一個閱讀者。有時，我覺得它們註定只能像這片國土上的眾多證物一樣歸於湮沒，而我是一個乏力的見證人。
（二）
2012年下半年，勞教的冰蓋出現裂痕。原有念想在情勢激發下漸漸甦醒。春節以前，我把選題構想向法制組和LENS雜誌領導提出，得到支持。在北京南郊東高地，我集中接觸到幾批勞教人員，看到她們佝僂的步態，花白的髮根和身上的傷痕。綿綿不絕的講述再次考驗著心理能量，每次採訪都使人精疲力竭。
回到家中，我重新打開塵封的布袋，翻檢以前的材料，我發現了很多以前沒有注意到的東西。同時，在勞教人員那裡，我也發現她們竟然竭力保存了如此多的物證，又是在難以設想的艱難中保留和攜帶出來的。我感到她們遠比我原來想像的富有證據意識、理性思維，只是她們身上的這些價值沒機會體現。
自然，也有在長期受虐之下精神瀕於分裂，或身體處於崩潰邊緣的。我和朱桂芹在東單見面，因為想找一家聊天的咖啡館，而一直走到張自忠路。開始走得很急，後來我發現她帶著一厚包材料已經難以跟上。我明白這是教養院造成的後果。她過於瘦小的身體似乎冒出蒸汽，頹然坐在街邊。這一幕一直留在我心上。
我也發現，關於勞教所內情的資料，並不像想像中的那樣罕見。一些有良心和專業水準的當地律師參與了勞教案件，有些還留了取證筆錄，成為有說服力的書證。在被勞教者的不懈爭取下，官方也被迫留下了部分文字材料。
雖然其中大多都避重就輕，但也提供了部分事實的線索。一扇沉重的大門，一旦克服內心的畏懼和虛無感，真的鼓起勇氣去推開，就會顯出門上的裂痕。
（三）
3月，北京已萌動春意，瀋陽卻是冰雪厚積。馬三家這座有57年歷史的勞教城，覆蓋在沉寂的冰雪中。
勞教城入口掛著思想學校的牌子，但裡面的多座勞教所、戒毒所皆是高牆鐵絲網，現代化的監禁設備在寒冷的太陽下熠熠發光。在這座沉鬱的北方城市，經過幾天的奔波輾轉，我終於接觸到一些人和線索，尤其是敢於講述情況的內部人士，他們讓我明白，任何地方，在看似灰漠一片的鐵幕背後，仍有人存在。
這足以補償我通過正面渠道在司法廳及下屬勞教局等部門遭遇的寒冷。傳達室的反覆推手，門衛的呵斥，終於進入大樓後因為沒有官頒記者證遭遇的面有得瑟的拒絕，使我盡嘗做一個調查記者的內心挫折。
最後，需要面對繁雜的材料，像一堆閃著金屬的光、冒著煙的灰燼，需要在其中翻找、穿插、剪裁、印證，使已經被埋沒焚化的它們重新具有呼吸，站立起來並且發言。也許，它們活過來需要的其實並不多，只需一點心血。但要把針刺入自己的心腔，取得這一點心血，對於我來說仍極其艱難。
無題
上帝不能把她們皮膚和神經叢上的顫抖
帶出大門
她們自己也不能
因此代替神
留下在場的物證
我像一個考古專業的肄業生
在踝骨上尋找
銬齒的印記
在太陽穴里追躡
電擊的軌跡
在官方判決的鐵壁上
摸索真相的裂痕
想要發掘出一個人
一個碎裂成泥又拼接起來的人
一個只燃燒一瞬的火柴人
一個人的存在
才能保存真相
神不能
她們也不能
她們的記憶被人扣留
舌頭打結
陰部受到檢查
腦子裡固執的想法
被鐵絲反覆剮刷
直到刷掉那個字的寫法
簡單的一撇一捺
沒有人
這裡沒有人
只有一個
人形的空白
我們用
將被收回的呼吸
為人形作證
